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南
劉向南

記者。

与红卫兵领袖王大宾对话录:我亲历的“揪彭德怀”事件之前前后后

王大宾,1941年生。四川凉山州德昌县人。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参与造反,风云际会,成为地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第一把手,更是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一起,名列“五大红卫兵领袖”。 

文革中王大宾最为世人所知的事件,是于1966年底奉中央之命,把时在四川的彭德怀元帅从成都“揪”回北京。文革结束,王大宾获刑九年,其最主要的一个罪状,也是参与了此事。王大宾的后半生蛰伏于成都边上的都江堰小城,兴办实业,谨小慎微,但念兹在兹,终其一生,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我第一次与王大宾相见是在2013年5月16日。见面的当日,王大宾就非常详尽地向我介绍了他参与的“揪”彭德怀回北京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他的这个畅所欲言的态度,令他当时在都江堰的亲密朋友彭伟先生很惊奇,因为王大宾一向封闭自己,很少对外人谈起这些。但那次见面,王大宾非常不一样,他不仅仅是在5月16日当天就给我讲了很多事,我们又于次日上午长聊。我整理了那两天的对话录音,整理出7万字。

在2013年的那次见面之后的几年中,我几乎每年都会跟王大宾在都江堰见面,每次见面都会聊及一些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包括文革往事。2016年4月,我还打破了他的另一个“禁忌”,拍下了他的口述影像。2019年6月26日,王大宾病逝。

此《与红卫兵领袖王大宾对话录》的成文,即是基于我第一次见王大宾时的那次长聊,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史实:

王大宾入读北京地质学院前的主要经历;文革前夕王大宾在北京地质学院的主要经历;文革之初王大宾参与造反的主要经历;王大宾参与“揪”彭德怀元帅回北京的前前后后;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成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的来龙去脉;北京造反派“天派”、“地派”的分裂;文革结束前后王大宾的主要经历……

限于篇幅,会分前后两部分刊出,此为第一篇。第二篇的标题是《与红卫兵领袖王大宾对话录:我们是文革的“败军之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文中对话当事人的口述内容,不代表本文作者的观点。本文作者要做的事情,主要旨在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对还原历史事实有所帮助。 

【刘向南日记】2013年5月16日 周五 

……上午打电话给王大宾,他正在都江堰,我说今晚会过去,约了明天见面聊,后他又打电话来,说可以马上过去,我们下午见面,晚上他请我吃饭。

我立即去车站坐车,去都江堰。车很快就到了。我在一个叫做xx大酒店的地方住下来。下午16时许,王大宾与一个名叫彭伟的先生来我的房间。彭伟是当地人,也是文革亲历者,聂元梓曾给我介绍过。彭伟稍坐了一会儿便离开。我也与王大宾到外面去走,一边走一边聊,在跑马河边小坐,后又一起去吃饭,饭后又到跑马河边走,在一个小桥石凳上聊到过21时。我录了音。后王大宾送我回房间,约了明天上午继续聊。

刚与王大宾分开,彭伟打来电话,说王大宾能这么跟我聊,已经非常不错了,之前他都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人过来也不接待,这次,几乎是破例…… 

2013年5月17日 周六

……昨晚与王大宾在走马河一石桥下聊天时,有点着凉,好像感冒了。……早餐后回房打电话给王大宾,他说一会就过来。他来后,又一起聊到中午近13时。后与过来接我们的彭伟一起去吃饭。饭后,彭伟让司机送王大宾回家……

刘向南:刚才你讲的是地院学生“四进地质部”、成立“东方红公社”的事情。之后呢?

王大宾:成立东方红公社后,当时还是朱成昭是第一把手,我是第二把手。那年,也就是1966年,国庆节一过,十月十几号吧,我就外出串联了。我是准备到湖南,到韶山。我和10多个同学一起,刚刚坐火车到郑州,我就病得很严重。 

刘向南:主要是什么病? 

