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談如何證實判明文獻或歷史現象的真偽問題

與友人談如何證實判明文獻或歷史現象的真偽問題

（一）吾人認為凡為學者，都應先把要研究的文獻先考定真偽始能從事。此吾人從年青時即養成，而養成的經過，則是對於孟子之言起疑，此吾人讀高中時之事。高中有孔孟教材，其中讀到孟子談墨子，說他無父，吾人即深不以為然。認為墨子兼愛情操偉大，何至於此，於是在高中時就對墨子有所好，也為了墨子而開始涉獵諸子。在大學階段，就受胡適《中國哲學史》及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影響。胡適之影響，在於對諸子從較現代觀點去談，而錢穆之書，則是吾人對於談諸子時的年代及學說真偽產生理所當然應予討論前先搞清楚，不然學問結論一概成了虛話。所以若談吾人是否是『疑古派』，不如談吾人是『務實務真派』。古若考定係真當然不疑，古若考定係偽當然要追根究底。

但日後吾人從事于崑曲譜曲之理，本是吾人查考如《集成曲譜》及少數《九宮大成》之譜例，查明崑曲是如何配譜，而且深從吳梅所談崑曲譜曲之理是『聲既不同，工尺自異』，查明曲譜，求得崑曲南曲如何是有固定旋律（即基腔），而依陰陽七聲再調整唱腔之理，初沒有用到什麼疑不疑古。但在2008年，當時想為崑曲立南曲的常用曲牌的聲腔格律的崑曲南曲曲牌格律譜之著作時，想舉一標準範例時，查覺納書楹曲譜不合九宮大成，無法運用，於是驚覺曲界人人誇葉堂，當日吾人從事崑曲譜曲十多年，竟還人云亦云，誤從曲學先師及曲界之眾口一辭，該計畫胎死而欲格正古來錯誤崑曲譜而從事於《天祿閣曲譜》的雄心起矣。

要格正古來一切崑曲界流傳的誤譜，原打算以葉堂為格正之靶心，而歸正於《九宮大成》此一正確聲腔格律譜。而於是開始對於崑曲界的人云亦云的古開始疑。但天祿閣始於2011左右，之前二年吾人從事於將南北曲各宮調尤其常見者所有曲牌，一一將《九宮大成》同名曲牌各範例，抄寫並全改為五線譜，以便對照做為格正崑曲譜使用之用。在此其間又發現令人痛心疾首之事，即發現原來吾人素所景仰的劉富樑此一《集成曲譜》原訂譜者的曲譜竟被王季烈塗改（原吾人以為王季烈，但後來考出是王季烈找高步雲改的，事後王季烈掛上自己的名字以攬名譽），難怪吾人以往曾發現《集成曲譜》有些譜子好像不合譜曲之理，故以往著文告以崑曲譜曲應從各句末字向前譜，因為發現《集成曲譜》同曲牌各譜似配腔有矛盾，故以此法彌之。於是深覺崑曲界之昔日之論皆不可靠，每一論述都要吾人重頭再考一遍，確定是吾人考查過，始能用來論述。並且自後《天祿閣曲譜》遂以葉堂《納書楹曲譜》及《集成曲譜》為糾謬的核心了。

而因為研究崑曲，悟明此理，而進而研究崑曲史，發現原來所謂魏良輔〈南詞引正〉是1960年間北京圖書館善本工作室主任趙萬里所偽造，而明末小說裡太祖問人瑞崑山腔是小說家言，萬曆崑山縣誌已刪掉任何涉及明太祖見人瑞的往日偽史。但崑曲史界研究崑曲史全都抄偽書偽史，所以坊間所有崑曲史著作都天方夜譚而又不勘聞問，多係應丟棄之廢品。吾人就是在前後花費二年考出〈南詞引正〉之偽于趙萬里的實務裡，對於考辨真偽獲益良多，奠基日後所有在學術考偽上的基礎及心得。

而鑽研至戲曲史，發現竟然戲曲界的常態是所有引用資料一概不考真偽。所以清朝何焯的《南詞敘錄》當成明嘉靖年徐渭之作。明萬曆年間《猥談》非嘉靖初祝允明之作，而係其後生親屬之作。但此二書是戲曲史研究必用，戲曲界全都未考真偽，以致於坊問戲曲史及聲腔史的著作全都荒腔走板而出錯不堪聞問。

之後，對於不管涉及學術上的任何話題，一概不以前人之言為信，必得親為考辨其真，始開始論述。故吾人認為，研究學問先對所引用書志，一概應親自下一番辨定真偽工夫再下手從事論述，概不人云亦云，以免再蹈信任學界人云亦云，而使吾人不能早十多年一入崑曲譜曲即從格正曲譜著手，以致於浪費吾人二十年光陰。都是信任故書及往日先師或學者專家之論所害。所以談疑古，實不是吾人宗旨，吾人疑所有古今專家學者之言，一定要親自證明再議。

