托特瑙山之谜

注：选自小书《我的自由源泉》。其实本想说说香港和苹果日报的，却只能道读书吧。

1922年，海德格尔在德国南部黑森林中的托特瑙小镇附近的山坡中建了一个小屋。小屋极为简朴，很长时间不通水电。在1933年的一篇短文中，海德格尔描述过这个小屋：“建 筑 面 积 6 米 × 7米见方，三个房间：带小厨间的厅房，卧室和书房。”在这个小屋里，海德格尔思考与写作了近50年，《存在与时间》《林中路》《人诗意地居住》等都在此完成。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个小屋不只是一个工作室，更像是一种人栖居于地球的方式：托特瑙山于是有了一种哲学的深意。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奥地利诗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1991年的时候便写过一个戏剧叫《托特瑙山》，主人公为一位老年男人和一位中年妇女：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可以看做是作者与奥地利现实的对话。这个晦涩的剧本在耶利内克获诺贝尔奖之后，也被迅速翻译成中文，多少人会去看是我更好奇的问题。

同样的晦涩难懂也存在策兰的那首《托特瑙山》的诗中。

1967年，策兰应弗莱堡大学之邀，举行诗歌朗诵会。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与海德格尔相见。诗歌朗诵会安排在7月24日，这是根据海德格尔的日程安排的。当晚，在弗莱堡大学礼堂里，有上千名参加了诗歌朗诵会，海德格尔坐在第一排。在这个礼堂，海德格尔也做过两个著名的演讲，一个是他回弗莱堡大学接替胡塞尔教授职位时的一个演讲《何为形而上学？》；另一个便是1933年，他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时的就职演说。在这篇演讲中，他引用了纳粹或是与纳粹宣传合拍的言词，提出了“知识服务”的要求。

在诗歌朗诵会之后，海德格尔邀请策兰去他的托特瑙山小屋做客。这一天，在海德格尔与策兰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学者的答案是越来越多，但资料其实很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策兰在小屋逗留期间，在来宾簿上留下短短一句话：“进入小屋之书，看着井之星，期盼着一个向我而来的心中的词。1967年7月25日/保罗·策兰”。一个星期后，策兰完成《托特瑙山》这首诗，送给了海德格尔。

是和解还是清算或是道歉？策兰心中期待的是一个什么词？《托特瑙山》表达的是什么？自此之后，策兰与海德格尔的第一次见面以及这首诗，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争论之焦点，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两位会面者的另一层身份：策兰的父母都惨死在集中营，策兰本人也是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而海德格尔却始终不为自己过去曾加入纳粹党迎合纳粹的行为道歉。起初，大多数的解释是非常“政治正确”的：一个受害者一个帮凶。不过，近年来，这种解释已经遭到普遍否定。否则何以解释1968年6月和1970年3月两人的第二次见面和第三次见面。

实际上，策兰曾经的女友英格伯格 ·巴赫曼是以《对马丁 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批判接受》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的。从他与女友的交谈可知，策兰对海德格尔是相当了解的。1952年起，策兰开始定期购买和阅读的著作，在策兰的私人藏书中，有33本海德格尔的著作。策兰也是海德格尔颇为赏识的诗人，据说，他曾请求策兰为自己70岁生日写诗，不过策兰拒绝了。策兰来弗莱堡诗歌朗诵会时，海德格尔和弗莱堡的许多书店打过招呼，让他们将策兰的书陈列于橱窗醒目位置。1968年1月30日，纳粹当政35周年之际，海德格尔给策兰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除了感谢诗人送给他一份意料之外的大礼《托特瑙山》之外，还认为：“在那之后，我们对很多事情都避而不谈。我想，在某一天的谈话中，其中的一些会摆脱这种不被言说的状态。”