王大宾:腿走不动,痛。主要是腿的毛病。没有办法,另外三个同学,严三九、郭西萍和黄蓉良,他们陪我在武汉下车,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武汉人。别人继续去串联,我就住在武汉的协和医院。一住就住了一个多月,病很严重。住到十二月八九号才出院。出院后,我们武汉那个同学,是黄冈农村的,非要我到他家去不可,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学一块,又到他那里耍了几天。我妈也知道我病了,让我回家治病。那时候,1966年12月10号左右,都已经停止红卫兵串联了。我们买票,从武汉坐东方红轮回四川。我是准备到重庆,从重庆坐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车到西昌,回我老家去。我们买了学生票,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到了重庆。是在12月15号到的重庆。16号就参观渣滓洞这些。17号上午,我们东方红公社的重庆联络站告诉我朱成昭来电话了。

朱成昭没有出去串联,他主持北京的工作,说是中央有指示,叫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之后,我就带着在重庆的二三十个同学,停止红卫兵串联,只在重庆留了几个人,在12月18号,我就把这帮同学带到成都了。当时我们的总联络站设在成都。

这件事,是这个时候,朱成昭知道我到四川了,他打电话过来,说中央有指示,必须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刘向南:中央的指示?

王大宾:中央指示。

刘向南:中央文革的指示?

王大宾:中央文革的指示。那是总理主持的会。

刘向南:揪彭德怀?

王大宾:是戚本禹让中央文革的阎长贵传达给朱成昭的。这个过程,你可以找一下2012年12月份的《炎黄春秋》,我有个同学写得很详细。

刘向南:你这个同学也参加了揪彭德怀?

王大宾:他参加了,他当时是个五年级学生,他的父母是成都军区的干部。我从重庆把他带着一块回成都的。 

刘向南:当时彭德怀在四川搞三线建设,为什么中央还要开会把他弄回北京?

王大宾:关于这个,有很多文章,都写得不清楚。彭德怀给我们讲过,516通知以后,他已经回到三线建设指挥部了,三线建设指挥部机关就已经开过批判彭德怀的会了,他们给中央的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材料,当中就有彭德怀的态度,估计是上面看到这个,才要把他揪回北京去。 

刘向南:你从重庆到成都后发生了什么? 

王大宾:我到了成都以后,才知道成都联络站的人在一天以前已经把彭总找到了,他们跟彭总的谈话记录记得很厚,100多页纸。包括王大来、郑文卿、钱新他们,都已经跟彭总谈过了,谈了两次话,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谈得很详细,他们说彭总很好,都给我反映说不应该揪他。

刘向南:他们谈过话了?

王大宾:嗯。因为见了两次彭总,他们就觉得彭总是被刘少奇迫害了,彭总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说现在要揪彭总,中央判断有问题。

刘向南:他们是在什么谈话里知道这个的呢?

王大宾:他们和彭总谈了两次话了嘛。

刘向南:说他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王大宾:他们说彭总不光是支持文化大革命,而且还指出红卫兵的错误在哪里,说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要犯哪些错误。彭总非常诚恳的。

我一来成都,他们就给我汇报。他们要等我来做决定,因为我在这是头啊。我12月18号一到成都,上午9点钟他们就给我汇报了。吃过中午饭,我马上就去找彭总。他们就带着我去见他。 

刘向南:到哪里去见他? 

王大宾:就是在他的驻地。

刘向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王大宾:是三线指挥部。我和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谈得很好。

刘向南:你们谈什么?

王大宾:我们谈得非常好。因为他对我的家乡了解。三线建设主要有攀枝花的攀钢,我老家德昌就在攀枝花旁边。我就谈谈我的一些情况。他谈得很好。我就下决心,不能揪。我就觉得彭总这么好一个人,干啥要揪他。我就同意他们给我汇报的观点。

我马上回四川省地质局,也就是我们的总部所在地。我打长途电话给朱成昭汇报。我说判断有误,彭德怀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红卫兵的,是毛主席的人,是被刘少奇整的,他是反刘少奇的,可能上面判断有错误,不能揪。又觉得电话讲得不是很清楚,我说我派人回来做汇报。

刘向南:你说派人到北京去? 

王大宾:派人回去做汇报。朱成昭说,行,你暂时不揪吧,你派人回来汇报。这是12月18号的事。12月19号,四川省地质局机关开了证明,给王大来、郑永卿买了上午的机票,他们带着跟彭德怀的谈话记录,还有我们的看法、判断,坐飞机回北京汇报。我们成都这呢,就不揪。 

到了22号,突然,朱成昭又派了一个人来,是地质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他在22号上午坐飞机赶到成都来了。 

刘向南:回北京去的那两个同学怎么样呢?