吾人其實也不算是治史，雖自小，對於歷史有所好（另一門是音樂），但也並不是從事於歷史，所研究是治學過程裡對於像是崑曲、戲曲、中國音樂、經學等史的過程要一一追其真象，不受人云亦云影響。因為真偽的判定往往要把握歷史過程面著手，如語言有其發展，魏以前沒有『伎樂』之稱，因為秦漢天文有天倡之星，是音樂之星，故漢人講『倡樂』呼應其天文術數裡的天倡星，到魏始受佛經影響用西域僧人譯經用的『伎樂』一辭，此發展瞭解，於是可證內有『伎樂』字眼的《孔子家語》是魏王肅所偽造，而今傳《賈誼新書》內有『技樂』一辭，也是魏晉以來的人所編成。吾人舉辨真偽此例，就是指出，其實辨真偽不是一門專學，而是一門綜合學問，如『伎樂』一辭來路由佛經而來，此要得要有研究佛經譯文而始能得知；漢人用『倡樂』一辭因受天文術數裡有天倡為樂倡之說，此又得要有研究天官之書始克得知；而用『伎樂』一辭在《孔子家語》及《賈誼新書》，此亦要讀到此二書始能得知。故綜言之，要能辨偽成功，要博覽博學，此吾早歲喜諸子及歷史，後又接觸社會學經濟學及人文各學及子集文學甚至佛學史經學史等等，打下一些基礎來辨偽上運用。故吾人不治通史，亦不治專史，而是在研究各門學科時在其歷史此方面想打破一切虛史而呈現真正的崑曲史、戲曲史、中國音樂史、經學史、佛教史或各方面的真象，又如詩經各篇作者是誰？孔雀東南飛不是漢民歌，是南朝陳徐棱所作；《方言》是漢末應劭所作；《四十二章經》及《牟子理惑論》是南朝劉宋南齊的陸澄所作；西漢哀帝大月氏王派人至中華傳佛系偽史等等，都在還原史實真相。以至於近年的《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都是偽簡之證，皆稟還原一個真相並見證這些古文字學界或歷史學界的浸沉於偽竹簡的而出乘露醜的學界裡一瑒現代版的學界現形記。

所以在親自考信為真之前，疑一切而皆不信，不只疑古（如在崑曲方面含疑古之葉堂及近古的吳梅），還疑今人所有著作及論文，不願再做白工及上當受騙，造成生命虛擲。

（二）材料收集。一手是當代史，即當代人寫當代事，但仍要考證，因為是否是八卦虛話仍未可知，如《史記》記西漢初年事，此當代史。二手就是已過了好幾代人才寫的，如東漢班固《漢書》寫西漢史，就是二手資料。也可以說，二十四史多為二手資料。您提到史之真偽方法論，一如前條所言，考真辨偽是一門綜合學問，火候夠，則自可駕輕就熟。如火候不夠，明明偽證就在此篇內此字，但因學問不足，忽視過去。一如學問不足不廣博者讀《孔子家語》，明明『伎樂』一辭眼前過，也過眼雲煙，依然自顧自誇口大談走出疑古時代，把《孔子家語》忽悠成真貨，此辨真而成學界罪人之例，所在多有。若一定要談辨真偽其方法，就是句句察其來歷，是否源於一手材料，如係一手，再考是否真偽；若係二手，則察有無旁證或其他近二手年代的史料之內容的異同。尤其注意相異的部份，真相或自其中可以查出。

所以辨偽是學問的最綜合的極致之學，真相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內容下，要有潛力始能發掘，不要放過任何可疑的字眼及內容。吾人試舉一例，臺灣曾永義有個女弟子，其碩士論文談到王驥德是徐渭鄰居，居然不知徐渭寫過《南詞敘錄》而未敘及，豈不怪哉。未料真相是，這就是所謂徐渭著《南詞敘錄》是偽說的明證。王驥德在《曲律》裡講他聽徐渭對他講南曲，不過王驥德《曲律》談南北曲卻荒腔走板，不知南戲存在，先談有北曲再有南曲。即他根本沒有聽到徐渭對他提過什麼《南詞敘錄》的內容。該女弟子也是泛泛不知辨真偽為何物之輩了，其論著內容得不到真相，自無可觀了。

（三）吾人不專研歷史，所以實無法提供哪些所謂的史家足資楷模者，而且吾人除非親自查證其著作，不然不會相信坊間任何名號是史家者。不則，吾人認為，以考據方法而言，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可為榜樣，其方法可學。唐代劉知幾的《史通》雖屬泛泛，也不失可以入門。但吾人認為，王夫之《讀通鑑論》及《宋論》可以一讀，吾人對其此二書評價很高，不是指其所述吾人都相信，而是指其論述的方法可學。他是如何從一言一事判斷歷史真相，如他判斷唐太宗是個大壞蛋，因為殺兄弟公然無恥叫史家直書，天良不見。辨偽之學也是可以從書本內容甚至如『伎樂』字眼判《孔子家語》《賈誼新書》真偽是同一個道理。而要學做一個博通之人，吾人認為，梁啟超的學術論著甚至其其他著作亦當一一讀過，對於培育學問博度廣度及辨真偽精准度很有幫助，而梁啟超對學術真偽的辨真偽成就也是成多於敗的。

（四）歷史著作的官修、私修或野史，此分類而實無很大幫助。如《宋史》是元末之作，已是二手文獻了。而其內容有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者，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又是南宋當代史，雖是私修，卻是重要性十足的當代史。而《湘山野錄》雖名列野史，但作者其人卻四處收集資料，且家藏先代當代史書或著作無匹，心有制史之念。故其重要性而言，講它係野史未必不重要。《宋史》，是元末依當日所存宋文獻編成，內容多有矛盾而未精校。所以談歷史著作，還是要考定著者所著是否當代之史為先。以當代史而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湘山野錄》都是當代史，重要性自然重要，《宋史》則是二手文獻，但抄自宋來文獻，故亦可算雖二手但仍重要。其間記事如有出入，則需另勘其他史料再定奪了。（劉有恒，2019.12.17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