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独立写作者\社会创新设计师,长期关注、推动女性议题,热衷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普及公民教育,擅长性别、社会、政治、传播等各种泛社会科学领域的话题

从《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谈谈政治立场的问题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公共?

先说个别的事。我朋友圈的学者还挺多的,不久之前我看到一个计算机博士转发了一篇和穆斯林有关的文章,我点开发现文章是明显的极右翼叙事体系,里面对穆斯林的妖魔化已经到了骇人的地步。所以我立刻提出了质疑,这位朋友也很坦诚,说:“我分辨不出来。”然后我回答:“理解,这不是你的专业领域。”

说这个的意思就是想分享两个观察,第一,政治素养不是必然和受教育程度和学识高低挂钩的,政治素养是需要专门培养的。第二,在缺乏对政治生态的了解的前提下,人们——无论是生产这种叙事的人,还是接受它的——都很容易把一种带有强烈立场倾向的叙事当成事实,从而忽略叙事和事实的巨大差异,而且以人类迄今认知复杂系统的能力,这种差异只能不断缩小,但不能弥合。

立场本身形成偏见,就像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一种新的视角即产生一种新的盲目”,我还喜欢另一句话:”从未对任何一种身份或特质产生认同的人什么都看得到,也什么都看不到”,还有“悲剧就是正确与正确的对抗”,其实表达的都是相似的意思。

所以我作为一个生产叙事的人,一不会掩盖自己的立场,二是时刻都要反思自己的立场。而当我作为一个叙事的受众,学会分辨对方的立场——对自己能否进行不被裹挟的思考来说——也至关重要。

我觉得那是政治素养的一部分。谈政治议题的人想避开对立场的acknowledge(认可)其实很可笑,因为说得简单粗暴点,立场就是政治。

在看完《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这篇文章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对作者赵同学的立场很感兴趣,因为看他的自我定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在朋友圈随便调侃了一句:“打死我都不相信作者是左翼,左翼怎么可能摘抄刘慈欣。看到开始摘抄刘慈欣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失控了。”

并非贬低大刘,而是我身边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青年,一直以来对于大刘作品里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是批判得毫不留情的。

但我说完后立刻就想到,中国语境下左翼的定义和西方左翼并不是一回事。然后很快有朋友在我这条下面评论:左翼国家主义。我觉得这是比较接近的,再看赵同学在第二篇《香港青年的“幼稚病”,与大陆青年的“皈依者狂热”》里数次摘抄毛爷爷的语录,这大概就不言自明了。

想说如果第一篇《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里面,我其实还比较接受他对于香港经济和资本家的批判的部分,第二篇《香港青年的“幼稚病”,与大陆青年的“皈依者狂热”》只能告诉我一件事,那就是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这篇文基本上是车轱辘似的把自己的上回的论断强化一遍,再把质疑和反驳自己的人又鄙视一遍,那种态度并非开放讨论,而是倾轧。

一个人有立场有偏见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此毫无意识和反思,还越发狂妄。我想引用一句不好听的话,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自我反思,那和大众有什么区别?

倘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狂妄本身就是对信仰的最大讽刺。我虽然只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也能感受到,我的马克思主义朋友一是对普通人拥有极强的共情能力,二是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大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和限制,从而避免把任何社会问题的责任归结到普通人身上。

就像我上面所说,我相信以赵同学的人品和写作者的信用,不会在讨论香港经济和教育问题的时候使用虚假的数据,所以我是认可他这部分信息的。但是在立场先行的情况下,对数据的选择仍然可能产生偏颇,这部分事实也很可能是不全面的(就如同《请收起你的厌港政》里对教育问题的反驳一样)。但文章最大的问题是归因,也就是对于提出来的问题(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作者的想要说的是“没救了”或者至少是“很悲观“,然后他把“没救了”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了三方面:1.香港青年“蠢”,2.教育的问题,3.经济(大资本家)的问题。

我们暂且不说以上三个论据在具体论证上存在什么问题,我只想说,里面缺失了一个最主要的维度,那就是对政治的讨论。香港作为一个和大陆不同政治体制的特区,它的问题脱离不开长久以来和大陆互动时产生的dynamic,而这后面有整个历史的语境。在这个问题上,墙内和墙外提供的信息差别很大,很多墙外学者写的文章,首先注意到的都是政治维度,他们不但分析香港和大陆的互动,甚至扩展到了香港作为全球两种体制与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毛衣站时期)产生碰撞的“桥头堡”位置的尴尬处境。

为什么墙内学者难以对此展开深入讨论,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知识分子们的这种自我阉割,对大众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在长期去政治化的公共舆论环境中浸泡,普通人普遍地失去了对政治的敏感度以及理解和讨论政治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在面对仇恨言论甚至是阴谋论为基调的叙事时,很难有抵抗力。

极端民粹现象同样发生在香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要问那些同样妖魔化大陆人的少部分香港人是不是“蠢”,我会说是的,但文章的结论并不在此。我对《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最失望的地方也就在于,我以为作者在分析了那么多经济和教育问题之后,能够自然地把矛头从普通人转向这个系统,没想到居然又回到了原点,直接把议题变成“香港的年轻人们还能变聪明点吗?”

