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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技专栏“航通社”作者。lishuhang.me

人口总有变少的一天,我们怎么才能不那么“卷”?

在提供了基本安居乐业的生活保障之后,人们会不会还继续“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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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17期

文 / 书航 2021.5.12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还是在增长的。但就连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认同,人口总量总有开始下降的一天。

“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 14 亿人以上。”

趋势就在那里,判断早到还是晚到并不重要。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人口变少是否必然减轻了人均的竞争压力,从而能帮助仍在劳动力市场的我们改善自身境遇,生活越过越好呢?

恐怕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边人们在拼命担心劳动人口总数下降,另一边还是在拼命“内卷”,随意丢弃 35 岁以上的大龄劳动力,同时 996 也愈演愈烈。

本文想:

  • 梳理一下在本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前,历年专家对中国人口峰值的时间预测记录;
  • 探讨是什么造成了劳动力、新增人口数量减少,和我们直观感受竞争压力增大之间的矛盾;
  • 以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看如何能促进存量人口的消费,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口峰值:2030 年到还是 2025 年到?

4 月 27 日,英国《金融时报》预测,本次推迟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将显示中国人口总数自 1949 年至今的第一次下降。29 日,国统局发布短消息辟谣:“据了解,2020 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直到 12 日正式公布普查结果前,美国人口增速跌至大萧条后低谷日本少子化进程加速韩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垫底等消息批量见诸国内媒体,似乎我们从未如此认真地关心过世界各国的人口趋势。当然,这也跟去今两年是全球人口普查“大年”有关。

那么,人口峰值终有时,到底是在哪一年到来呢?社长翻查资料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专家对中国人口峰值到来的时间预测越来越往前推

2017 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中国总人口将在 2030 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规划》同时预测 2020 年全国总人口 14.2 亿人左右,2030 年 14.5 亿人左右。

2019 年 6 月,《2035 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与路径》课题组预测,到 2028 年前后出现人口总量峰值约 14.3 亿人,2050 年人口总量将下降至 13.5 亿人左右。

2021 年 3 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年会”上预测,2025 年中国人口总量或将达到峰值,以后就是负增长。

这里对 2020 年中国总人口,以及未来的峰值预测,其数值差异是相当巨大的。不论 14.2 或 14.3 亿,跟实际的 14.1 亿相比,每一个小数点都意味着 1000 万人的差异。换言之,它们只能做到定性的路线预判,不可能做到定量的精准预言,也给未来万一预测失准留出了足够的容错空间。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 14 亿人以上”更是将模糊做到了极致,都没敢说“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很多人已经能意识到,趋势就在那里,判断早到还是晚到并不重要。

中国已经列出 2030 年碳达峰的承诺,这基本相当于中国人口总量到达峰值的拐点,也相当于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 5.5% 左右的增长,则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的时间点。到那时,以人均计算的各项指标都有望迎来很大的提升,为 2035 年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做好准备。

担心人少 vs 中年失业和 996

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距离“吃牛排住大房子”的更美好的未来还有多远?人口变少是否必然减轻了人均的竞争压力,从而能帮助仍在劳动力市场的我们改善自身境遇,生活越过越好呢?

我们直观感受到的恐怕没有那么美妙。

一边人们在拼命担心劳动人口总数下降,到了要讨论延迟退休的程度;另一边还是在拼命“内卷”,随意丢弃 35 岁以上的大龄劳动力,同时 996 也愈演愈烈,搞得“资本家”居然又变成了眼下的热词。

根据本次人口普查结果:

“我国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 38.8 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 38 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

这与我们很多人的直觉相违背。

社长认为,国内劳动力的缺乏可能在多个维度上都是相对的、结构性的,而不是绝对的、普遍的。例如:

(1)第一个维度:脏活累活没人干,坐办公室的排长队。

季节性缺乏农民工、体力劳动者,持续性缺乏高技术工人;而本科输出的一般脑力劳动者过剩。

“农民工”群体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未来几年可能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供给,直到“用完”脱贫攻坚这一波释放出来的年轻劳动力。与此同时进行的,则是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大陆向外迁移,导致体力劳动机会的相对减少。

当年发达国家转型升级的时候,为啥没有把制造业留给本国穷人呢?因为产业转移时寻找的落脚点,必然是存在着更大量的极端贫困人口。而在上面那群教育良好,拿工资又低,又“不用工会”的“模范工人”,是从底下这群人当中掐尖选上来的,如此才能做到“物美价廉”。

