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上海不为所动，但做不到

我算能吃苦的人。年轻时有阵子做生意不顺利，5块钱就能过一天：2块钱买4个馒头，2块钱买方肉或红肠，1块钱买青椒或黄瓜，管饱又营养全面。

那时我在上海做建材零售。刚开始生意很好，没多久上海建材集团搞了个巨大的交易市场，我所在的小建材市场一下子门可罗雀——市场在闸北公园边上，每天真有麻雀飞来。

虽然5块钱过一天的坚守也没能挽回局面，但我对上海没有怨言。这次我失败了，身边不少普通人白手起家。说起来他们好多还不如我呢，好歹我在上海读的大学，有点基础。但做生意这事，对人的考验很全面，也有偶然性因素。大家凭本事竞争，靠自己的资源和判断论输赢，胜固欣然败亦不憋屈，找机会再来就是。上海有的是机会。

我是个小镇青年，香港在录像厅里的影像是我少年时的眼界，置身其间的上海是我青年时的道场。人到中年，可以说目睹了长三角经济的腾飞，也时刻感受到上海这颗中国经济之心的强劲搏动。

疫情期间上海一直是全国的榜样：经济和生活都正常，坐地铁不用扫码。直到最近情况急转直下，被人硬生生从躺平中拗起来，骨折筋裂，元气大伤。我三年前移民海外，就是因为预测国内将出现类似的黑天鹅灰犀牛或其它可怕动物，对这个局面可谓毫不奇怪，直到看到徐新女士求助面包牛奶的信息，让我有了真切的震惊。

随后看到了徐新自己的说明：并不是家里揭不开锅，而是要临时解决12个人的食物需求。徐女士的解释并不能消除我的忧虑。12个人的牛奶和面包需求在上海绝不应该成为问题，那是一个两千五百万人口的经济繁荣的世界一流都市，填满临时增加的一百二十万张嘴都不应该困难。吃饭成问题，在乡村可能较容易解决，在大都市就是灾难。我没法想象食物供应出问题的上海是一副什么样的画面。我想要对上海正在和可能发生的一切不为所动，但做不到。

香港离我很远，是记忆中昏暗录像厅里闪烁的光影；上海离我很近，是我前半辈子的真切生活。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忧虑。忧虑的积累让我几年前举家搬迁。距离不一定产生美，但肯定能保障安全，不至于在自认为中产好几年了之后突然要为基本生活需求而挣扎，也不至于为了面对不合理而愤怒。可能是一种不幸，我保持了愤怒的能力。如果有人分离我幼儿，如果有人阻我亲人就医，如果有人置我家庭于饥馑……可能让我抑制不住作出玉石俱焚的决定。所以我跑了。万幸我跑了。

如今看来，我几年前看似杞人忧天的忧虑竟然不幸成为应验了的远见。繁华大都市这样复杂的系统建立起来充满了偶然性，但要毁坏却几乎都能成功。唯一的制衡力量来自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拥有捍卫自身的决心和力量，而这是非常偶然才能具备的。上海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城市，只有在破坏者实现了他难以预测的目的之后，代价才会停止支付。

古往今来，许多大城因缘际会而兴，又宿命般因为某一个或某一些人的自私、残暴或愚蠢而陨落。有史以来长期大范围（时间至少半世纪、范围至少洲际）的安宁与繁荣只有二战后的主流社会有幸享有，这也是如此多国家同仇敌忾帮助乌克兰的原因：正常的生活是如此珍贵，值得付出最大代价去保持。何其不幸，在人类最长、最大范围的和平时期内，上海还在失去安宁，不应该死亡的人在医院外死去，不应该出现的饥馑席卷街巷，不应该凋零的经济如遇严霜，而产生这一切灾难的原因，可能只是某人的个人利益而已。

我因此更加难以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