我对政治和经济的很多知识可能比不上赵同学,毕竟我专业也不对口,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也看出来赵同学很清楚自己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文章去除了对“互动”的讨论,也把大陆描绘成了一朵白莲花。但一个人怎么有脸在续篇里问出那句:“但我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够谈一谈香港青年反对派们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场”来以此证明香港青年的诉求都是景观式的走过场,以及香港青年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难道大家心里没数吗?《请收起你的厌港症》这篇发出来没多久就被删,其他人写一篇质疑的文章,都必须自我审查,说“只能点到为止”,当对手已经噤若寒蝉,你以为自己的声高就代表了胜利吗?

作者在文章里处处透露出来的自以为是的狂妄,让人匪夷所思。明明在前面反复抨击香港青年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最后在指点“香港青年应该学学别人该怎么做”的时候,又使用了大量西方的例子,毫不承认中国本土的民间实践。

我很同意新闻实验室的一篇会员通讯文章《请把人当人看》一文里所指出来的问题:在这个充满了猜疑和冲突的世界,无论中美之间,还是港陆之间矛盾都在加剧,“非人化”叙事的大行其道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撕裂和对立,要抵抗这种恶化的潮流,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拒绝这种非人化的态度,也就是说要把对方当人看,而不是智商低下的猪狗、任人摆布的工具。

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写这篇文章很紧迫,因为我们从讨论政治立场出发,最终是要超越每个人的立场,找到一个共识地带,是共识让人们可以互相连接,形成健康、有韧性而互利共赢的社会。

要形成共识,除了我之前提到的自我反思外,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公共”,我们要建立、保护和促进我们的公共空间、公共舆论、公共精神、公民教育……。人是复杂、变化着的人,是超越他的任何一种思想、行为和言语的,一个方面的矛盾不足以让我们把彼此开除人籍,甚至以此来互相攻击、戕害。越是在残酷的趋势里,越应该停止这种行为。

以我的经验看来,这个过程必须在公共领域完成,因为只有在公共领域,我们才有机会面对足够的复杂性,能够看见和听见彼此,理解不同的文化、思想、喜好、诉求和生活方式,并且能够抑制自身的恶意和偏见,尝试去平衡和融入。而有了他人形成的坐标,一个人才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清晰地认知到“我是谁”,并作出明智的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我强烈抗议”墙”的越建越高,一个被日益污染的公共舆论场首先是因为它是个不自由的舆论场,它完全失去了自净能力。

很多人预设身处于西方的人必然会被西方叙事“洗脑”,其实恰好相反,我和周围很多人都是到了美国,才开始对西方叙事产生警惕和批判的。自由派的价值观教会了我自由意志、以人为本,而马克思主义也教会了我人的局限和社会构建对人的影响。所以我才既不会狂妄地认为一个人可以脱离环境为所欲为,也不会认为人是完全被环境所摆布,只能随波逐流的。

同样,我喜欢学术,也很喜欢世俗生活,精神虽然是向上飞升的,但肉体是脚踏实地的,所以我总是处于二者的拉扯之间,既不会因为理想而飘得太远,又不会因为现实而下沉得太深。

有一个朋友在看完我之前那篇《没想到我这辈子也能有丧家之犬的感觉》之后说:“我的思想进化了好几次,曾经都很偏激,极度愤青到极度毛左再到如今的不持偏见的以绝大多数立场为准,或许还会进化,就像我看到你这篇文章后就又有了些改变。”

他最后一句话很打动我,说“你内心的正义是远高于你此时的价值观的。”


人类进化了这么久,才能让绝大多数人都有机会主导自己的思想、身体和命运。我们不要浪费前人的血汗,既要去了解政治,又要对政治保持警惕。人是非常容易被话术、被意识形态蛊惑的动物,然而脱离了现实的语境,纠结于意识形态必然会走向党同伐异。历史上的很多灾难,并不是“非蠢既坏”的人干出的,而恰恰是是人们在追求“正义”和“正确”时做出的。

《苏菲的世界》中一章在讨论休谟对理性的认知时说:“我们之所以做出负责任的举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智发达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同情别人的处境。一个人可能宁愿地球毁灭也不愿意自己的手指被割到,这与理智并没有什么冲突。“

“如果你看看历史,可能会觉得更可怕。纳粹分子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你会说这些是人的理性有问题吗?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头脑非常清楚的人。要知道,最无情、最冷血的决定,有时是经过最冷静的筹划的。许多纳粹党人在最后被定了罪,但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而是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