王大宾:那两个回去了,回去向中央文革、总理他们汇报,向江青、戚本禹他们汇报。他们挨批了,说我们被彭德怀征服了。还批评了我,因为我是头,说王大宾犯了政治上的严重的右的错误。朱成昭也挨批,他就另外派了胡乐成坐飞机来,还是要揪。胡乐成一来,首先传达中央指示,首先把我给臭骂了一顿,骂我右倾,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胡乐成是专门来揪彭德怀的,他带着尚方宝剑,因为有总理的命令,总理给朱成昭有指示。

刘向南:总理给朱成昭什么指示?

王大宾:就是要很安全地和成都军区一起把彭德怀押回北京,不允许在成都批斗,不允许坐飞机,要坐火车。这是总理的指示。

本来上边让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就是总理主持的会,叫地院来揪,地院没有揪成,一汇报,总理就再指示。阎长贵把这个事写得很清楚。

刘向南:后来呢?

王大宾:胡乐成从北京来是12月22号上午,到了就开会,我们被批了一通,就吵吵起来了。我说既然你要揪,你来揪,我不揪了,我说我回家看我妈去了,不干了。但是这事不好办啊。一个叫刘志耕的老师就出来打圆场,说这样不行,中央有命令,总理有指示,既然下指示了,就是否定了我们过去的不揪,现在要揪,就必须要执行,必须要安全地把彭总送回北京。然后他就做我的工作,说你不协助他搞,以后你回北京,没法给中央给总理做交代。他说总理都知道你王大宾在这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同意。我说好,你胡乐成负责,我们协助你。那就决定揪彭德怀了。我们马上分工,有些人到成都军区去联系,有些人去铁路局联系。下午不到三点钟,就回来汇报了。因为我们那个驻地离火车站很近,两站路就是成都军区。

到成都军区的,回来说军区也接到总理的命令了,要让军区协助红卫兵把彭德怀押回北京。联系成都铁路局,铁路局说给你们安排12月23号下午的火车,给你们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当时我们地院东方红在成都有100多人。

本来是12月23号要走的,结果23号早上天一亮,六七点钟去接人,发现没人了。彭德怀的人说,两三小时之前,已经被北航的人把他弄走了。北航的人已经提前几个小时把彭总给弄走了。

 

刘向南:是北航驻成都的人吗?

 

王大宾:北航驻成都的,他们在成都也有联络站。彭总被他们抓走了。

 

胡乐成说怎么办呢。我就和胡乐成去找北航联络站谈判。当时支持我们的四川造反派的力量很大,他们说不怕。我们很快就找到彭总的下落了。

 

我们找北航的人谈判。北航的三个学生跟我们谈,他们就是不愿意交出人,也不告诉我们人在哪。左谈右谈,谈了一个多小时,都谈不拢。我说胡乐成是奉中央的命令,有总理指示,但是人家说韩爱晶也是中央指示,他们就是不交人。最后我们退一步,说这样子吧,我们共同把他揪回去。这样北航都不干,说要请示一下韩爱晶,看他是不是同意共同来揪。他们当中就有个人去给韩爱晶打电话。去请示韩爱晶的那个人还没回来,我们的人已经跑过来悄悄地说了:已经把彭总找到了,已经接回地质局了。

 

刘向南:彭总在哪啊?

 

王大宾:北航的人把他关到成都地质学院了,在他们联络站旁边的一个楼。

 

知道找到彭总了,我们就跟北航的人说不谈了,你们请示完再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找到彭总了。

 

刘向南:这样你们就把彭总带上火车上了?

 

王大宾:没有,当天没有走。当天就回到我们在四川省地质局的联络站了。彭总被带回来后,就到局长的办公室休息,里面有一间大卧室,有会客厅,有厕所卫生间。彭总住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军区马上派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来。

 

刘向南:来看着?

 

王大宾:负责安全啊。这样,又重新来联系。12月24号没有火车了,已经安排完了,只得安排到12月25号了。是12月25号下午的车。成都军区派了谷万才参谋长,带着一个排的部队,来护送。我们坐的是专列,专列的后面三个车厢是我们的,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彭总住在软卧,谷参谋长也住在软卧,我和几个同学也住在那,陪着彭总。12月27号才到北京。

 

刘向南:你在火车上跟他聊了吗?

