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法难真的没有杀僧人么？并与杨鹏先生商榷

【一、缘起】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官方出面打击佛教的事件。

比较严重的有四次，分别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史，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在位的时期。由于前三位的谥号、庙号都有个“武”字，史称“三武一宗灭佛”或“三武一宗之厄”。

在权利意识没那么发达的古代，由国家出面禁止或打击一个宗教、焚毁经书、没收寺产、勒令还俗，依据常识，在实践中必定会发生冲突、伤杀僧人的事件。这本应是不言自明的事。

但是杨鹏先生认为“武宗灭佛，没杀一个人，只是限制了合法佛寺和僧人数量”，并引《资治通鉴》相关条目证明之。

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当时便随手搜了几条文献反驳。可惜时间仓促，未能细证。今天遂将此问题，略作考证，并与杨鹏先生商榷。

【二、会昌法难】

根据当时的交流，杨鹏先生所指的“武宗”，当特指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李炎，是唐朝第16位皇帝，他在位的时候，大唐已经日薄西山。他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六年（840-846），年号会昌。所以，一般也把唐武宗灭佛，称做“会昌灭佛”。但是“灭佛”这个说法感情色彩太重，所以我倾向选用“会昌法难”这个名称。

借着这个机会，顺便普及下这段历史。

【三、会昌法难的原因】

会昌法难，波及甚广。如此大规模运动，一定不会是突然发生的。那么，导致会昌法难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首先和经济有关。由于僧道可以不缴纳赋税、广拥田产，很多人为了躲避徭役、赋税，就会选择出家。但以往朝廷管的比较严，会严格控制度牒（官方颁布的出家证明）的数量，所以时有伪造的“假度牒”。安史之乱之时，为了筹集军费，朝廷遂允许寺庙出售僧道度牒，以补军饷。这下好了，不用作假了，直接购买就是！此例一开，势若洪水，僧道数量激增。安史之乱（755-763）前，仅有僧尼20多万；但到了830年，僧尼数量便激增至70万！这在农业社会，必然会对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事实上的“抢夺”。

此外，僧尼本身不纳税不服徭役，还会蓄养奴仆、广置庙宇田产，庇护大量农民佃户在寺院名下耕种，还会收香火供养，放贷收租、经营商业……获得各种利润，这都对国家的税收财政形成严重挑战。因此，没收寺院财产、遣僧还俗从事劳作，是朝廷排佛最重要的原因。

2、和文化斗争有关。在道教、儒家看来，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道两家一直不乏排佛的声音。加之唐武宗本人信道，迷恋长生丹药，所以面对同为不事生产的出家人，唐武宗选择了“灭佛”而“崇道”。

3、还有zz原因，这个一般容易被忽略。寺庙是个有共同信仰、聚集大量人员的社会组织，如果反抗起来，就是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事实上，历史中无数次的民间起义，都和佛道旗号有关。要么起义旗号就是宗教——比如汉末太平道、清代白莲教；要么草莽英雄、反对派藏匿于寺观僧人队伍之中——比如朱元璋就当过和尚；甚至僧道直接起兵反抗的，也十分常见。这在朝廷看来，是绝对的不安定因素，必欲除之而后快。

……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里不多说了，以这三个为主。尤其第三点zz原因，才往往是帝王要搞“灭佛运动”的最核心动机——比如“会昌法难”之中，把普通排佛、排斥外来宗教，升级为巨大法难的导火索，就和残酷的zz斗争有关。

【四、会昌法难的开始】

本来是轮不到唐武宗李炎当天子的。

但是大臣之间为了均衡势力，他便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当了皇帝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竞争对手——李炎即位之初，就杀了陈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几位潜在对手。他还有个叔叔叫李怡，为了避难，出家为僧（这就是后来的唐宣宗）。

然而很快就流传了一条谶语：“李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

昌运——暗指武宗的年号“会昌”，黑衣人——黑衣，是僧人的衣服，黑衣人，可以指代僧人。于是，这条谶语就被道士解释为——未来取代李炎会昌国运的，现在就藏在僧人队伍中。

