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穿越时空”的中国留美少年寻岸之旅

2018年3月16日，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影院内，一部讲述中国留美学生的纪录片《寻岸》在这里首映。22岁的何俊儒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自己的故事，回忆一点点地被唤醒。

“我仿佛又重新认识了自己一遍。”何俊儒说。

6年前，来自中国广东的何俊儒，接受了纪录片导演王淼的请求，同意她用摄像机记录下自己赴美高中留学的全过程。

在三年的拍摄时间里，何俊儒和他的中国同伴们经历了在异国他乡独自长大的寂寞，承受了西方社会不同文化的冲击，学习与不同族裔和社群的人们交流。转眼间，昔日那个羞涩的男孩已长成一个大人，对于自己、对于世界，他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拍摄纪录片的王淼同样是“少小离家”。28年前，13岁的王淼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当时，她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后来会和一群来自中国的留美少年们发生交集。甚至，他们所有人的命运和中国最早一批赴美留学的少年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一个半多世纪前的1847年，一名和何俊儒一样来自广东的中国少年叩开了留学美国的大门。数十年后，他带来一群十几岁的中国少年，在新英格兰地区学习生活了约十年之久，这也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最早的接触之一。

与当年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中国人相比，今天，美国已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大目的地。仅2017年，就有超过3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学习。

而从1847年到2018年，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赴美留学生这个群体见证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何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探索之路。与当年背负着的沉重历史使命感不同，现在，留学美国更多的只是这些年轻人的一次人生经历，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选项。

赴美留学只因“要去参加高中舞会”

2012年8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6岁的上海女孩朱心怡已经等不及想要上飞机了。她的目的地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小镇佛莱堡。

一年之前，佛莱堡中学的美国招生官们亲赴中国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开招生会。在面试会上，王淼第一次见到了何俊儒和朱心怡。

创办于1792年的佛莱堡中学位于美国缅因州的一个小镇，是美国最古老的中学之一。和许多美国私立高中一样，佛莱堡中学从2000年开始逐渐注重国际学生的招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学生更是成为他们的“财源”。到2016年，全美共有2800多所高中向国际学生开放。

佛莱堡中学的招生官解释说，该校经费主要靠外国学生家长所交的学费。过去，这些学生（和学费）主要来自日本和韩国，但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已取而代之成为美国高中的第一大“主顾”。

近年来，在“留学要趁早”的风潮下，中国赴美读高中的留学生人数增长显著。自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到2016年，已超过3.3万人。目前，在全美高中当中，每五个国际留学生里就有两个来自中国。而在2006年，赴美就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仅为65人。

或许正如《寻岸》片首的旁白所描述的：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环境下，什么流行起来，大家就都跟风。

朱心怡的父亲朱法剑是浙江台州人，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浙江企业家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朱法剑1998年两手空空来到上海，认识了朱心怡的妈妈，两人白手起家，从小作坊开始做起，打造出一家鼎盛时有800多人规模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如今，朱法剑在上海郊区有两家工厂，而公司产品的主要国际市场，正是美国。

“十年后，世界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了，而他们（朱心怡）将会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朱法剑说。

2011年，刚升上高一的朱心怡在父母的支持下，决定赴美国读高中。

尽管朱心怡的父母希望女儿学成后可以回来继承家里的生意，然而，朱心怡却坦承，自己当初想去留学的原因异常简单：“我想要去参加美国高中的毕业舞会，那个舞会超级棒的。”

何俊儒在面试中向招生官介绍自己为何要去美国留学时，则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故事。

“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去英国留学，他的父亲给了他1000英镑，几年后，爸爸学成归来，把这1000英镑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爷爷。”何俊儒说。

或是受到父亲人生故事的激励，何俊儒选择赴美留学。不过许多年后，当他和朱心怡回忆起自己当时做下的决定，都不约而同地说道，彼时最大的心愿是想要离开家庭的束缚，去美国这个在电影中经常听到的国家“拥抱自由”，只是他们当时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了一部电影的主角。

留着辫子的大清幼童留美记

和《寻岸》一样，在另一部用影像记录的故事里，讲述的也是一群中国少年赴美留学的经历。不过，在150年前，作为中国第一批赴美、也是中国最早赴西方的留学生，他们所处的时代则是另一番景象。

“三十个穿着古装、头带帽子留长辫子的男孩，怯生生的眼睛，紧抿的嘴唇，手中却优雅地握着一把折扇。”在这张摄于1872年的古老相片里，诉说着这一段“中国留美幼童”的故事。

中央电视台2002年赴美实地拍摄的纪录片《大清留美幼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批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前往西方留学的少年们的传奇故事。

