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危機，找誰聲援？

近日又再在網上看到聲討本地非政府組織沒有行動聲援抗爭者，讉責他們彷如活在平行時空，甚至說平日籌款就兇狠，要他們幫手時就碌撚。這些貼文令我想到外地的抗爭者面對專權的暴力鎮壓時，會找誰聲援這個問題。當然我會想到有豐富抗爭經驗的拉丁美洲人民，究竟他們的思路和行動是怎樣？

拉丁美洲是一片充滿苦難的土地，人民不只會因為反政府而被槍殺被消失，揭發政府和財團惡行的記者不時會被滅口。以2019年至今為例，拉丁美洲共有12位新聞記者被殺。從支援記者的獨立組織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報告看到，其中7宗兇案已證實直接跟報導有關。不只記者是高危行業，環保人士亦經常遇害。根據Global Witness的數據，2018年拉丁美洲共有83位環保行動者被殺，因為他們關注當地非法開採礦物或伐林、監察跨國農業或興建水壩等工程對環境的影響，而被政府或財團買兇殺人。由於拉丁美洲人跟專權和財團以命相搏多年，他們已經跟各地人權關注組織有高度的連繫和合作，亦因此已發展出非常完整的系統，詳盡記錄每一個個案，然後以不同渠道向相關政府或財團施壓。以智利近日抗爭為例，人權組織 INDH能迅速跟進5宗示威者被軍警殺害及8宗被性侵犯的個案，並已向法院提出刑事訴訟。面對香港政府和警察的濫暴，我們必須趕快向拉美抗爭前輩學習，短期內要跟國際人權組織緊密合作，長期方面，要爭取像智利 INDH一樣的公營人權監察機構。

拉美抗爭者另一個優良傳統就是國與國之間的民間聲援。拉丁美洲有最少三個老字號的抗爭先鋒，每逢遇上這大片土地上任何民眾運動誕生或遭受打壓，他們都會團結聲援，壯大力量。其中三個抗爭元老級單位包括70年代阿根廷發起的五月廣場母親運動(Madres de Plaza de Mayo)、80年代巴西發起的無地農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還有90年代墨西哥原住民發起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 (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這三個組織，不只仍然活躍於自己國內的抗爭，更時常義不容辭聲援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民眾運動。拉丁美洲提醒香港人，我們有連結亞洲地區內的抗爭前輩嗎？除了看韓國的逆權系列電影為自己打氣，我們有結連光州民主運動或近年推翻朴槿惠政府的「燭光革命」嗎？又或者印尼推翻蘇哈托獨裁政權的民主運動？ 菲律賓當年反馬可斯的運動？筆者也是7月尾參與了一個論壇，才多了一點了解亞洲地區抗爭前輩的經驗。可以肯定的是，相比起拉丁美洲，我們忽略了亞洲抗爭運動之間的互相支持和聲援，亦因此未能做到團結而帶來對政權施壓的力量。

當然拉美各國自身最大的民眾力量之一仍然來自傳統的工會。以近日智利為例，上星期能夠發起一連兩天的大罷工行動，是迫使總統皮湼拉作出取消地鐵加價及提高最低工資、退休保障等讓步的主因。而能夠成功發起罷工，工會的角色非常重要。例如智利主要的外匯收入來自銅礦，所以當銅礦工人工會參與罷工，兩天停工就已經令產量減少5000噸，約為第三季度總產量的3%。又例如碼頭工人參與罷工，令全國20個貨運碼頭無法運作，亦構成對政府的實質壓力。這次反送中運動，罷工仍是有待建立的抗爭傳統。當然仍要感謝8月5日，不少公務員或企業員工成就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罷工行動，而不少有份參與的打工仔更要付上被部門或公司無理解僱的代價。縱使後來多次民間發起罷工都未能成事，長遠來說，要建立對政權有力的監察，工會的力量仍然是我們不能繞過的一座山，至少拉丁美洲的抗爭者一直依賴這道民間力量來對抗政權。

回到文首提到這幾個月來一直有民間聲音期望國際非政府組織站出來發聲。我當然明白這是抗爭者自然的心理和實質需要，期望所有同路人站出來聲援，相信每一分力量的重要。而我個人的意見會希望香港人無論抗爭方面對準政權，在尋找協助方面同樣能參考海外經驗，集中力量尋找真正重要的單位連結，團結力量令政權聆聽人民的聲音和執行民眾的意願。從這層面看，國際非政府組織因著工作性質，所能夠做的非常有限，我不會浪費時間要求他們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