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陵之外，汉文帝的真实人生

这两天，汉文帝霸陵被重新发现的事传得沸沸扬扬。这个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文帝陵墓，之前的千余年，人们都弄错了。

汉文帝一生节俭，《史记》记载：汉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如史书所载，文帝陵并不豪华，但毕竟是帝王陵墓，对今人的研究，仍是一大笔财富。墓里发现了上千件陶俑、铜印、铜制的车马器物，铜印上刻有“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字样，具体能弥补多少史书记载，有待之后的研究。

汉文帝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已经是国人的老熟人了。他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只要简单地填在汉初的一段历史中，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然而，真实的汉文帝，也要靠着智慧和手腕，趟过时代的暗礁与险滩。

公元前180年，汉朝最高掌权人吕后去世，以周勃和陈平为首的开国元老们迅速铲平诸吕，稳定了局势。然后请偏远地区的代王回长安继承皇位。

代王名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BC180-BC157年在位）。他其实并不受刘邦待见。刘恒的母亲是楚汉战争时期魏王的一个妾。魏王先依附刘邦，后来又反叛，刘邦扳回局势后，将魏王的女眷收归织布局。对这些人自然不会有好感。刘恒也是他脑中火光一闪，匆匆临幸了女眷中一个姓薄的女孩，生出的孩子。刘恒很小时被封为代王（今太原一带），相当于流放边地了。

元老们迎立刘恒，也是看中了这一点，他出身不好，势单力孤，容易控制。

权力中心从来都是风暴眼，看似平静无比，其实暗流汹涌，远比周边的惊涛骇浪更凶险。

面对长安突然的盛情邀请，在边地吹了十多年风沙的刘恒，虽然才23岁，已经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应对这局面。他先召集亲信讨论，到底是否应该去长安。有人反对，也有人赞成。

一次次的讨论之后，南下长安的一派占了上风。刘恒决定趟一趟这个火坑。

出发之前，他先让舅舅薄昭去长安探查情况，确认周勃等元老们所言非虚，这才南下。到了长安郊外，他又停下脚步，再派人去长安探查，然后才入城。

进城后，除了在继位仪式上几次推辞、稍事耽搁外，他迅速行动，连夜派亲信接管长安城防的军事力量南、北军，并立刻发布即位诏书，大赦天下。实力与名分，都拿到了手上，度过了入城到即位这段最微妙、最危险的时期。这中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刘恒的谨慎和老练，当日入居朝廷宫殿前，还派人仔细清查各个角落，确定安全后，再去入住。

刘恒即位后，定策元老们得到重用，周勃任右丞相，居群臣之首，陈平稍次，任左丞相。作为新人，刘恒表现得很虚心，事事都向老同志们请教。周勃怡然自得，面对皇帝的认真聆听，越来越自大无礼。以至于刘恒身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提醒皇帝，应该摆出威严来。

中国的皇帝制度有很多弊端: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发展，皇权过大可能导致独裁等等。但对刘恒来说，坐到这个位子上，就只能把大权都向自己集中，他后来很好地把握住了权力在私心和公益两方面的度。但现在，他没有足够的权威，还居于权力的核心，就是扔掉铠甲，来到战火最猛烈的地方。

而且进一步讲，掌握越多的权力，日后施行自己休养生息的诸多国策时就可以减少越多的反对力量。

渐渐地，刘恒提拔了一些自己的人，底子更稳了，他对国事也更加熟悉。借着一次朝廷奏对，向周勃发起了攻击。他当着众臣的面，借周勃工作的疏漏，打击他的威信。

“天下一岁决狱几何？”皇帝问道。周勃愣了一下，平日哪关心这种小事，硬着头皮，说不知道。刘恒穷追不舍，又厉声问道：“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丞相辅助天子掌管天下，原则上，这都是分内之事。当着众人的面，周勃更加紧张，但着实不知，只能据实回答，背上、脸上，已经渗出汗珠。

后来，刘恒又让人对周勃旁敲侧击，说他功高震主，恐有不测之想。经历了之前的廷对，周勃已经见识到了新皇帝的厉害，最后称病隐退。

参加刘恒继位之事的另一位元老陈平，在文帝二年早早地去世，避免了皇帝的质疑。汉文帝刘恒坐稳了皇帝的位子。他毕竟天性宽宏，即使周勃后来又爆出谋反的嫌疑，他也没有盲听谣言，依旧让周勃安心养老，活到了文帝十一年。文帝临终前，还将周勃儿子周亚夫推荐给景帝，使周亚夫得到重用。

政治斗争中，汉文帝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仇恨和妒忌，很少在他身上表现。作为皇帝，他理性、克制、做事稳重、不记私仇。作为个人，他更随性、更爽朗，有时也会冲动、冒险、不拘小节。