1872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30名平均年龄仅12岁的幼童被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而促成留美幼童计划实现的，正是来自何俊儒老家广东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亦是首位留学美国的少年——容闳。

从年轻时与太平天国打交道，到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运动、直到辛亥革命，在满清最后六十年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里人们都能发现容闳的身影。

容闳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得清政府支持其留美幼童计划。在第一批学生出发之际，该项目的支持者、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鸿章在一封信中提及，“中国正面临3000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改革势在必行。”而清政府当年派遣幼童留美的主要原因也正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首批幼童的招生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尽管招生对象号称不分满汉，然而最终成行的首批30名幼童中，没有一个来自满蒙家庭。当时的中国，没有权贵人家愿意将自己年幼的孩子送往西方“蛮夷之地”学习。

首批幼童于1872年8月11日从上海出发，乘船耗时数月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后，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穿越了美国大陆，到达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他们预定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涯。

这群穿着丝绸衣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的出现，引发了当时美国社会极大的兴趣。《纽约时报》在1872年的报道中称这些来自古老中国的幼童们“都非常年轻，是优秀的有才智的绅士。”

彼时，世界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这群中国幼童来到了美国，他们也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

在佛莱堡的高中时光

100多年后，当何俊儒和朱心怡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到达了位于美国缅因州的佛莱堡，看到的则是一座节奏缓慢，有着湖光山色美景的小镇，山丘之间散落着几座建筑，小镇人口稀少，甚至连一家麦当劳都没有。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所处的环境并非全是陌生的，至少自己身边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都和他们一样，来自中国。

在何俊儒和朱心怡来到美国的第一年，王淼每隔一个月就会驾车从波士顿来到两人的学校拍摄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镜头下的两人，也都在经历着各自的变化。

朱心怡性格外向，自认英语虽然不好，但是比英语好的中国学生还有人缘。帅气的男生和多姿多彩的美国高中生活编织了她的美国梦。美国给了朱心怡想要的自由：众多的朋友、当拉拉队员、上真人秀跳性感的舞蹈……

而何俊儒偏向内省，爱好音乐与哲学，尽管他的家教一直敦促他保持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他却对鼓励批判性思维的西方式学校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

在与学校老师和中国学生讨论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时，何俊儒会认为西方的报道也不完全公正。“他对中国和美国媒体都提出质疑，这是他独立思考的标志。我认为这反映了他个人思维的发展。”王淼说。

三年跟拍下来，王淼认为，两人最大的变化，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人吸收了美国好的东西，也没有丢掉中国的传统。”

然而王淼也发现，尽管在吸收力、可塑性和同化力最强的年纪来到美国，许多中国留学生却似乎并不能够很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往往喜欢与中国人“抱团扎堆”。

“他们这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没有那种要跳出自己的圈子去融入外界的迫切感。他们以为自己看过、去过一些地方就了解外界了，但是并非如此，真正要了解一个地方和那里的人，需要更深入其中，有更开放的心态。”王淼说。

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留学生是否缺乏真正融入西方社会的能力，王淼也承认，当周围有许多其他中国同龄人时，要让他们融合起来会变得更加困难。

“人类的天性是倾向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和共享的‘族群’ 。现在由于微信和其他在线联系的发达，使这些青少年更容易没有精力来从事与陌生人和异国文化之间难得的互动。”她说。

不过，一个半世纪前，来到美国的中国幼童们的经历却又是另一番色彩，他们当时来到的是“世界变革的中心”，面对诸多好奇，他们表现出的哪些不一样？

在纪录片《寻岸》中，记录了何俊儒和朱心怡等中国学生在美国读高中时的成长过程。纪录片导演王淼发现，尽管在吸收力、可塑性和同化力最强的年纪来到美国，许多中国留学生却似乎并不能够很好地融入美国社会，往往喜欢与与中国人“抱团扎堆”。

和《寻岸》一样，在另一部用影像记录的故事里，讲述的也是一群中国少年赴美留学的经历。不过，在150年前，作为中国第一批赴美、也是中国最早赴西方的留学生，他们所处的时代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世界变革的中心”，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系列新奇事物的冲击。

留美幼童们的“开眼看世界”

“穿着锦缎衣服的小男孩们追着小猪跑，当时，这些中国少年们在美国，什么事都是大事。”《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作者钱钢说道。

一个半世纪前，来到美国的幼童们读书的学校很不一样，他们分散寄宿在新英格兰地区从马塞诸塞州到康狄涅格州的几十户不同的当地人家中，他们的寄宿家庭普遍是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的教师 、医生、律师等新英格兰中产阶级。他们的邻居包括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在近十年的留美生涯中，这些幼童和当地美国人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些家族的联系甚至传承几代直至今日。

