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丘墟：陈寅恪“河北胡化论”的形成

陈寅恪的“河北胡化论”自形成以来，已经成为解释中晚唐历史的经典理论之一，在史学界受到广泛讨论，至今八十余年，影响甚至溢出学界，大众稍知历史者，对此都有耳闻。

“河北胡化论”指安史乱后，唐河北地区（今河北、山东、河南北部一带）不仅在军事上割据自雄，政治上、文化上也离以长安为中心的唐廷愈来愈远，胡风甚胜。即如陈寅恪所言：“（大唐）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换言之，“大唐帝国之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

陈寅恪的主要依据，是杜牧所写的《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祖上自天宝以后，三代人都仕于燕赵，及至卢本人，二十岁都不知有周公、孔子，平日走马射兔，击球饮酒，所言尽是战攻驻守之事；还有广为人知的韩愈《送董召南序》，董召南长安科举失利，不得已北走燕赵，陈又从字里行间的信息，判断出河北与长安的文化、政治气氛已截然不同；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说安史乱后六七十年，幽州一带仍呼安史为“二圣”，以此证明安史影响力之广泛；此外，陈寅恪还发现了很多来到河北的汉人胡化的事情。初读这些推断，好像一个侦探通过条条蛛丝马迹，忽然扬手，一副阔大、复杂的幕布就此揭开，华夏世界一分为二，西边是以唐廷为中心的汉文化区域，东部则胡风浓厚，是高鼻深目、衣着语言不尽相同的河北藩镇。

 历史是复杂的。某一解释历史的理论的形成也是复杂的。往往与历史学家所处的环境及其心境有关。

陈寅恪此条理论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

一、历史渊源

历史渊源上来说，唐朝时魏博节度留后田弘正曾说过河北地区“悉化戎墟”，这是他上表朝廷请求归附时所言，强调河北地区不慕王化，反衬唐廷文化繁盛，也显出自己投诚的重要性，虽然有自谦成分，应该有一部分真实性。明朝末年王夫之也曾提出过相似解释。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安史乱后，河北“数千里之区，士民无清醒之气，凡背君父、戴夷盗、结宫闱、事奄宦、争权利、夸武虣者，皆其相尚以雄、恬不知耻之习也。”王夫之（1619年-1692年）一生，恰逢明末清初，前半生投笔从戎，慷慨抗敌，明亡后被迫隐没深山。家国沦亡于异族，是他一生心中大恨。故对华夷之辨，看得极为重要。谈及历史上外族南下之事，便格外敏感、敏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胡化的概念，在他笔下，唐中后期的河北已隐然成为化外之地。这些古人的看法，都没有系统的论述，至陈寅恪，才将此作为一大问题，专门提出。

二、历史学家的处境

从历史学家的处境来看，陈寅恪这条理论出自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该书1942年出版。此前的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一家极富民族气节，八十高龄的父亲为此绝食而死，他自己急于离开沦陷的北平，顾不上治疗眼疾，以致一眼失明。其后整个抗战期间，衰年病体，扶家携口，先是流落西南，继而香港、广西、四川，颠沛流离。因为生活困难，营养不佳，又长期抑郁，在1944年的一个清晨，连仅剩的一只眼睛也因此失明。唐朝时河北沦陷，当下，华北、江南统统陷于敌手，亡国之感，陈寅恪体会尤深，也让他对河北地区的胡化，印象更深。

三、历史学家的性格

与历史学家的性格有关，陈寅恪性格偏悲观。抗战刚爆发，他即对前途甚是悲观（这悲观与他强烈的爱国情怀适成对比）。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陈寅恪仍有一种不能掩饰的淡淡悲伤，从他当时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

《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1945年8月，经过八年奋斗，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本来是一大喜事，陈寅恪欢喜之余，想到抗战以来的重重苦难，却不禁黯然神伤，“喜心题句又成悲”。

更早的时候，也能看出陈寅恪性格的这一倾向，二十年代在TH任教时，与王国维论及故国，就常常“相顾南冠泣数行”。

而宏大的理论所需调动的丰富想象，可以把阴灰的现实撕开一个口子。

四、研究方法

与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有关，陈寅恪曾留学德国，常以经济、社会阶层来分析历史，卓有成效。唐代“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的提出，便是基于此。但他做学问，一方面踏实谨严，一方面也有大胆的想象。如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中论证曹冲称象、华佗治病的故事有印度佛经的影响，《狐臭与胡臭》中论述中华狐臭可能来于胡人。都是险而奇，虽然不能证其绝对真实，但也不能证其为伪。总之，他的思维极活跃，绝不被纸面上的文字所束缚，他严谨的思维，又让大胆的想象，能经得住理智的考察，“河北胡化论”便是一例。

此外，陈寅恪出身世家，自视极高，在隋唐史领域耕耘多年，他有更多的自信，提出可能会被人议论的看法。

历史学家的性格、处境、学术渊源我们可以分析，他独特的天赋、对人性幽微与社会变革的悟性，则不能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学者们已经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陈寅恪这一理论。有的学者从地域角度，根据唐河北地区北部、中部、南部胡化状况的不同来分析；有的学者从时间角度，根据安史乱后至唐亡一百多年胡化程度的不同来分析；还有的学者从藩镇需朝廷册封以加强政治权威、朝廷以此来制衡藩镇等角度来出发，说明朝、藩互动交流的情况，淡化“河北胡化论”的色彩。

然而，面对这一著名的理论，不论是试图冲破它，还是分解它，都不能忽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