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蔭瀏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揭秘

楊蔭瀏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揭秘

馬力黎在1990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文藝界通訊》第7期內，寫了一篇《矢志不渝的一生》（紀念中國音樂史研究泰斗楊蔭瀏）裡寫了一段話：

『1865年，毛澤東同志指示要早些出這本書（按：指掛名楊蔭瀏著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楊蔭瀏曾日以繼夜地趕寫。寫成之後，卻又因為不肯按某些人的“旨意”修改，使書稿在印刷廠白白躺了十多年。文革後，楊先生再次對書稿加以修改訂正，終於在1981年2月出版了《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一書』

按，馬力黎此文，實是不符史實。按，以楊蔭瀏名義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其實於文革前的1964年就己由音樂出版社分上、中兩冊出版了三分有其二。依《中國音樂詞典》就對此書有說明：『《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楊蔭瀏著。其中從遠古至宋代部分，曾於1964年由音樂出版社分上、中兩冊出版，1981年全書完成(從遠古至清末)，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分上、下兩冊。作者試圖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於歷史研究。全書資料豐富，對若干重要史實做了較詳細的分析。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幾十年來調查、研究中國民族音樂的成果，是—部較系統地闡述中國音樂歷史的著作，在國內外有較大的影響。』也就是，一如馬力黎所說的，此書是『毛澤東同志指示要早些出這本書』，這是要作為即將開始的文革先於音樂學界訂下一個腥風血雨的計劃的行動綱領。所以不久之後，文革開始，一些音樂學界的人士紛紛受迫害至死，有名的，如吳梅之子的吳南青，寫《中國音樂史綱要》的沈知白。

而馬力黎的文章內的此段文字，顯然不是對於史事的描述，而有包庇楊蔭瀏之目的。如果，楊蔭瀏膽敢對於『毛澤東同志指示要早些出這本書』而心生違抗，『卻又因為不肯按某些人的“旨意”修改』，那麼，為何1964年文革前夕，音樂出版社及時出版了上、中二冊（下冊未及出版而文革已起），而馬力黎的『使書稿在印刷廠白白躺了十多年』又顯然是謊語了，而如果楊蔭瀏真的違抗了毛主席的旨意，還會平安地活過文革期間嗎。

相反的，其中的訊息即是，楊蔭瀏充份依照了毛澤東同志的旨意，把此書寫成了一部『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於歷史研究』的著作，即，內容充滿了階級鬥爭的論調，於是在文革期間立下汗馬功勞，而活過了文革。文革後為了掩飾其行，自有趨炎附勢的人出來為他塗脂抹粉，掩飾其在文革中的貢獻。吾人此文，對楊蔭瀏的道德瑕疵，因身處當日的政治環境下的不能不為了政治目的而為此違心之書，而以致此書價值大打折扣，亦無法深加責備，但後人應記取教訓，尤其對於像是馬力黎為了掩飾而寫與真相不合的文章而深為不值。

王欣、程美芳，2013年第四期《音樂創作》上的《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寫作背景及體例結構》有一文，而此文第一段有關〈《史稿》寫作過程及背景〉部份如下：

『《史稿》動筆於１９５９年７月，束筆於１９７７年，整個寫作過程長達ｌ８年之久，全書最終出版則是在１９８１年，距最初開始寫作已有２２載光陰了。具體的寫作過程如下：１９５９年春，在中國音樂家協會和中國音樂研究所的組織和領導之下，先由楊蔭瀏、廖輔叔、李純一三位同志寫出《中國古代音樂史提綱》，然後經過兩次座談會幾十位同志的討論，對這個提綱提出意見，並由楊蔭瀏執筆修改，於同年９月油印出《中國古代音樂史提綱初稿》，最終楊蔭瀏根據這個提綱初稿撰寫了這部《史稿》。１９６０年撰寫了中國古代音樂史遠古時期至唐代部分，內部油印版，書名《中國古代音樂簡史》第一編第一冊。１９６１年撰寫了中國古代音樂史宋代部分，書名《中國古代音樂簡史》第一編第二冊，油印版；同年整理第一編第一冊，改書名為《中國音樂通史簡編》上卷，７月油印，同時作為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教材運用於教學實踐，並廣泛徵求修改意見。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經過修改、整理後的《中國古代音樂簡史》第一編第二冊，書名為《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冊，增加了遼、宋、西夏、金部分，１９６３年完成油印版。１９６４年，楊蔭瀏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上古至唐部分，作為中央音樂學院教學參考書，９月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同年著元代部分， 以《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卷題名油印，１９６６人民音樂出版社繼續出版《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冊，遼、宋、西夏、金部分。