 

王大宾:聊啊。

 

刘向南:聊什么?

 

王大宾:天南海北。

 

刘向南: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王大宾:都很好。而且地院学生对他都非常好。你看,北航这帮笨蛋,大冬天啊,他们把他关在成都地院一个教室里边。那个教室好冷嘛。把他和他的秘书两个人搞到那儿去,也不知道吃饭是怎么搞的。我们地院的学生一把他找到,彭总一看到是地院的学生,就很高兴。地院的学生对他特别尊重。当时把他弄上去就跑了。

 

刘向南:关于这个过程,有很多文章,现在听你这么讲,他们写的应该是不对的。比如有文章说揪彭德怀时朱成昭也在成都,说在押彭总回北京的路上,朱成昭和彭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由此他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才萌生了退意。

 

王大宾:瞎说八道。朱成昭是在北京坐镇指挥。我一直陪着彭总,和他谈了很多。连彭总的警卫景希珍写的回忆录《在彭总身边》,都讲到了这一段,说从成都到北京的路上,地院的学生到每一站都要下去,买好吃的东西,都要送给彭总,说要给老头子送去。

 

《在彭总身边》这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但是作者把很多东西记错了,有些地方是张冠李戴,说是我,其实根本不是我。有些日期他也记错了。

 

刘向南:当时,在你们还没有跟彭总交谈之前,还没有见到他之前,你们认为彭总有什么问题啊?

 

王大宾:都不了解他。其实在没有谈话之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在1959年就是受冤枉的了,因为饿死了人啊,1960年、1961年饿死很多人啊,大家都说,如果听了彭德怀的意见,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还有,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很多都平反了,唯有彭德怀没有平反。当时,我们的印象就是,庐山上中央如果不反彭德怀的话,中国要少死多少人。早就有这种印象。我们这些人,很多都是经过“四清”的,也了解农村的情况,都有这种意识啊,首先就没有把他当成敌人。

 

刘向南:关于你们坐火车押送彭总回北京这段,野史写过很多。

 

王大宾:我们地院对他很好的。然后,在12月27号就到了北京了。在下午5点钟左右,火车到了北京站。车刚停稳,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李钟奇就带了10多个解放军过来了。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李钟奇拿出一个大信封,信封印着卫戍区的字样,是给我和谷参谋长的。我打开一看,说是奉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我把这个信给谷万才,我还给谷参谋长介绍说,这是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谷参谋长说不用介绍,我们两个是老战友了,我们这个事就交给他。

 

正准备下车,这个时候,朱成昭带着人来了,朱成昭不同意把彭总交给卫戍区,一定要把彭总弄回地院。这样,又在北京火车站折腾了一个小时左右,包括给戚本禹通电话,做工作,最后才同意还是先回地院。当天晚上,彭总就到了地院。

 

回地院,是火车又开到西直门,地院派了四个大车和一个小车,大车接我们这100多名师生,小车由彭总坐。到地院都晚上了,10点钟左右,我们吃饭,我记得还给彭总煮了一碗鸡蛋面条吃,是我叫食堂给他弄然后送过去的。

 

这样,我就把彭总交给朱成昭了,包括给彭总带回来的两箱东西。当时带走彭总的东西是有清单的,钱新签了字,彭总的秘书也签的字。这些都是一些材料和资料。我说这两大箱的材料是彭总的,就交给了朱成昭,让他交中央。在地院,朱成昭就和彭总谈,谈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北京卫戍区就派人来,把彭总接走了。

 

刘向南:彭总两大箱子的东西,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王大宾:他的万言书啊,文件啊,都是这些东西,包括庐山会议上的很多文件,他的发言,别人人对他的批判,他的反驳,都有。还有他的三线建设的调查报告。他在庐山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实际上只有几千字。后来他又到基层去调查,61年、62年写了为自己的声辩,也就是所谓万言书。

 

刘向南:这些资料是本来就在那个箱子里呢,还是你们找到以后放到那个箱子里的?

 

王大宾:是钱新他们和彭总的秘书共同把彭总的东西收拾起来,放进的这两个箱子。重要的东西要带走啊。另外,彭总有很多书,有二十四史,有很多线装书,半屋子,带不走。那些书都是他从北京带到成都的。

 

刘向南:带走的都是文件。他的生活里的东西呢?