钱钢介绍，容闳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不仅和自己的留学经历有关，也因为这个地区代表着美国最好的一部分，新格兰历来被称为美国教育大本营，有着哈佛、耶鲁等世界知名学府 。而康州更被称为美国的宪法之州，有着最早的成文宪法。

历史给予了这些留美幼童最佳的机遇，他们被送到了当时世界变革的中心。1876年的美国首次举办的费城世界博览会正逢美国建国百年。当时年轻的美国急于想向世人展示，自己已经从一个田园牧歌的农业国家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型工业强国。贝尔发明的电话机和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正在宣告着一个新的电气时代的到来 。

中国当时是37个参展国之一，留美幼童们也参加了这次世博会，他们不仅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蒸汽机，并且受到了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在参加此次世博会的清朝官员李圭的记载中，这些幼童这样讲述他们的感受：“集大地之物，供人观赏，可增长见识，那些新机器的好技术可以仿行，又能增进各国友谊，益处很大。”

李圭问他们什么东西最好？回答：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问他们：想家吗？回答：想也没有用，只有专心攻书。总有一天能回家的。

在美国的经历使得留美幼童们大开眼界，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完全融入到了美国的社会中，以出色的表现在当时的学校里大放异彩。

耶鲁大学威廉·菲尔普斯教授是中国幼童在哈特福德中国学生的同学，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些中国男孩子如何受到欢迎和羡慕。

“我们玩的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留美幼童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艰难的山路上走。”

除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菲尔普斯教授还记录了中国学生们在另外一些场合让其心碎的故事。“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的……在舞会上，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然而，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求学在行进到第九年便戛然而止。由于担心这些学生过于“西化”，清政府在1881年将其全部召回。此时，所有120名赴美幼童中只有两人完成了大学学业。

“造过的梦，不要忘掉，把它带在身边，终有一天，它能活起来。”钱钢在他的书中写到。

留美幼童们回国后的命运异常坎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国后成为了中国矿冶、铁路、电报建设的开山鼻祖；一部分人历经了1884年中法海战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甚至为国捐躯。直到20世纪初，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朝廷重臣，在外交领域，更是当仁不让地代表大清国，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当中出现了建造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首位校长的唐国安、以及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

与此同时，这些留美幼童为了架起中西方之间的桥梁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一些人仍念念不忘再派幼童赴美。其中，当年的留美幼童梁诚在1903年到1908年期间任晚清驻美公使，为清廷争回了部分庚子赔款，这笔款项在此后数十年间支持了数千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1935年9月，一名获得庚款资助的年轻中国学生像当年的留美幼童一样，从上海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十多年后，他成为美国航空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1955年，他回到中国，成为了新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1958年，他参与创立了新中国第一所公立研究性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他的名字，叫做钱学森。

1958年，中科大的一纸招生广告，吸引了一名上海的年轻学生来到北京求学，几年后，成为了中科大的第一届毕业生之一，从此走上研究生命之谜的科研道路。这名年轻人就是王淼的父亲，王家槐。

适应了美国，却更强化了中国身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留美教育一度中止。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中国留学生赴美再度活跃起来。中美两国也在正式建交前就达成了互换留学生的共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1979年9月，已经从中科大毕业，当时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的王家槐成为中美建交后最早一批赴美访问学习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建交之初，中国科学家与外面的世界断绝联系已经有10多年了。王家槐今天仍清楚地记得当年一行人坐飞机从北京出发前往巴黎转机，经过几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来到华盛顿的情景。

“我们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觉那么的新鲜。”王家槐回忆道。

一行人最后来到美国中北部的威斯康辛大学。1980年，再次赴美的王家槐转到哈佛大学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王家槐2011年受邀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现在每年都要花4-5个月在北大带中国学生。王家槐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条件好了，也有人才，在科研领域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一两代人内超过美国。

“如果当年中美能够早一些恢复联系，如果中国的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当中，能够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会对中美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很不一样的影响。”王家槐说。

1990年，中国第一次承办的亚运会刚刚在北京结束。13岁的王淼和哥哥来到美国投奔正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父母。

回忆起自己刚到美国时的经历，王淼觉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很穷，我们在波士顿的哈佛广场那边住了几个月，在最初的几年里不停地搬家，非常辛苦。”她回忆道。

那个时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仍十分稀少。王淼记得，“整个中学阶段，我和哥哥几乎都是唯一的中国学生。”

王淼坦承，自己的经历塑造了她的世界观和未来的方向。

在美国读完中学后，王淼考入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然而一直对文学和艺术感兴趣的她，大学毕业后，既没有走父亲科学家的路，也没有去华尔街赚个盆满钵满，而是转到电影艺术上追求她的“美国梦”。

