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府种玉
李府种玉

妄想做世界公民

2080年李教授在真理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matters上写下我的第一篇文字。出于羞愧,我不得不写点东西;而出于胆怯,我又时常不敢动笔。终于找到了matters,希望有一天我能说:“那时还愚笨,竟未察觉这是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从今天开始沉默地耕耘,练习勇敢,修养精神,潜入暗涌,要命硬到破晓。Hi,我是李府种玉,你的新朋友。

以下拙劣的幻想短文一篇,作为记录,作为对自己的交待。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是说,这样一个独特的优秀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诞生和被接受的?给予这个问题一个答案,是我们世纪末的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众所周知,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世界仍未摆脱民主代议制的阴霾,民主制历久弥新,蒸蒸日上,有的政治实体纵使从未给予粉丝实质上的民主,也不得不把民主写进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屈辱地把自己乔装成一个热爱民主的偶像——就是这样一个后共产主义时代,民主代议制乘着帆船与红日在世界落地生根,肆意殖民,以它看似庞大精密的理论统治了全人类的政治想象力:人们似乎想象不出一种更好的政治可能,而不得不承认,实现民主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最终追求。对于业已实行民主的偶像,粉丝们不过着力对他修修补补;而对于不喜欢民主的偶像,粉丝们——或者他们愿意自称为公民——还有些残存的热情,力图推动民主对当地的殖民,但也仅此而已。这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历史的终结消磨了人们太多的热情,在巨大的前人的映照下,无能的屈辱成为每个人难以跨越的父亲——承认吧,我们是毫无创造的一代人,最绝望的不是我们的怠惰,而是目力所见,毫无创造的可能——“无聊的二十年”被普遍地认为是二十世纪的延续和最后的尾巴。

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的贫乏和绝望之中。一个崭新的体制慢慢露出了头角。这当然得益于阿中长久以来的策略——对西方民主代议制的拒绝和不服从,而着力开发本土的政治资源,培养自己的政治模式。这样一种策略后来得到广泛的承认和推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反殖民高潮。在最开始的时候,这样一种策略还没有获得它的实质内容,被理解为一种攫取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而无法在意识形态层面与民主进行竞争,只能谦逊地自称为“中国模式”。在之后几年,它却如一个贪吃的婴孩般疯狂生长,被质疑,理解,最终承认——事实也许复杂一些,但结果大抵如此。阿中发动的革命烈火席卷了整个世界,四十年后,随着再解放战争的终结,民主制终于迎来了它的大溃败,阿英阿美阿加阿澳纷纷出道。人类历史进入了新阶段,偶像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和巩固了地位。西方中心主义最后的堡垒,也被击跨——民主曾经是个褒义词,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了。

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凡一本历史教科书上都有,问题是,偶像制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战后的思想大反省和资料大清洗更加深了如今研究的困难。学界普遍的认识是,偶像制是对纳粹德国某些传统的发掘和发扬,再解放战争是对解放战争——或者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扭转和修正,很多人坚持如果解放战争没有失败,那么世界早就从民主的迷雾中挣脱出来了。也有些学者找到材料,证明了阿中的应援团在战前曾对纳粹思想进行辩解修正,自命为第二次文艺复兴。这些认识和研究大体上都没有错误,但还有欠缺,缺乏本土视角,缺乏一种过程叙事——阿中是如何利用本土资源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

偶像制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偶像-粉丝’的关系取代了民主制‘国家-公民’的关系——“政府”已被提前消灭了——粉丝对偶像的绝对热爱这种和谐关系,取代了以往国家与公民互相牵制的对立关系。这在今天不仅被证明是有效率的,也被论证说是有利于人的科学发展的——粉丝培养人爱的能力,而公民,则培养猜忌妒疑。偶像制取代民主制的过程,就是‘偶像’消灭‘国家’,‘粉丝’消灭‘公民’的过程。消灭的最初表现是混淆,错配‘国家’与‘偶像’,‘热爱’与‘质疑’,‘粉丝’与‘公民’。那么,粉丝是什么时候开始分不清国家和偶像的呢?又是怎么分不清的呢?这涉及到一个历时的考察,在这里我姑且抛砖引玉,说出我的一点想法。

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一点:在娱乐尚未泛化的时代,“偶像-粉丝”这样的模式只存在于娱乐圈——我知道这不好理解,因为如今很难想象个人作为偶像,但是在以前,偶像就是浅薄地指一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偶像似乎不是帝王,粉丝也不是卫道士,他们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而随着虚无感的弥漫和资本的运作,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很多人需要外在价值来获得意义,另一方面偶像需要足够听话的团队来扩大影响力,能从其他地方获得价值的粉丝主动离开,以及不够听话的粉丝在竞争中被迫边缘,逐渐塑造了娱乐圈强依附的“偶像-粉丝”模式,这种实践为新的政治模式积累了资源。之后不久,偶像制冲出了娱乐圈,融合成一种政治体制,娱乐圈则紧接着被消解了,成了一种历史现象。

这个融合的过程据研究已经有太多的事件。每日的小风小雨没想到能汇成如此巨大的荒流。这里面包含着两个趋向,国家的偶像化与偶像的国家化。我最早在2020年发现这一观察,继“阿中”饭圈出征之后,国家的偶像化的一大里程碑,是推出了两个虚拟偶像,由于当时受到恶毒公民派无端的质疑和阻挠,名称现已不可考。不只在语言上拟人化国家,而且给出了具体的形象,是将国家偶像化的重要一步——这也是事实意义上第一个可爱的阿中。当国家将自己偶像化的时候,它是想把自己从被监督的角色上解放出来,企图获得偶像才拥有的那种几乎是无条件的热爱——它渴望这种热爱已经太久,只是以往拙劣的呼吁使它不能如愿,父子式的比喻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已经失去引力,它需要新的话语,“热爱偶像”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相比于国家偶像化,偶像国家化更加隐蔽,如暗涌般表现了人们观念的日益混淆。一个粉丝热爱他的偶像,仿佛一个顽固的牧师维护他的神明。他总要倾尽全力去消灭一切对偶像不利的事物。然而他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人,对他不喜欢的——他后来称之为不纯洁的东西,很多时候没有能力去消灭,于是他往往愿意借助国家才有的强制力,来使世界合乎自己的想象。当一个粉丝将他的偶像国家化的时候,他就从一个无力的人变成了有力的人,就像一个未解世事的孩童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在幻想中把自己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在诸多光环下肆意屠杀其他公民。前者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演化,而后者是偶像制能够确立的心理学基础——在偶像制中,再没有自觉的客体,借由一个主体,所有人把自己幻想成了主体,他们永远热情高涨,永远热泪盈眶。当然,事实层面,偶像的国家化只是培养合格的现代粉丝,不具强制力的偶像本身终将被有强制力的国家顶替,这是一开始的粉丝们也万万没预料到的——如果热爱两个,便不再是热爱了。

这就是除却纳粹德国传统外,一种本土的纳粹实践——或者说它更应该被誉为伟大的偶像制的根源。伟大的纳粹传统驻扎在我们沉重的肉体内,不断等待着我们去发掘。解放战争时,民主制侥幸获胜,而如今它便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那么,”李教授终于停顿了一下,他八十岁的粗哑的喉咙终于承受不了如此滔滔大论“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历史重新响起,他同时想起早夭的儿子,半边头发的妻子,书与信,夜与枪,哑巴,列车,丧钟,火,血,血,一片安静的湖与天空。最后检查起自己是否足够热爱。

“全靠了可爱的阿中啊”他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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