如果一个东西可以威胁到皇权安定，那必须尽最大的力量破除之。

于是，在宰相李德裕、道士赵归真等人的推波助澜下，会昌法难拉开帷幕。

于缚任先生《唐武宗灭佛原因初探》一文中，则直接认为，唐武宗灭佛的初衷，就是为了寻找出家为僧的叔叔李怡。这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也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视角。

唐武宗是喜欢道教长生之术的。所以他从即位开始，就有排佛的倾向。

或许一开始的“排佛”，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佛教的整肃；但是运动的趋势一旦造起来，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灭佛灾难”。

【五、会昌法难的过程和结果】

大略说一下过程。

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书记载，大约在会昌元年（841）六月，即位不久的唐武宗设斋请僧道说法，但是只赐紫衣给道士，冷落僧人。这是新皇帝崇道抑佛、将要排佛的标志性信号。

紧接着，排佛将作为诏令和国家政策，强制推行。

会昌二年（842），下诏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

会昌三年（843），着重防范外籍僧人，唐武宗下“杀沙门令”，摩尼教、景教、祆教等“三夷”教众并受牵连，摩尼教众受害尤深；同时对官方档案里没有记录的僧人，“尽勒还俗，递归本贯”。

会昌四年（844），敕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

会昌五年（845），法难规模达至顶峰。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这五年的会昌法难，最终取得什么结果呢？《资治通鉴》载：

“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资治通鉴》248卷“唐武宗会昌五年”条，《唐会要》亦有相同数据）

也就是说，强拆城市大寺庙4600余座，乡间山野寺院4万座个，26万僧尼被迫还俗。至于焚烧经书、砸毁塑像、融化铜钟铜像等等行为到底有多少，更是可想而知了。

【六、会昌法难杀僧尼的文献证据·之一】

了解了会昌法难的起因、经过及其“结果”，我们笨想也能知道，26万的僧尼，朝廷要求还俗，大家就二话不说都还俗么？抗争是肯定会有的，杀一儆百、流血牺牲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怎么可能“没有杀一个僧侣”呢？

即便抛开这些常识性分析，我们再来看看文献里各种“杀僧侣”的证明：

“会昌三年九月，闻潞府奸人匿京城寺中，敕令两街功德使疏理城中僧人，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诸道州府皆同斯例。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按问。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至三百余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是因为，听说有潞府（约今山西长治）奸人藏到京城寺庙之中，于是详细搜查城中僧人。出家久的、但是在官方僧籍档案中没有名字的，就勒令还俗；新出家的，不问来由，一律抓起来逼问，打杀三百余人。

这虽然是为缉拿奸人，但是由此可见在具体执法中，对僧人的态度。奸人只有一个，即便他的确委身于这300个新僧人中，那，其余被打死的299个也是冤枉的。然而死就死了，这些僧人的性命，在朝廷看来，如同草芥；在会昌法难的大背景中，就更不值一提。

另外要补充一句，唐武宗时期，昭义镇节度使刘稹欲割据自立、举兵抵抗朝廷。刘稹所治就在山西泽（晋城）、潞（长治）等地。因此，唐武宗对“潞府奸人”，非常重视。包括会昌四年三月下诏：不允许山西五台山、陕西法门寺等地供奉佛舍利，也是怕潞府派人潜伏在寺院僧侣之中，趁机作乱。

因此，在会昌四年的诏书中，明确有“准敕：勘责彼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奏闻”的严厉措辞。

这里的“公验”，指当时官府发给僧人的通行证。这个诏书说的是：如果查出来某个僧人没有通行证、而私自跑去五台山等地参拜供养佛舍利，那可以当场打杀，然后把名字报上来就可以。

可想而知，又会因此打杀多少僧人。

更由此可见，“会昌法难”绝不仅仅是表面的经济原因，政治因素恐怕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

【七、会昌法难杀僧尼的文献证据·之二】

《资治通鉴》载:（会昌五年）……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会昌法难中，宰相李德裕是十分有力的贯彻执行者。他本人素来力主排佛，早在任地方官的时候，就本着儒家的政治理念，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打击民间妖僧迷信敛财的手段。后来与唐武宗一拍即合，积极打击佛教。‍‍‍‍‍‍‍‍‍‍‍‍‍‍‍‍‍‍‍