 

王大宾:生活用品是用另外一个提包来装的,比如洗漱用品和茶叶这些,就放在这个另外的提包里,由彭总随身带着。两个箱子主要是装文件,还有两盒人参,是真正的高丽参,也装到箱子里头了。

 

刘向南:在地院朱成昭和彭总谈的什么?

 

王大宾:他们之间谈,我没有参加。朱成昭对我很不高兴,因为这个事没有弄好。但是后来办公室的人告诉我,朱成昭接着就把彭总的箱子打开了,就把彭总在庐山会议上给主席的那几千字的信,还有后边为自己翻案的万言书,都抄下来了。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啊,说十多个人抄了一晚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彭总的那些资料,在地院就传开了。朱成昭大概也受了一些他的影响。当时,地院就有一股风气,认为彭总是冤枉的,说1959年彭总是对的,是不应该搞彭总的。

 

刘向南:他的万言书你们都看到了?

 

王大宾:都看到了,因为都传啊。

 

刘向南:原来不知道情况?

 

王大宾:原来没有啊。原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向南:看了之后呢?

 

王大宾:我当时没有去看,但是我们之间谈了很多。

 

彭总在地院呆了四五个小时,北京卫戍区就把他接走了。我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就是揪彭德怀的过程。

 

刘向南:现在外面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你们打他了。

 

王大宾:我们不会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同意揪了,在上边挨批了,所以戚本禹才另外指示韩爱晶他们,韩爱晶他们也要来揪。地院不愿意揪,那就派另外的人来揪。

 

刘向南:那后来召开的批斗彭德怀的万人大会呢,是什么情况?

 

王大宾:那是1967年7月份的事了。我给你讲了,1967年7月16号我就到小汤山疗养去了。7月20号左右,地院革委会的副主任聂树人来小汤山给我汇报,说中央文革办公室有电话指示,叫地院和北航一块,联合批斗彭德怀。这是大事啊,地院革委会做不了决定,就赶快派聂树人给我汇报。

 

聂树人说中央文革有指示,而且也送来了批彭德怀的材料,问我怎么办。当时地院已经有一股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风。我说,这个事我们只能应付。我还说对于地院这么多师生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个事,千万不要向上面汇报,不准向北京市革委会汇报,也不准向中央文革汇报,如果汇报了,老账新账一起算,地院吃不消。聂树人说常委会开会也是这个意见,那就采取应付的办法吧。

 

北航开批斗会的头一天,他们才来邀请我们地院参加。过了几天了,又来给我汇报了,说昨天在北航开了万人批斗彭德怀的会,还把张闻天拉来批斗了,把彭德怀打伤了。而且7月19号北航已经开小会批斗过彭总了,又开大会批斗。开大会那天,我们地院只是派了一个系的几个战斗队打着旗子过去,表示到场了,要不然不好交代。

 

 

附记:

 

王大宾于2013年5月17日上午到我的酒店房间里找我再聊往事时,随身带了一些他保存的书面材料,包括他在中学时代的日记(文革期间的日记被抄),以及他在文革后被判刑的《起诉书》、《判决书》以及《庭审记录》等资料。

 

《起诉书》是由武汉市检察院于1983年做出的,王大宾的案件的开庭审判是于1983年8月18人在武汉市中院进行的,同日宣判,下达《判决书》。《起诉书》、《庭审记录》以及《判决书》这三份文书,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文件,对于还原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于“揪彭德怀”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有帮助。关于这些,我会另择文章予全文披露,现只摘抄《庭审记录》中有关于“揪彭”事件的相关内容如下。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记录(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上午8时开庭)

 

参加者:审判长、二位陪审员、检察院二位公诉人、书记员、二位律师及省市有关领导,地院代表总计约五十人

 

审判长问:籍贯、年龄、民族,曾任何职务?

 

被告答:四川德昌县,42岁,汉族。曾任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初中任学生会学习宣传部长,高中三年任班长,大学五年任班长、团支书、系团总支委员。文革初期66年8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大队”成立,8月17日“东方红公社”建立,朱成昭(革干之子)同学任一把手,我为二把手。1967年3月5日开始,我任一把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1967年4月2日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4月20日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检察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庭调查。

 

审判长问:起诉书指控你参与揪彭回京是否有此事?