“不被言说”“避而不谈”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只能让后人无限猜想，这也是手上这本沃夫冈·埃梅里希的《策兰传》最吸引我的地方。虽然这本传记跳出了简单的“政治正确”，不过也没有提供让人信服的解释。也许，想在这本薄薄的传记中找到些许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对海德格尔还是对策兰，他们都太难懂了。

策兰在写给老友的一封信中曾说：“我从未写过一行与我之存在无关的文字，我是一个——你也看到了——现实主义者，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但实际上，策兰的诗歌非常难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策兰方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如大量的资讯代码。策兰曾说“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月20日’载入其间。”什么是“1月20日”，这个时间有蕴藏很多信息，首先，策兰希望藉此让人想到毕希纳的小说《伦茨》的开头。更重要是，制定屠杀犹太人战略规划的万湖会议是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在策兰看来这一天意味着不久父母死在集中营里。此外，策兰和英格伯格·巴赫曼是在1948年1月20日相识的，两人相恋半年，维持了终生的友谊。还有人猜测，也许策兰还想到了让 保罗的小说《提坦》，这本小说其中有一个章节便是以“1月20日”为题，它向我们描绘了一种特定的“叙事游戏”。在策兰的诗歌中，充满了”1月20日“这样的资讯代码，因此，要理解策兰的诗歌，仔细阅读他的传记似乎是必修的功课。不过，读完之后的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是，更加难以理解策兰，以及他与另一位哲学家的托特瑙山之谜。

策兰生前最后一次旅行，是1970年3月20日，是去斯图加特参加荷尔德林诞辰两百周年，之后他又去了弗莱堡，那里举办了一场他的诗歌朗诵会。海德格尔再次参加了他的朗诵会。仅仅一个月后，4月19日晚，策兰跳入了塞纳河。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对于他的死，沃夫冈· 埃梅里希的《策兰传》用了阿多诺来解释。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 “那些侥幸逃脱而按理会被杀害的人，他们在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还能让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尤其是，是否还被允许活在这个世上。他的继续生存需要冷漠。这冷漠是市民主体的基本原则，没有它就没有奥斯维辛的可能：姑息的大罪。”在作者看来，策兰之死正是缺少这求生所必需的冷漠。同时这种缺乏和某种洞察力紧密相关，“这洞察力，它不再读得懂生命，因为它曾经读懂过它。”

对于阿多诺的这个论断，策兰是发表过意见的。在他的诗集《呼吸间歇》书页留白处写过一段这样的笔记：“或许奥斯维辛后不再有诗（阿多诺语）。在这里，怎样理解“诗”这一概念？是一种狂妄，一种敢于从夜莺或乌鸫的视角来观察或叙述这一个臆断推理式的奥斯维辛的狂妄。”

可见，诗人是基本认同阿多诺的论断的，否定夜莺式或乌鸫式的两种诗歌，前者假装灾难没有发生，后者则幼稚对灾难进行幼稚的叙述。那么，该如何用诗来描绘奥斯维辛呢？策兰做了试图做各种尝试，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歌。他那篇著名的演讲《子午线》就讨论到，在“纯”艺术与反人类罪行间，只存在着可怕的一步之遥。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传记却没有提到策兰和阿多诺交恶一事。犹太哲学家阿多诺将犹太父亲的姓Wiesengrund缩写成W，而选用了其意大利裔母亲的姓名阿多诺，以隐藏自己的犹太根源，策兰曾多次指责他。在与阿多诺交恶之后，策兰将其视为战后新纳粹的帮凶，并在诗文《母亲，母亲》中责骂阿多诺等犹太左派学者：“母亲,母亲!......他们将你/写上刀刃/文化般轻快,左派尼伯龙般地....../不是深渊般地, 不 , 而 是 / 草 地 / 深 谷 般 ,/ 他 们 将 你 / 无 数 次 写 / 上 / 刀 刃 ”。

可惜，这本传记几乎没有解读策兰与阿多诺的之间关系，对于策兰之死的阿多诺解读似乎过于政治正确而流于简单了。实际上，它亦如托特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