会昌五年——这就是这场法难最巅峰的时期，武宗又下了一道严厉“灭佛”诏书之后，逼迫大量僧侣无处藏身，只能四处流亡。当听说山西的很多僧人逃往幽州（河北、北京一带）的时候，李德裕给幽州节度使传话：“五台僧人打仗不行、当将领不行，收留他们干什么？”

节度使张仲武于是封了两柄刀给居庸关守关将领：“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主客郎中韦博，认为李德裕灭佛做的太绝、以为不宜太过。李德裕恶之，就把他出调为灵武节度副使。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官场场景。能贯彻我命令的，我重用；有异议的，出局。

那么，剩下的官员，只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出格”。这样的官场逻辑，今天也没有变，我们看得再熟悉不过了。

在会昌法难运动中，李德裕雷霆手段、绝无手软，类似两头逼迫的“被斩之僧尼”，必然不在少数。

如果在这种政策、权力结构之下，一场全国性的排佛运动，还能“没有杀一个僧尼”，那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不由想起近代，一些年份，人们从河南逃荒几百上千里到邻省，结果被邻省守卫把关拒绝，射杀一批难民。人们又只能返回等死。在绝对的皇权面前，老百姓和底层僧侣，丝毫没有谈判、选择的筹码。‍‍

【八、宋徽宗的荒唐“排佛”】‍‍‍‍

以上所说，仅仅算的是会昌法难中“杀僧侣”的情况。

所谓“杀僧侣”，应指官方为了执行自己的命令，或授意、或默许具体执行人员伤害、杀死僧尼居士的行径——而那些因为会昌法难而“间接致死”的，比如冻死饿死的、逃难病死的、无处可归被强盗杀了的、年老无人照料而死的……这里也都不算；

也仅仅明确有文献记载的——那些文献没记载的，或者文献记载了但却丢了的、没有被我们看到的……我也都不算；

仅以以上材料，即可明确知道：会昌法难之中，一定杀死了不少僧尼。

其实，何止是“三武一宗”这样“重量级的法难”会杀僧尼，历史上那些“轻量级的法难”（小范围、短时间恶强制还俗毁寺等），就必然会引起抗争，必然会杀死僧人，发生流血事件。

我这举一个例子。

宋徽宗时期，也有一次“崇道、排佛”的运动。据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徽宗本纪》记载：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改佛为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称德士，尼为女德士。寺为宫，院为观，禁铜钹塔像。佛赐天尊服，德士依道流戴冠。”

宋徽宗崇奉道教。但他崇道抑佛的方法很有趣——在道士林灵素的鼓动下，宋徽宗下诏让“佛教改名”。因为“道德、道德”，“道”在前、“德”在后，而道家是道士，所以要把僧人改称为“德士”，以示将佛教排在道教之后。此外，有佛教色彩的词语，全部都改为道教用语；然后就是和尚也得穿道装……

这种“排佛”的形式，不但不会有效、而且很滑稽很荒唐。因此这场闹剧仅持续了一年，第二年九月，就下诏“大复天下僧尼”。

即便就这样一个轻微的、小小的闹剧，和三武一宗比起来，简直啥都不算的“排佛运动”，也给僧侣带来巨大的麻烦和社会问题，进而激起了许多僧侣的反抗。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记载，僧徒“投牒于蔡京，求辩论。开封府尹盛章捕其首七人杖杀之。永道法师上书抗辩，徽宗大怒，敕流道州。”

在以宽仁著名的北宋，僧人不满排佛政策而要求辩论，就会被官府“杖杀七人”，可想而知，在会昌法难那样大规模的排佛时期，僧人能够全身而退、官府“没有杀一个僧人”。

【九、被波及的摩尼教、景教、祆教】

会昌法难所针对的，不仅是佛教，还有摩尼教（即金庸小说中著名的明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和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等“三夷教”。尤其摩尼教，受害尤甚。为什么会如此？‍‍‍‍‍‍‍‍‍‍‍‍‍‍‍