所以不是说中国沿海城市的平均工资上去,“低人权优势”不能持续了,就想象着流出的低端制造业产能,一定由中国国内的欠发达地区直接承接。已经逐步站在产业链上游的中国企业,也应该,而且已经在海外更有潜力的地方部署生产线。

(2)第二个维度:技术、理念更新速度快,但你没体现出不可替代性。

某种技能不能吃一辈子,要终身学习;而 35 岁以后的学习能力可能下降,靠经验更多。

比如程序员、前端的技术栈最近 10 年来就换来换去,最早移动互联网初起,淘汰掉一大批只会 Java 开发的;后来又让一大批 Flash 开发人员转行。虽然不同的编程语言之间也许是“万变不离其宗”,但每一次切换都需要学习成本,新毕业的同学轻装上阵直接开始学,过去你精通的技术只会成为负担。

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越有经验就越吃香的专业,最典型的是医生、律师,还有教师。他们有些在公办体系,有些在私营机构,但都体现出同样的特点,随经验增长,其不可替代性也在增长。

以前,因为大量工序都依靠人工实现,先不说各种最后结局是下岗的先进工人了,就说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张秉贵,当年练就的绝活是什么?——买糖果“一抓准”,要几斤几两给几斤几两;算账“一口清”,堪称人肉计算器。但是现在,整个称重台和结账环节全都由机器取代。

对消费者而言,这是好事,因为避免了人类操作者因个人情绪、身体问题而出现服务质量的落差,也减少了争议纠纷,还有利于社恐患者的生活。但所有练出好手艺的称重员、售货员都会哭。

今后看来,靠经验才能胜任的工作应该是越来越少的才对,这才体现出社会的进步。但对于其中的从业者来说,这将是残酷的。

(3)第三个维度:企业为节约成本故意不用适合的人才,而是用“性价比”最高的人。

即使在同样的体力劳动者领域,大量工人蜂拥挤往快递外卖,即使我们再怎么说“困在系统里”那也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病呻吟,人家还觉得比扛麻袋搬砖强多了,也没有明火执仗的克扣工钱。而长期奔走于城市之间也不会像流水线工人那么单调乏味。

有趣的是,就算这么多体力工人从建筑业、制造业被吸走,那边的总体工资待遇水平还是没太大改观,就那么耗着。耗一阵子以后,用工需求又能陆续得到匹配。

虽然今年才宣布消除绝对贫困,但脱贫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之前几年一直都在向外释放各个层级的劳动人口。8 年精准扶贫一共解放出 1 亿绝对贫困人口,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已经陆陆续续地进入进城通道。

实际上,最贫困的一批人或就地,或转移安置,总归是要在一两代人之内完成向县城、省城的迁移的。而现在就在县城、省城的人的上一代,已经完成了这个迁移过程,他们的使命是进一步向更大的城市集中。至于净流出人口的地方,最终就会收缩乃至消亡。

在白领行业也是类似,老板宁可车轮一样不断换人,也不愿意稍微多加点工资留住培养好的老员工。新老员工工资倒挂是常事。更不用说被人蔑称之所谓“奋斗 * ”用一己之力压低了劳方这边的用人成本,给其他劳动者带来了麻烦。

只有我们发掘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有可能在职务供求市场上,为自己寻求到更好的价格。相对的,用人单位一定是想办法消灭员工的不可替代性。

如同本社上一篇讲字节的稿子里提到的,一旦有什么拔尖员工,企业最佳方案是把他积累的先进经验总结下来,编成内部文档,乃至成为一个流程化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上手。当人的能力变成了工具的能力,就像上面第(2)点提到的一样,你的不可替代性消失了。

这也是为了给企业的长远发展扫除暗礁。毕竟极端的例子像如涵,只有张大奕一个顶流撑着,旗下其它网红资源愣是没造起来。这对于有关键技能的劳动者而言当然是最大利好,但对企业方面就不能接受。

综合来看,劳动力的缺口是相对的、结构性的。我们这些人,不幸大多属于扎堆培养的坐办公室的白领、年岁渐长学习能力下降、专业不要求多年经验、可替代性强、缺乏议价能力的这一群,未来人口再少也是“与你无关”。

“我的要求不算高”:通往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

《纽约客》那期著名的封面上,机器人走过繁华的都市,给路面上沿街乞讨的智人扔下几个铜板。35 岁以后,很多人离开自己前半生熟悉的工作岗位,重新开始认识生活的另一张面孔。

AI 时代,假设机器人代替人力可以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那么大量不事劳动的闲散人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讲句不好听的,人道毁灭了我们这些废物,地球也是照样转的?

