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悖论?——科学主义、科学的文化消费、科学的公共信任危机

林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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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耸耸肩@johngalt

可能在你眼里是“情绪化明显”,但你反过来想想,其实是我比别人更明显得预知,川普与其它共和党人有很大不同,他上台对美国社会的危害远比其它人要大得多(看看现在的疫情,以及川普家族的种种贪腐,事实是不是证明了我正确呢?)。”川普有多大可能当选”(实然判断),和“他当选有多糟”、“反对者应当付出多大努力阻止他当选”(应然判断),这是两个不同层面问题,我想你应该分得清吧?至于说公众号上的猪八戒云云,嘲笑对象是读得懂中文的华人川粉,他们和美国本土的白人川粉,从阶级构成、经济处境等等,都有根本区别。对美国本土川粉,尤其底层蓝领,我有极大同情。但对于中国大陆高等学历川粉,当然要多呵呵两声。

林三土

CS Lewis是个好人,但他写的东西就哲学水平而言确实不行。你自己觉得他的东西好,就非要我把他的东西违心地夸上一番才肯罢休,这反过来难道不正是你对自己品味的傲慢吗:D

林三土

“为什么很多选民投票给特朗普”,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写过,比如https://anchor.fm/yao-lin/episodes/E-5--Populism-and-Democratic-Decay-The-American-Example-2018-7-8-ehnd1t 既然你听过/看过,应该知道我并没有一味去嘲讽或指责这些选民本身,而是把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制度变质、政策失误、信息场域扭曲、精英利益固化等等诸多方面。

林三土

对的,STS学者们是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做了很多社会学化和情境化的研究。但我自己的观察是整体而言,这两个共同体的相互态度是极不对等的,自然科学界愿意接纳STS及其结论的,应该是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不是闻所未闻就是充满敌意(觉得Latour他们在挖科学知识的墙角)?当然,如你所说,这里需要更深入的案例和理路分析,我原帖只是有感而发,非常粗线条的勾勒

多重身份与歧视的交叉性

林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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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unin@undergroundman

这个很难一概而论,各地的地方政策在细节上差别很大,而且各地的实际情况(比如种族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也不同,需要一个一个去分析,有些地方可能阶级元素更主要,有些地方可能种族元素更重要。但总体而言,种族元素的作用仍然是非常大的。2018年有一个关于种族财富差距(不是收入差距)的报告(https://socialequity.duke.edu/wp-content/uploads/2019/10/what-we-get-wrong.pdf),里面总结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平均而言,黑人家庭就算出了大学毕业生,家庭财富仍然要少于连高中都没人毕业的白人家庭;只有出了硕士博士的黑人家庭,财富才能超过高中毕业白人家庭。像这样的差距,就不能光靠“阶级歧视”来解释了,否则大学毕业生的阶级难道还低于高中没毕业的人不成?

林三土

这种政策的形式太多样了,举个常见的例子:对郊区房子的楼层(比如不超过三层)、住户数(一个房子只能住一家人)、前庭后院(前门到马路之间必须留出多少英尺、必须有草坪、草坪的草高度不能高于多少英寸、后院必须至少多宽……)等等各方面的规定,使得穷人没钱买郊区房也没精力照顾郊区房;同时在购房贷款、房产税等方面对郊区房加以优惠,让白人中产更容易买得起郊区房。

「司法种族主义、警察暴力与抗议中的暴力」完整版文字整理

林三土

“如果这个白人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或经济贫困,似乎就有了可谅解性?类似的情况还有:铁锈带失业的工人投票给了特朗普;曾经自身在走过贫困区的时候遭遇过黑人拦路抢劫的华人对黑人有了偏见;还有恐怖袭击后死难者家属对于穆斯林有了歧视心里——这些歧视的行为是不是都可以说是不正当但可谅解的?”

——是的,我很同意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去谅解这些人,而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信息环境/经济政策后果/精英误导等方面。比如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中西部白人蓝领的右转,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共和党执政后打击工会,导致蓝领丧失职业安全感与组织社交渠道,二是里根废除对电台电视台节目的“公平原则”要求,导致极右政论脱口秀节目垄断农村市场,让白人蓝领陷入假新闻环境难以逃离。这些都需要从政策层面解决,仅仅攻击这些川粉投票者个人是无济于事的