前辈学者也多有分析。简而述之，大概有三个原因。‍‍‍‍‍‍‍‍

1、唐武宗排佛动机之一，是“夷夏之别”。

会昌五年八月，唐武宗发了一份诏书。其中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旧唐书·武宗本纪》）在他看来，道教、儒家是华夏正统，佛教是西来外教，不足与华夏抗衡。连带着摩尼教、景教、祆教，也都算为“西来外教”了——这在今天看，颇有点民族主义的意思。‍‍‍‍

2、摩尼教和回纥关系密切。

回纥即回鹘，是唐朝紧邻的西域国家，奉摩尼教为国教。在回纥的支持下，摩尼教在唐朝的影响很大。‍

但是在840年。回纥被黠戛斯（突厥的一支）所灭，回纥的摩尼教就被连根拔除。 随着回纥被灭，摩尼教失去了根本支持，唐朝这边便借着“排佛”之机，一并打压摩尼教，彻底消除回鹘的势力。

《僧史略》记载：会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京城女摩尼十二人皆死（一作七十二人）。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大半。

唐武宗对待佛教徒是“勒其还俗”，而对待摩尼教徒，显然更为严酷。不仅如此，《入唐求法行记》还记载：“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下，令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这里简直就是要把摩尼教徒赶尽杀绝。

但是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敕令中明确说明：杀摩尼教徒的时候，要让他们“剃发、穿袈裟、打扮成佛教徒的样子”，然后再杀之。

为何会这样做呢？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可以试着猜测下：或是为了杀鸡儆猴恐吓其他僧人、或是为了掩人耳目、或是为了避免激起暴乱，又或者是对摩尼教徒会借用佛教概念来传教的“惩 罚”（唐玄宗曾禁摩尼教，理由是“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

总之，不管原因是什么，这条记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杀僧尼”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事。

【十、尾声】

会昌法难，历史影响巨大——因其为全国性的排佛运动，政策贯彻之深、波及之广，是远超古代其他几次“法难”的。期间，大量经书典籍被毁，僧人还俗，以致严重影响到后来汉传佛教的思想格局。

我觉得，影响最坏的一点，是使得天台、华严等强调义理的佛学宗派衰微，相对重视义理的禅宗北宗、也一蹶不振；而在客观上，却为禅宗南宗、净土宗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此后，佛学中理性逻辑、义理玄思、哲学思辨的一面，在汉地越来越衰微；而反智愚昧、狂禅妄语之风，逐步盛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唐武宗灭佛”，虽不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那般屠杀式灭佛，但是也依旧杀死了大量僧尼。在前现代文明的古代，在缺乏人权意识的古代，在皇权集中的古代、在教育普及度及低的古代……哪怕是承平盛世，也时有草菅人命的事发生，更何况是在政策性的、“举国灭佛”的“会昌法难”之中呢？怎么可能不杀一个僧人呢？

对待历史问题，固然要依靠文献，毕竟文献是学问的基石——但是，恐怕我们更需要基于常识、去合理的分析文献。

我一直以为，很多时候，读历史并不会让我们更理解现实；恰恰相反，只有对现实的运作更了解，才会更加洞悉那些文献信息和记录技巧。

如果只是死板地恪守文献记录，而漠视常识、漠视事件的实际运作过程……那么，一百年后的人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官方报道、官方新闻、官方记载，一定会认为“20世纪某几年的中国人，是最安全、最幸福的！”

但是，实际情况呢？

哪怕没有相关文献，只要有常识和良知，就会得出结论：在高度专制的权力体系下，遇到某类事件，一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灾难。

不过，最怕的是只愿意呆板理解“文献证据”的那些人——假如我穿越到一百年后，去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也会听而不闻，并反问我一句：“你的文献证据呢？

谨以此文，纪念在历次法难中丧生的僧侣，并致敬在一切社会灾难中，努力抗争的教徒和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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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东都事略》 《佛祖统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大宋僧史略》《隋唐佛教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