 

被告答:有此事,但我是反对揪彭的,并向中央报告过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意见。

 

审判长宣布:由法庭宣读证言如下:

 

(1)戚本禹供词:……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说彭是修正主义头子,在成都不老实,决定要揪彭回京。根据中央的决定与上面指示,我派阎长贵当面给地院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2)阎长贵证言(阎是江青秘书,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戚本禹指示,要我找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负责揪彭德怀回京。我给地院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打过电话,在地质部找到朱成昭,当面向朱传达了中央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3)朱成昭证言:中央文革指示,阎长贵叫我们地院东方红负责将彭揪回北京。我就向西南联络站和在南充的联络站打电话,下达中央揪彭指示。后来王大宾到成都了,曾给王通过电话叫王揪彭,因王不执行,后又派胡乐成坐飞机去成都揪彭。

 

(4)费安琪(重庆地院东方红联络站负责人)证言:总部朱成昭给我,南充联络站电话指示揪“海瑞”回京,我接到成都、(南充)电话。十二月十五日东方红公社的第二把手王大宾由武汉到重庆,得到我传达的指示后,就带地院在渝的部分学生(除了办红卫兵展览的人之外),于十八日到成都,张家声等同往。

 

(5)王大来(干部,地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证言:我们在南充接到朱成昭指示说中央文革上面指示,要想尽办法不惜代价,把“海瑞(彭)”揪回京,揪不走就在当地批斗后也要揪回京。我们从南充于16日赶到成都,在成都联络站负责人钱新、郑文卿我们同去与彭长谈话后,到底揪不揪这是件大事,我们做不了决定,要等公社主要负责人之一王大宾到成都后,由王大宾做决定。王大宾十八日上午到成都,我们向他做了汇报。决定打电话给朱成昭,要朱向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汇报,我们认为上面党中央、毛主席可能是不了解彭总一年来的工作、思想情况,彭是拥护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对刘少奇的。现在揪彭,上面判断可能有误,所以我们决定暂不执行揪彭的指示。王大宾派我和郑文卿次日立即坐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在京,我被朱成昭等臭骂一顿。后来,过几天朱成昭派公社负责人之一胡乐成坐飞机专程去成都揪彭。

 

(6)费安琪证言:12月22日胡坐飞机到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坚决揪彭回京。在地质局开会,王大宾参加了会议。决定23日揪彭回京。23日上午七点,发现彭已被北京航空学院驻成都地质学院联络站的人,奉韩爱晶的指示于23日凌晨将彭揪到成都地院。胡乐成、王大宾等人,胡带队去成都地院与北航学生谈判,共同揪彭回京,但一边谈判,张华清等同学从彭所在的屋里将彭拥出来,坐上车就到了地质局。12月27日傍晚回到北京火车站,北京卫戍区拿上面指示来,要把彭交卫戍区。指令拿到火车上给王大宾了,朱成昭不同意交卫戍区,当晚就到了地院。

 

审判长问:以上证言是不是真实的?

 

被告答:是的。但我要说明一点,27日到北京站后,我接到上面的命令后,我是和谷万才首长商量过,要坚决执行上面的命令。周总理给我和谷首长的指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是别人赶到车站,不同意交卫戍区的。所以当晚到了地院,次日才由卫戍区接走的。另外,我由武汉回四川,是生病后回家治病,在重庆得到传达的朱成昭电话内容的。18日上午到成都,听了有关汇报,看了他们同彭总的谈话长篇回忆记录后,我动摇、犹豫过,决定暂不同意执行上面叫揪彭的指示,所以才打电话请示,和派王大来、郑文卿次日下午乘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面呈我们的看法的,是去请示汇报。后来朱派胡来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后才揪的。关于费安琪说,我去成都地院一事,不实,我没有去。胡虽也是公社负责人之一,但我是主要负责人,是政委,由成都揪彭总回京一事,由我承担主要责任。

 

法庭出示证据:被告笔记本有朱成昭电话指示。

 

被告答:这是我的工作笔记本。

 

出示证据,还有“18日派王、郑乘飞机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的被告的笔记。

 