林三土

这篇前面关于统计悖论的部分是对的,但是后面由此引申出的政策结论则是错的,因为任何政策从制定到效果都不可能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统计指标上,当作毫无成本毫无后果的思想游戏来玩。举个简单的例子,他文中最后提到的那个搜查毒品。假如ai的目的仅仅是搜查毒品,搜到了就没收,但不做其它任何处罚,那用这种“通过只搜甲组来改变甲组行为最终达到自然均衡”的思路还勉强说的通(这里姑且不考虑携带毒品这个行为本身的其它肇因比如贫困也需要公共政策解决);问题在于现实中的搜毒品不仅仅是没收毒品这么简单,被搜到的要逮捕坐牢而且后来还有强制最低刑期,甚至坐牢也不仅仅是坐牢而是有其它后果比如出狱后住房和就业歧视,而所有这些后果又可以在社区和代际层面累加。把这些后果考虑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ai只搜甲组即可促成自然均衡”是多么荒谬的想法

林三土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可以先写出来试试咯。写完自己先读一遍,如果有哪些地方觉得措辞语气不够妥当,可以再斟酌一下。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写出自己的想法是好事,不管是与别人交流,还是作为自己情绪的出口,还是纯粹练笔,都比闷在心里不写好;如果担心有些话写得不妥,自己时候会后悔,那可以先放在一个不太有人关注的地方,私人博客之类?

林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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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義@wudunyi

遇到这种抽风式的找茬真的不知该如何回复哈哈哈。讲座预定两个小时,我超时讲到三个小时才塞下那么多内容,你还怪我说提到no-knock warrant只有那么短短几句话,案件经过和法律细节展开不够详细?真的要把no-knock warrant的来龙去脉适用范围滥用情况、把这件案子(以及过去其它类似的案子)的问题究竟都出在哪些地方讲个一清二楚,我可以单独再开一场讲座了好吗(不过细节到这种程度的讲座估计除了nerds或者想要准备考美国法学院的同学之外应该没有人会来听吧哈哈哈。总之呢看完你的回复,我的脑中不由得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

我:“小明这次考试不及格诶,100分的卷子只拿了41分。”

杠精:“我去考试系统里面查询了一下,小明这次明明拿了41.5分!你怎么只说他拿41分?为什么编造事实??是不是别有用心!故意误导!其心可诛!!”

走好不送啦。

林三土

呃……本来我这里批评的就是no-knock warrant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不知道你拿“法院给了警察no-knock warrant”来当理由是什么逻辑。即便我们相信警察自称敲门,你大半夜打开门发现一群荷枪实弹的人要闯进来,你会是什么反应?以及,如果你多搜索一下,发现这个事情后续还有更多细节曝光:不但警察确实搞错了地址(他们申请了好几份不同地址的no-knock warrant、并且由于没有理由认为taylor家门口有摄像头,所以本来supposedly不应该在这一家使用no-knock warrant ——这个要解释的话涉及一些法庭程序细节,不过总体上可以说体现了地方警察系统内部的执行混乱),而且警察本来要拘捕的那个人(Jamarcus Glover),当天早些时候其实已经被拘捕了。整个事件就是警察的一个乌龙接着一个乌龙,我在讲座里把细节略去已经算是对警察友好版本了,结果反而被你倒打一耙,真是莫名其妙。

me too运动会制造冤假错案吗?

林三土

具体案件如何参与没有什么公开报道,我是因为和其中一些人认识所以了解到的。很可惜她们这个团队已经停止运作了。

林三土

@羅勉 罗兄,对被诬告者,我自当表示同情,也同意就具体案件来说当然要力求正义。但具体案例的正义(以及假阳性、假阴性结果),其概率分布最后汇总到整体上,总是会出现一定的图式,而我们在谈“命中率”的时候,本来就是针对后面这个整体图式来谈的。比如说假设我们为了避免诬告,将证据标准设得高到无法满足,这固然可以避免所有假阳性结果,却造成假阴性结果大增,这同样是一种图式。由于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图式的存在,因此不得不就图式之间加以对比,并得出具体案件中应当采用何等程度的证据标准。这和在具体案件上(根据既定证据标准)case by case地保证公平并不矛盾。

林三土

我今天发了微信版(因为没能通过审核,所以只是发了素材而不是正是的公众号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8sFOe4q-ps7AuamzW_-YHQ),其中做了一些补充。在这些补充里,下面一段是特别回应许多朋友私下提出来的质疑的,关于“命中率”这种说法是否本身就成问题:

【对『命中率』与『误伤率』的另一类追问是:用『命中率/误伤率』的高低来进行评价,这种『效用主义』式的计算方法本身,难道是恰当的吗?就算只是『误伤』了一个无辜者,也是对这个人的声誉与人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宁可放走一千,不可冤枉一个』吗?