确实,当人不构成生产力的时候,他们不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工人阶级那样具备议价权,也不具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正义性。

但人依然构成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之所以让其它理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捏着鼻子”也得与之和平交往,正是因为这里仍然是全球最好的——至少是“最不坏”的消费市场。

人们会担心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少数富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撑死也买不了多少东西。而大部分穷人的消费需求则被压抑。在我国,消费一直是三驾马车中比较指望不上的那部分。

要想刺激国内存量人群的消费,有什么好办法?

(1)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买房定居、子女教育的大件消费问题,让他们有足够的钱,积攒的消费欲望自然随之释放。

针对未来新产生的职位将远少于消灭的职位,导致大多数人无所事事这点,有很多人提出 UBI(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概念,美国的杨安泽也曾以此为政纲参加过总统选举。

虽然 UBI 并未在主要经济体成气候,但疫情期间部分发达国家发救济,人们为了拿到更多救济选择“故意失业”都可以看作变种的 UBI。

携程梁建章说,经过他的测算,一个新生儿对国家的贡献可能是几百万元,所以建议每生一个孩子国家给补贴 100 万元。这钱肯定不知道谁出合适。

但是如果让各个层级的人都有个兜底方案,可以就地解决房子和教育两大关切,那么这一套操作下来的总成本,可能跟每个孩子补贴 100 万实际上相差不多。实际“买单”的则是之前在户籍短缺下投机获益的所有人,比如“学区房”投资者等。

这种兜底方案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消灭户籍制度。具体讲,则是让每个长住在某城市的家庭都可以拥有稳定的住房,包括有资格买且有希望买到房,或者“租购同权”;同时让孩子在当地接受教育,参加当地高考。

如果特大城市将流动人口都算入常住人口内,完全消灭户籍的那点分别,现有常住人口肯定会感觉到资源被挤占,特别是学校学位。解决方案当然是按需新建学校等资源。如果北京为新落户的几百万人新建几百所学校,那么肯定有茫茫多的人排长队,等着应聘其中各种职位——又拉动一波就业。

作为兜底方案,只应该保证你在居住地有地方住,孩子有学上,而不能保证住到多好的小区,孩子上多好的学校,高考考多少分。因为后者涉及到与他人的对比

很多中国人到了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西方发达国家,也算是到了梦中的乐土了,但却不满足于过基本有保障的生活,而是拼命继续做人上人,继续鸡娃,连带着让当地的竞争压力也上升。

这就是因为他们属于一定要过的比别人好的那一拨人。但是以往可能只有他们才移得了民,因而形成了“自证预言”。实际上国内不见得就很少那些知足常乐,能好好活就不卷的人,至少网上你看到很多人都在考虑怎样跳出内卷循环。但这些躺平的人肯定比不过卷的,最终能到出国这一步的就更少。

所以对于在提供了基本安居乐业的生活保障之后,会不会还继续卷下去这个问题,社长是持有谨慎乐观态度的。阻挡人们安乐地把余钱都拿去消费升级的最大因素,还不是因为买房和子女上学?

在有足够钱的情况下,消费时代会是不可逆转的,尝过滋味的人是回不去的。也许到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消费社会之后,会有人回忆当前历史时,将刺激消费作为如计划生育一样“短期非常有必要,长期后遗症难解”的一种政策看待。

(2)单身“宅”经济有其亮点,但不应过分夸大。一个坚实的,由亲子结构组成的家庭依然是支撑消费的中坚力量。

现在很多人实际上是“非自愿单身”,寻觅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干脆开始给单身建立合法性。“一人食”这种适合单身群体的消费方式也大行其道。

但是单身引发的有些冲动消费是年龄限定的,年轻人喜欢体验,老了不爱折腾。所以到岁数增加的时候,该有的都有了,尝鲜的心思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或者,如果收入临时下降,那么一人消费也可以躺平,具备很大的弹性

这时候如果有个家庭,那么绝大部分的需求都是刚性的,买菜做饭一定是 3-4 人份,不能偷工减料。而且就算家庭条件不好的,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也可以很惊人,“再苦不能苦孩子”。

家庭也可以兼得冲动消费,特别是在旅游情境下,一个家庭可以支出的金额一般高于把这个家庭拆开,每个人单独旅行消费的金额。说人话就是,你自己出去浪,找个青年旅舍床位凑合凑合得了,但是一家人就一定要在酒店订房。以家庭为单位可以消费一个人无法单独消费的大宗项目,例如度假区套票和更大的酒店房间。