来美国后，王淼每隔五年会回中国一次。王淼发现，“中国的变化是如此之大，我有一种迫切的想法想要去记录下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2010年，王淼推出了她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北京出租车》，通过三个出租车司机在奥运会前两年间的生活片段，讲述了北京为举办奥运会所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

2011年，佛莱堡中学邀请王淼去该校展映《北京出租车》，在那里她惊奇地发现，在这所古老的美国高中里，居然有着数量众多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学生。此后，她萌生了拍摄一部讲述中国留美少年纪录片的想法。

7年之后，这部名为《寻岸》的影片杀青。今年4月20日即将登陆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

王淼表示，《寻岸》的英文片名是MAINELAND（缅因之地），是一个取自Mainland（中国大陆）的自创英文双关语，也是为了点出这部片子的主题：在两块陆地之间，中国少年留学生的船只如何才能找到靠岸？

《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何俊儒和朱心怡在美国的经历以微妙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和美国教育的个人主义精神，但这段经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他们带着父母期望的负担来到这里，以一种协调和妥协而非叛逆的精神，表达了他们执拗的欲望和追求。

2015年6月，两人从佛莱堡中学毕业。毕业后，朱心怡前往中国学生众多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继续读本科，而何俊儒则选择了匹兹堡的一家文理学院继续深造。

现在出国只是众多选择中的选项之一

2017年底，朱心怡提前一年从密歇根州立大学大学物流供应链专业提前毕业，她笑称自己现在是个“学霸”，而在美国的学生生活，是她最开心的一段时间。

尽管最初巴不得离家远走高飞，然而在外面生活了许久的朱心怡如今却说，“这些年来，离家越久就会越想家，想念家人。后来每次飞机快要降落在上海机场的时候我就特别地开心。”

朱法剑认为，女儿在外近六年的留学生活，使得她和同龄的孩子有着明显的不同。“最大的变化，是更成熟了，思维、眼界和谈吐都不一样了。” 

毕业后，朱心怡回到国内，今年春节后开始在父亲的公司里上班，她说要回报父母多年来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如今，每天早晨九点，朱心怡会准时来到办公室。那个曾经在美国高中橄榄球赛上耀眼的拉拉队员，现在已成为父亲公司里负责国际业务的高管。

“我对于现在的工作还是比较喜欢的，每天都很新鲜，我喜欢每天做成一些事情，解决一些问题的那种成就感。”朱心怡说。

朱法剑有的时候会在女儿的办公桌上放上一束鲜花，“我就是担心女儿这一代人吃不了苦。”他坦承，现在公司的生意状况并不乐观，随着人力成本的高涨，中美的贸易摩擦，企业处于20年来最困难的时候。

“电子盲”的朱心怡生平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家族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究竟是什么，也第一次知道了老板的工作和自己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父亲他大事小事几乎都要管，太辛苦了。”

朱心怡的心里藏着一个梦想，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开一个咖啡店。“我们这一代人，不像我爸爸一样，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对于我们而言，有许多的选择，相比赚钱，生活才是更重要的。”

而何俊儒眼下正在美国读大三，他就读的国际研究专业，对于国际文化、政治、经济样样都要学。他选择了东亚地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那里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更因为他认为东亚地区会成为全球的热点。

在国外六年，何俊儒每年暑假都会回国，在他看来，国内变化挺大的，尤其是生活细节和时尚潮流变得更快，相比之下，美国的变化就慢得多。

前不久，何俊儒在香港做了半年的交换生，之前他还前往联合国在日内瓦的欧洲总部实习了一段时间。

最近他在写的一个论文题目，是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何俊儒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在经济上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遇，如果做得好将是一个多赢的好事。

尽管离毕业还有一年，这些年的经历，已让他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有了越来越清楚地看见。“未来无论做什么，都肯定会和中国有关，和‘国际’有关。”何俊儒说。

2018年4月，朱心怡的弟弟即将出国留学。朱心怡说，她打算去机场送他。

朱心怡的弟弟从小与她形影不离，留美后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聚少离多，对于即将出发的弟弟，朱心怡既舍不得，却又十分鼓励。

而在王淼的眼中，无论是朱心怡还是她弟弟这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已和她们那一代人不再一样，“对他们来说，出国只是众多选择里的一个选项。”

然而王淼也对他们充满期望，“我相信更广阔视野、全球视角和包容性思维对于社会的力量。这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在年轻和性格可塑性强的时期来到了美国。我相信这些特质不仅会给个人，也会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王淼说。

这一群来回于中美之间的学子故事，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