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双向性』问题上。社会舆论相信与不相信一个指控,受到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被指控者(嫌疑作案者),同样还有指控者(嫌疑受害者);尤其在性侵问题上,一个指控被周边人拒绝相信,对受害者打击的毁灭性,绝对不逊于错误指控对受枉者的打击。仅仅强调『误伤』对被指控性侵者的打击,而拒绝同样严肃地看待『纵容作恶』对实际性侵受害者的打击,等于是将被指控者的权益天然地摆在指控者的权益前面;这本身恐怕就反映了男权社会的某种偏见。

注意我这里并不是说:指控者的权益反过来天然地高于被指控者的权益,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考虑如何保障被指控者不受污蔑(前面也说到,MeToo运动的实际运作情况,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方面的保障)。而是说,将『命中率/误伤率』纳入考量,是在平衡两方面权益时不可避免的一个步骤。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这种概率考量、空谈对嫌疑人权益的保障而忽略对受害者权益的保障,只能是尽力将这个平衡取舍的步骤做得更好。而这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通过对性侵心理机制、『强奸文化』等社会现实的更多了解,来不断修正我们以往对证词『默认可信度』的错误预置,争取提高最终判断与实情吻合的概率。】

林三土

@曉雅 洛杉矶时报那个案子(以及更一般的许多通报调查结果的案子),我的感觉是内部掌握的细节和外部通报出来的,在详略程度上是有差别的(这是以我对美国高校类似调查的了解而判断),所以除非被处罚者公开抗辩表示不服从处罚,否则我觉得外人的“不能服众”一般而言并不反映实际情况,只是因为外人掌握内情较少而已。

林三土

@王天定 王老师好,我找到你说的书里这部分内容了。可惜的是,书里对此只有非常短的一段话(书不在手头,大意是“最近佛罗里达一个学校的校监自杀,此前曾有女生指控他下流(lewdness),但女生后来收回指控”),没有任何案件细节(包括校长究竟为什么自尽、和女生的指控有多大关系、媒体在这过程中起了什么影响、女生指控“下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案件后续有没有什么新进展等等),也没有给出新闻出处。

这段话的前面几段确实在讨论匿名报道问题(但语境是“检察官隐匿受害者身份,媒体只依据检查官之言、没有做额外的信源求证工作,未等法院定谳就断定嫌疑人有罪”,这和我前面说的“MeToo参与者找可信媒体爆料自身受害情况,媒体参与核实”的情况并不是一回事),唯一的参考文献是1989年对律师D的一段采访。但我根据仅有的这些信息去搜索,并没有能查到该案件。基于这个情况,我觉得用这本书的短短一句话来做论据,价值不大。(另外还是需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否认诬告绝不可能发生,而是说一直以来大家对“诬告”和“作案者逍遥法外”的担忧实在太过不成比例、也太忽略现实中二者发生的概率差别)

林三土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案例,可以说一下具体是哪本教科书吗?我去查查看。

我倒不是说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但上面这个案例描述,听起来比较像电影情节……

林三土

多谢你给的这个例子。它正好可以用来进一步澄清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公共舆论不适用无罪推定原则”,不等于说“公共舆论可以完全不考虑证据强度、随便断定别人有罪”;不管什么人在做判断时,证据标准总是要有的,只不过不必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这样高的门槛;反过来,降低证据门槛,也不意味着任何判断都能过关。

比如在这个新闻里,晚报仅因“被带走刑侦”,就断定吕是杀人犯;没去过的店铺主人出面指证,等等。这些证据的强度即便对于公共舆论的判断来说,也未免太弱了。(这里隐约可以感觉到台湾的媒体生态有很大问题,可以任由这样明显无根的指控肆虐而无人反驳;但我对媒体没有专门观察,就不班门弄斧了)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假设公共舆论和司法裁决对证据强度的要求不必相同,但同时公共舆论本身也要求一定程度的证据强度;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公共舆论的证据标准应该一致?还是应该不一致?

比如(由警方暗中泄露出的)凶杀指控 [从这则新闻也可以看出,警员泄露侦办细节,在现实中并不会遭到任何惩罚] 和(男权社会中性侵受害者会遭受污名化的)性侵指控,指控者本身承担的成本差别是很大的,这样一来,“有人指控”这件事情本身,给公共舆论判断增加的credence,应该也要有差别才对。假设公共舆论对于性侵指控,采取了50%比50%的“证据优势”标准来判断,那么对于凶杀指控,标准应当要比这个高不少,尽管仍然不必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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