社长看到微博也好,知乎也罢,各种地方都弥漫着一种“老子就是不结婚”的风气,“离婚冷静期”、家庭暴力等婚姻生活不幸的一面被放大,不断在恐婚一族当中引发共鸣。这是对当前社会从文化和制度层面掀起的“逼婚”压力的一种反制。社会绝不应该以逼迫的方式强制实现某个哪怕看起来很美好的目标,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但社长相信,大多数现在还不敢相信爱情的人,一定都在心里存着一份对美好的暗中期待,一定不会拒绝天作之合引发的缘分。只是,要想天长地久又彼此相爱实在是太小概率的事情了,原理很简单:遇到一个三观一致、趣味相投的人是小概率事件,两人加起来都有经济能力养活这个家是另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两点是维持婚姻的两大要素,需要同时满足,其概率就是小概率事件 x 小概率事件,微乎其微。

国家和社会不能操控我们的脑子去匹配三观,但可以做到的是减轻养家的压力,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公平、发放补贴、保险、救济、援助等一系列手段让“贫贱夫妻”不再“百事哀”,就可以增加成就人间良缘的概率。

(3)养老可能是一种消费驱动力,但是一种严重“偏科”的驱动力。

本次人口普查发布会上提到:

人口老龄化从挑战方面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这都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社长用比较直白的语气来说,人口老龄化的所谓“机遇”之细微,根本无法与它带来的挑战相提并论,甚至可以理解为只是为了满足“凡事必有正反两方面”的“辩证法”思维而提出的。还不如后面这句更有意义:

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低龄老年人”概念是首次在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工作中提出的,毫无疑问意味着延迟退休会在不远的将来降临。但我们打工人倒又不必刻舟求剑,想着到时候是以现在 996、007 的工作强度去继续工作到六七十岁。

实际上,如果能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足够的休假,保持规律作息,允许一定程度异地、远程工作,这样的工作前景与我们向往的“退休”生活也无异,而且避免了突然退休引发的空虚和孤独,继续体现出人生的意义感。

延迟退休的劳动者的消费,跟退休之前一脉相承,也是要继续赚钱养家,仍是在(2)部分提到的刚性需求。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开始买很贵的玩具,满足自己的爱好,开始烧钱,也是跟年轻时候一脉相承。但所谓“银发经济”则与此无关,是另外一个领域。以退休作为一个分界点,人作为消费者的价值在此前后截然不同。

我们知道的“银发经济”包括医疗——门诊、住院、临终关怀;养老——居家、社区、专门院所;产品——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老人定制”。哦,或许还应该算上身后事——墓地、骨灰盒和葬礼。

到这里你就能看出问题了。殡葬行业现在不是完全商业化的,以免出现不人道的“死不起”现象,偶尔有个天价骨灰盒之类的也是一通口诛笔伐。而老人的医疗、养老和定制产品,当然也没有一项是可以 100% 商业化的,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普惠性在里面

要说最“银发经济”的恐怕是各种挖空心思骗老人钱的保健品了,但我们为什么说那是“骗老人钱”,而并不说实际价值远不如标价的盲盒什么的是“骗小孩钱”?——或者,就算是“骗小孩钱”也不至于到被批不道德的程度?老人说我吃个实际上就是淀粉的胶囊,不是一定为了治病,就是喜欢听那个销售员亲热的喊我叔叔阿姨,跟我谈天说地。做子女的真的心甘情愿吗?

抛开老人身体机能下降,消费大量消费品的能力下降——比如老眼昏花,很难再购买图书影音作品;告别了绝大部分的加工食品;更别提旅游了——之外,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本身就很难撑起足够大的市场,肯定不如劳动力阶段的人们消费能力强。所以当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总数大于劳动人口的时候,肯定对社会而言是一个“净亏损”的状态。

未雨绸缪,我们当然要让大家以更抗风险的家庭形式组织起来,而不是停留在无依无靠的原子状态,也就是(2)提到的内容,这也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少一点戾气。而要实现(2)的家庭化就要靠(1),从根本上落实社会兜底保障,让人有安全感,有获得感

道理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大家也都向往了很久。作为我们普通人,竭尽全力地好好生活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全部,而我们这么拼只是因为房和教育的保障还没到位,不敢落后。

2014 年央视春晚上黄渤唱的那首歌《我的要求不算高》,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真实的心声——跟老婆住八十平米的小窝;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有工作;每天上下班畅通,天天去户外做运动;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国内外旅游;“贷款十年就能还清”;养老生病“有政府来买单”,等等。

在这些需求差不多都满足了以后,社会现在弥漫的戾气应该也会消减很多,人们的竞争意识,或曰内斗意识也没那么强,就可以“人们的关系很友善,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社会相对公平。希望这些在不远的将来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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