我也很喜欢一位历史学者在他的公众号“长鼻学会”里说的话:“主义可以变来变去,道理可以正说反说,但人心永远是那点人心,你给他阳光,它就变得温暖,你给他严酷,他就面露狰狞。”

其实人的常态就是和不确定性相处,我们要警惕一个过于自洽的、对自己和对世界非常笃定的人,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些能够保证确切答案的事物。人生没有答案,而且人也能够强大到不用去寻找确定的答案,要达到这种状态,在一个立场纷杂的公共领域里成长是很重要的,但帮助你不至于迷失的是对人的共情。所以我们无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走出多远,都不要忘记回头看顾一下肉身。

这就是在这个下沉的时代里我会去践行的一件事,当无论是权力、资本和技术的发展,都在妄图把每个人非人化、身份化、标签化、物化时,我希望我们还能将彼此视作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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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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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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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扯淡的心理分析一下,问出那句香港青年还有救的问题时,是否反应出了一种潜意识里绝望的心态。觉得香港青年蠢没救获得些许优越感是否是一种心理防御的需要:香港青年诉求的自由表达与为之付出的抗争与大陆许多人只有一种宏大叙事可以讲诉的压抑与分裂的内心状态形成对比,可能会让他们本能的防御吧。也许不过是把对某政权的绝望投射到香港,也许自己也没意识到自己想问的或许是在极权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今天,这个国家还有救么?


    反正我是想这么问的。

    还有一点,这些讨论是否有些太过‘书生气’,双方是否都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对自己所属真理或者所讲道理的‘得意’(包括我自己)。而现实或者社会或许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大陆‘公共’没有环境,政治只有一种立场。所有人都在活苏联冷笑话里:你可以选择爱国或者不爱国,但你能不爱国么?所以香港青年的实践尤为重要,对某些人而言也尤为危险。对比之下,我们在高压下的沉默、paralyzed state以及所言所行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讨论后是否真的能有所改变?在看了说了想了这么多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成为如何的存在?沉浸于宏大叙事、中国梦、和谐稳定中,或者说着高尚的谎言追求着个人利益外,真的可以选择实践第三条路么?

  • 现在真的愿意远离国内的网络社群还有社交媒体了,只要打开知乎,就必定能看到那种极右翼还有满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玩意,不知道他们怎么就对极右翼思想那么着魔,和对穆斯林有那么大的仇恨。

    • 因为其他的声音被屏蔽了。

  • 看了打动作者的那句话之后我在想,一个内心正义感高于其价值观的人,应该是会不断进化的,反之一个价值观高于其内心正义感的人,是否就堕落僵化了?

    • 冒昧一问:

      「谈政治议题的人想避开对立场的acknowledge(认可)其实很可笑,因为说得简单粗暴点,立场就是政治。」

      「一个内心正义感高于其价值观的人,应该是会不断进化的,反之一个价值观高于其内心正义感的人,就堕落僵化了。」

      「立场」算不算一种「价值判断」?如果算,那么当一个人宣称持有某种「立场」的时候(包括您自己),那么他/她的「正义感」是否就已经服从于某种「价值观」之下了呢?

      正是因为如此,我从不采取任何(僵化的)立场,亦不给他人预设某种立场的标签,更不将某人或某组织标榜树立为敌人,而是乐意根据正义感/道德感/认知的增长而随时调整立场。基于此种心态,我虽然认同作者的在本文中的只要主张,仍然希望提出几点意见:

      1、「立场」在公共讨论中应当是一个 optional 的参数,没有立场或模具立场的人应当也有足够的资格参与进来,甚至更适合于找出不受立场绑架、无关利益的视角。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完整的立场论述而将其逐出公共讨论场外。

      2、或许没有必要对赵姓作者的立场做武断归纳,更不应当因言废人。即算其论述不完备、有偏见,但也属于表达的自由。站在赵的角度来看,他承受不同立场人士的吹毛求疵的攻击,或许反而会加强他以及他的拥护者本身尚且模糊的立场。

      3、我认为,近期以来对刘姓科幻作家的一些指责亦属于强行为他人归纳一个立场。刘只是在写小说,没必要做更多的政治解读;事实上,观看刘的小说,会发现许多对他的批评指责是断章取义的。

    • 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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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mnsin

      感谢指点。我在提问之时,亦或在想所谓正义感在某种程度来讲更适用于道德层面,而价值观则更适于指导现实层面,如您所言,可将其称为立场。某种意义上二者是两个维度,一个人道德的好坏可能会影响价值观之取舍,但并非一定会左右其立场。

  •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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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意辗转购买了一个梯子翻进来注册,就为多听听米米以及众多同类说话。

    • 當今時代,難得同路人

  • 好文。

    好多问题回到最后,真的是我们自己是否有把对方当成对等的人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