１９６５年，毛澤東指示要早些出這本書，楊蔭瀏曾日以繼夜地趕寫。[[寫成之後，卻又因為不肯按某些人的‘旨意’修改，使書稿在印刷廠白白躺了十多年。文革後，楊先生再次對書稿加以修改訂正。]]

１９７５年撰寫明、清部分，書名《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冊之二，油印版；

１９７７年繼續完成明、清部分，書名《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冊之三，油印版；直至１９８１年２月，《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全書６５萬字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分上、上兩冊出版，上冊為遠古至宋代部分，下冊為元、明、清三代。時年，先生已是八十高齡的老翁了。史稿出版後三年，即１９８４年，楊蔭瀏先生謝世。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史稿》開始撰寫的同時，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正式提出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通過了把“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作為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這次會議完全肯定了當時已經出現的“大躍進”，認為這標誌著我國正在經歷著“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由於對階級和路線鬥爭的錯誤理解與處理，“左”的思想和路線在全國範圍內不斷發展、膨脹。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１９５８年，“厚古薄今”、“打破王朝體系”等口號自上而下影響了整個學術領域，首當其衝的是史學界。不少歷史專業幹部被下放去編寫工礦史、公社史，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史及帝王將相的歷史活動一時成為“禁區”，甚至連歷史上的朝代、年號都要刪掉。１９５８年５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插紅旗，辯風向”的問題，指出“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資產階級插的旗子，我們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這個旨意一下，學術界自然聞風而動，頓時便掀起了“拔白旗、插紅旗、滅資興無”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運動”，並紛紛找出各自研究領域中的“白旗”代表人物作為批判的重點對象。北京音樂界提出的口號是要寫出一部“真正的人民音樂史”；上海音樂界提出的口號則是力求寫出一部“我們自己的革命音樂史”。《史稿》便是在這種“左”傾思潮氾濫的情況下開始撰寫的。由於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採取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寫法是天經地義的，唯有如此才能“綱舉目張”，統領全局；而且也沒有誰對於這種寫法提出過異議。長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種凝固不變的模式和不可逾越的禁區。“文革”開始後，[[楊蔭瀏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史稿》的寫作也被迫停止。直到１９７３年回京，楊先生在古稀之年用顫抖之手重新握筆，完成全書。』

因為此文據一些後人的記念追述文撰成，不免有為死者諱之處，而作者亦據以引用之，吾人現今把此被死者諱觀念而以飾詞修飾之原文中的兩段文字，今皆以［［］］匡出，計『寫成之後，卻又因為不肯按某些人的‘旨意’修改，使書稿在印刷廠白白躺了十多年。文革後，楊先生再次對書稿加以修改訂正。』及『楊蔭瀏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事實並非如此，楊蔭瀏的部份寫成品，只因文革已到，不及出版，不是什麼不肯聽從權勢而不肯修改，在文革期間，因為實際上一切社會正常活動皆停止，其工作地點也因陷入鬥爭而告停止運作，而一切職員也都紛紛迫於時勢而下鄉去了，包括楊蔭瀏也得與眾同儕一起下鄉，但下鄉後還得一管理收發的幹部之職，而且於文革進行中的1970年代初，部份業務恢復時，又首被召回北京，在四人幫當政時仍從事於工作。四人幫失勢，楊蔭瀏對外表示他是文革裡的被四人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飾詞及自保之辭也，而寫作回憶紀念文的同儕也幫忙隱諱，這些都是不能採信的偽史料。而如果他敢於違毛主席等上級『旨意』，對於成品抗命不改，則還能活過文革嗎，還能在文革期間裡又出來工作被重用嗎。（劉有恒：《中國古代音樂史辨正（甲集）》，台北:城邦印書館，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