(7)綦魁英(彭的秘书)证言:12月20日北航学生XX和成都地院红成XX等学生,以找彭了解刘少奇等人问题为借口,到了彭总住处,23日凌晨他们把彭揪到成都地院。7点北京地院学生谭保华、卢庆生等人了解到彭已被别人揪去成都地院,他们和王大宾就去成地,在屋子里揪彭总拥上汽车到了地质局。郑文卿等人12月16、17、18日曾到彭住处与彭谈过话。23日彭被北航揪走后,北地学生卢、谭等抄查了彭总的东西,王大宾去后,还翻看了一些书籍材料和看过我的笔记。抄查的东西装在两个皮箱中,他们带走了,交了一份抄查的清单给我,我把清单交给了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了。

 

被告说:我要说明一点,抄查东西时,我到场时已收拾完毕,两个皮箱已锁好,钱新给我看了清单。二份清单,钱和綦秘书都签了字。我问綦,清单是否准确,他说已写清楚。我并没有看过什么材料的事。

 

审判长问:1967年中央文革是否有指示叫批斗彭?

 

被告答: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给地院有电话指示。还送来批判材料几份。

 

法庭出示证据:中央文革电话指示:“与北航联合批斗彭,不要军事院校参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不要太限制群众,要批斗时与北京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

 

(1)贾振远(地院革委会常委)证言: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礼堂召开各大专院校、机关部负责人参加的要“立即掀起对刘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会。7月16日晚王主持常委会,贯彻执行15日会议精神,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小撮开展大批判。会上分工,成立了大批判组和领导班子。

 

(2)侯力平(地院革委会常委)证言:大批判,物探系XX班为主成立了批斗彭联络站。

 

(3)李贵(地院革委会副主任)证言:革委会贯彻执行过中央15日会议精神和有关中央文件,大批判的事。

 

法庭念:7月16日常委会记录和有关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念7月28日东方红报大批判文章,“诬彭总里通外国”、“军事政变”等话。

 

被告:15日中宣部礼堂会议后,我支持过常委会,只研究贯彻执行一事,是说的大批判,并没有研究过要批斗谁的事。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指示批斗彭,我没接到电话,是被人向我传达的。我没有参加过关于研究批斗彭总的会议,也没有参加北航召开的批斗大会。当时,我身体很不好,工作已交给别人,然后我就去小汤山治病去了。“东方红”报上的大批判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叫别人写过,其稿件,我也没审查过。但,我是革委会主任,在地院出现的问题,我都应负领导人应负的责任。

 

……

 

律师姚启超辩护:尊敬的庭长,陪审员,我们是王的辩护人,我们查阅了有关起诉指控被告的档案材料,证人、证言、证据,我们两次会见了被告,听取了他的陈述,我们的辩护如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在65年底,姚文元写《海瑞罢官》大毒草,矛头直指彭总。后来是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划迫害彭总的,罪魁祸首是江青。第二,揪、批彭总是上面的指示。这仅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环节的组成部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王大宾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且在执行中他曾有过动摇犹豫,不同意执行,请示过,并有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京请示、汇报的情节;第三,王大宾应当同韩爱晶在揪、批彭总的问题上有原则的重要的区别,这点,我们也要提请法庭注意。(姚律师摘要念韩爱晶的判决书有关迫害彭的部分)说:“可见,7月19日北航开小会批斗彭总,是韩首先带头拳打脚踢彭总,彭被打倒在地,然后其他打手又打,头撞地,揪起来又打,将彭肋骨打断三根、头部也重伤;7月26日韩主持在北航召开联合批斗彭总大会,地院是有人参加的,但以上事件王大宾都没有参与。反革命分子韩爱晶是残酷直接伤害到彭总的,是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情节是恶劣的。再次提醒法庭注意,这是王和韩的原则的重要区别。”

 

……

 

检察院周忠武发言:(先声讨江青迫害彭的罪行)揪批彭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大宾红卫兵串联到武汉,本是回四川老家治病的,他身体本来很不好,有病在身,可是当他在重庆联络站接到叫揪彭的指示后,就放弃回家养病看望母亲的打算,便积极行动带领在重庆的学生于12月18日赶到成都参与揪彭。于12月27日将彭揪回北京地院。王供认不讳。我们认为,王参与迫害彭是有罪的,但我们要却别罪责的大小和情节,我们同意律师的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王是一个学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罪,请法庭酌情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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