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参考：西方知识分子中关于#Metoo运动的争议（选自刘擎《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按：刘瑜老师贴文中的一部分观点，与去年西方思想界相关争议中出现的批评有类似之处。因此，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疑虑，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需要注意中国和西方的语境相当不同）。在此节选旧文中的一个片段，提供一个讨论背景，供参考。——刘擎】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MeToo运动也不例外如此。争议很快就出现了（虽然明显的反弹到2018年初才开始）。值得关注的意见不是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抨击，而是自由派甚至女性主义内部的批评。11月22日，在线杂志Quillette发表了四位女性学者和作家（包括杂志主编）的批评意见。12月18日，英国左翼网刊Spiked汇集了13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异议。这些作者都坚持男女平等以及反性侵的立场，但对#MeToo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忧虑甚至强烈的不满，简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i]

首先，运动目前的趋势可能在女性主义内部导致一种文化转向，“从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目标，转向赋予女性受害者的地位”。最令人不安的倾向是运动变形为一种“告解的竞争”：“一个女人的证言越可怕，她可能从网上姊妹那里获得的同情就越多。”沉默多年容忍施害者逍遥法外，现在才站出来的指控者们赢得了欢呼，被誉为“女英雄”和“强大的女性主义者”；而那些提倡并做到了当即明确有力地拒绝侵扰、并快乐地继续自己生活的众多女性，现在却被嘲讽为“受害人的责难者”。在当下的风潮中，好像愿意充当受害者才是唯一“正确的女人类型”。将女性视为脆弱的受害者，而不是胜任公共生活的行动者，使受害成为武器，固化女性的脆弱性，挫伤女性的适应力，这是从以往取得的女性进步事业中回退。

其次，对性侵扰的定义越来越宽泛，使运动失去重心和焦点。存在真正的受害者，她们在暴力或隐性权力的威胁下陷入困境，不得不忍受了侵害，她们不仅值得同情，也需要声援和司法救助。然而，将任何不合心意的一句赞美、一个玩笑、一声口哨甚至一次眨眼都界定为性骚扰，这将使整个运动琐碎化（trivialized）。“当28%的年轻人认为眨眼也可以是性骚扰，社会就可能怀疑女性判断危险和应对公共生活的能力。”女性主义应当鼓励女性施展独立自主的能动性，而不是将女性“婴儿化”。将职场上危及女性生涯的性骚扰与无关紧要的社会麻烦相提并论，这样的运动“普通工薪阶层的女性根本不会去理睬”，只是满足了“中产阶级的记者，饥渴于名望的政客以及显示美德的明星”。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姐妹们相比，西方女性享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和法律保护，“却把自己刻画为身处危难的少女，无力应对成人世界，永远需要援救”。

第三，这场运动揭露了严重的性犯罪以及女性被轻视的程度，这是健康的。但现在“它已经变形为一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男性被指控犯下无法合理定罪的越轨，并得到迅即而可怕的惩罚，“但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法定时效，这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荒谬的”。运动忽视了正义程序（due process）与无罪推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法律传统，正在演变为一场群众性揭发和公审运动。甚至有位女性主义者在推特上声称，“我实际上毫不关心无辜的男人们由于受到性侵犯/骚扰的不实指控而失业。”这是在引导人们“发展围攻心态或建立战区”，会将运动演变为针对男性的大规模“猎巫”（witch-hunt）行动，制造群体性的道德恐慌。“在2017年，我们几乎可以凭借一项指控就摧毁任何一个男人”。

最后，这场运动的极端趋势正在制造两性关系的对立。假定男性霸权的结构是根深蒂固且无所不在的，因此男人天然属于“邪恶的压迫阶级”，而女人则生活在恐怖的性压迫之中。“这个文化时刻已经转变成女性受害者的狂欢以及对男性的妖魔化。”这将把男女关系塑造为潜在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敌对关系，至少将本来复杂丰富的两性关系转变为谨小慎微、彼此堤防的关系。“如果我还是一个寻找伴侣的年轻女子，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男人在吻我之前必须确认一份联署协议。”厌女症确实存在，“但如果女性将自己描述为如此脆弱，无法以健全的常识感应对日常生活的微小变化，那么厌女症的态度将会盛行起来”。

这些对#Metoo运动的批评和抨击，有许多是片面和过激的，也并非无可反驳。在事实层面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自发社会运动，缺乏明确的组织和领导，本身包含了驳杂多样的方面和倾向。批评者很容易选取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侧面或支流，以偏概全地攻击整个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强调在程序正当的同时，完全漠视了一个事实：#Metoo运动的激进性恰恰是对程序主义功能失灵的反弹。在职场和校园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严格意义上（以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而言）的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但其受害者或投诉无门或举报无果，纸上的法律与规章在实践中变得形同虚设，积怨已久的伤痛爆发为运动的力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运动的宗旨并不是要瓦解法律和程序，而是要激活和改造沉睡已久的程序正义，让它在实践中回复活力。的确，法律程序的稳定性与社会运动的激进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如何平衡与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这需要在运动进程中被认真对待和解决，而不应当成为将运动污名化的一个理由。

就批评的立场而言，这些作者几乎都属于自由派或左翼阵营，甚至大多都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这也反映出女性主义本身在发展中的内部差异与分裂，而这些分歧由来已久也难以调和。类似的意见分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年底之后发生的两场争论之中。在2018年1月，反性侵运动遭遇了明显的反弹。法国著名演员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等百名知名女性联署了一份公开信，对运动提出批评，并引发了激烈争论。在美国，刚刚荣获金球奖的喜剧演员安萨里（Aziz Ansari）受到化名的性骚扰指控，由于事件的性质处于“灰色地带”，媒体与网络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意见冲突。

韦氏（Merriam-Webster）词典选择“女性主义”（feminism）作为2017年度词汇。#Metoo运动带来了女性主义的新一波兴起。然而，女性群体并不是同质化的，她们不仅有经济阶层、教育程度和种族认同等区别，也并非天然地支持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存在复杂的代际差异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体现为对多种诉求的不同优先级排序，以及对女性主义实践的不同战略构想。无论如何，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重新定义了社会对待女性的标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历史上每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进展都遭遇了反弹，但“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改变，每一次回潮都可能激发新的反思和勇气，开启下一次运动的再出发。

[i] 以下四点概括，选择了两个刊物上17位作者的部分意见，予以分类综合。Quillette, “Are Women Really Victims? Four Women Weigh In,” November 22, 2017 (http://quillette.com/2017/11/22/women-victims-four-women-respond/); Spiked, “Meet The Women Worried About #Metoo: Thirteen bold women on why we must reject victimhood.” December 18, 2017 (http://www.spiked-online.com/newsite/article/meet-the-women-worried-about-metoo/20639#.WmQl5qiWY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