一次，他和大臣在霸陵附近游玩，大家骑着马，来到一处很高、很陡的山坡上，文帝忽然兴起，像小男孩一样，就要跃马冲下。

还有一次，他和皇后以及慎夫人一起去上林苑游玩，途中打算坐下休息。也不在乎慎夫人的级别明显不如皇后，应该坐在后面，就招呼大家坐在一起。

其为人之随和大气，喜欢尝试生活中的新鲜乐趣，从中都可看出。在小事上，他就会撇开重大政治斗争中的持重与克制，做事更冲动，但因胸怀宽阔，易于接受意见，也能及时改过，留下许多美谈。

一次，他的马车从桥上经过，桥下忽然出来个人，马匹受惊，奔到一旁，文帝吓一大跳，脾气发作，就要处这人以死刑。经过廷尉张释之的劝解，他免了死刑，从轻处理。

他对人民有一种朴素的感情，在他任内，废除了断人肢体的肉刑。《汉书·酷吏传》记述的人物，在他儿子景帝时期（BC157-BC141年在位）才开始。

汉文帝随和的性格恰巧适应了汉初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主题。他和孙子汉武帝（BC141-BC87年在位）相比，是两个极端，他不事张扬，不想做霸主，只想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名为霸陵，只是因为在灞河沿岸。

他在位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工程。有次想修露台，念及这是十户中产之家的资财，就此作罢。他自己幼时境遇不好，知道生活之不易，即位后也要求诸事节俭，自己常穿着一种质地厚实的衣服，希望多穿几年。他喜欢的慎夫人帷帐上都不能刺绣，以示天下节俭。如今挖到的霸陵，便只有陶或铜制品。

只有一件事上，他破例了。在母亲的生活上，他并不在意财物。霸陵西南两公里的薄太后南陵，就发现了上百件金银器。与文帝霸陵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帝事母至孝，还在代地为王时，母亲生病，他亲自尝药，然后喂给母亲，目不交睫，身不解衣，直到母亲病好。他母亲出身寒微，二人在遥远的代地相依为命，是彼此最大的寄托。到了长安，母亲说话仍极有分量。

文帝这个皇帝看似做的轻松，无为而治与民生息就行。其实，当时也有种种矛盾，随时能导致国家崩盘，需要皇帝的威势在背后支撑。

最大的外患就是北边的匈奴，内忧则是占有三分之二大汉国土的诸侯王。

对外的匈奴，汉文帝延续高祖、吕后的政策，继续和亲。匈奴一次次入境侵扰，汉朝都是遣兵备边，不愿大兴征伐，忍辱负重，也是一种能力。汉文帝14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再次大入边关，杀北地郡都尉，汉文帝大怒，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代地养成的冲动与血性终于爆发，备兵十万，准备御驾亲征。大臣们通通力劝不可，都没效果。最后还是薄太后亲自出面劝说，汉文帝才改变主意，没有大肆征伐。

对内的诸侯，不论是舆论还是实力，都不允许朝廷在这时解决这个问题。汉文帝就通过人员的任用，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吴国在诸侯中最为富饶，吴王刘濞又最为骄横。文帝便任用耿直而有能力的袁盎为吴国丞相。虽然吴国内部太过强硬，导致袁盎也无法插足，但可看出文帝的努力。吴王刘濞和其他诸侯碍于文帝的权威，也不敢贸然作乱。

文帝一边要安抚诸侯，一边还要安抚朝廷内部。朝内有一股主张削藩的激进潮流，晁错、贾谊等人，都是代表。文帝也要压下这股势力，以防诸侯王太过紧张，起而反叛。

对这些棘手的问题，他的智慧是留给下一代人来解决。并为日后的棋局规划路径，储备人才。

对精通军事却当众顶撞他的冯唐，他提拔其进入军队。

对勇猛异常却不善言辞的李广，他评论道：“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封其为中郎，到朝中任职。

贾谊少年天才，盛气凌人，说话率直犀利，文帝曾迫于元老的压力将贾谊贬谪南方，风波之后又将其召回，竟然聊到半夜，感慨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让贾谊做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梁怀王的老师。怀王意外堕马而死，贾谊自伤，跟着去世，此则是文帝所料未及的了。

主张削藩最力的晁错做了太子的老师，写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贾谊做了小儿子的老师，可看出文帝的政策指向。结果，景帝即位后，削藩未完成，吴楚七国起而反叛。平叛的大将，仍是文帝临终前交代给景帝可以托付大事的周亚夫。

当然，宏观方面，文帝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还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稳定了在秦末战火中初创的汉王朝。在塑造第一个可以长久绵延的郡县制大一统国家方面，功不可没。也为日后汉武帝的盛世打下基础。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缩小，会看到更多精彩丰富的面向：帝王性格与时代潮流走到一起的诸多巧合，潜藏在风平浪静的“治世”之下的阴谋与抱负，维系那个看似简单的过渡时代的心血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