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

我的感觉是，他其实是把美国的宗教极右观念输送中国……

做一点说明……写女孩本名是因为她已经过世了，说出她的名字，也许对有责任的人有一种震慑的力量；如果她还活着，那么不仅是名字不能写，必须隐藏任何会透露隐私的细节。很悲哀，不能说我们都知道的加害者的名字，因为他还苟活着，还享受着法律保障的名誉权。

@王天定 高校性骚扰还能爆出来，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连爆出来的可能性都很小，尤其是铁饭碗的单位。高校老师被爆的多，一是学生组织化程度高，而受到生计约束少；二是教授说来说去，那点权力和资源比起其他有权势的人算是杯水车薪，三是社会对师生关系持一个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尤其是本科生，在学校内部和社会上都受到比较多的重视和保护。而发生在博士生、博士后身上的性骚扰，其实也比较类似职场关系中的状况，是很难被举发，通常付出代价的是受害人。常艳日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潔平 首先，并不是没有老师帮助学生，但因为他们的身份依附于学校，他们只能采取不同的策略，重点是不会站在明处。我在帮助厦大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有厦大有教授暗中支持和沟通信息，但TA们不能公开叫板。上海交大新闻学院的谢耘耕的事情，最早也是因为我们外界不知道名字的“女教师”和“老教师”支持学生，才避免了学生辍学的悲剧，惩罚了加害人。

第二，越到资深的教授，尤其是博导一级，女教授是很少的，也很边缘的。很多女教授跟我吐槽过男博导们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言论，固然是不以为然或满腔怒火，但是很难当面批评。因为学术圈的高处就是一个老男孩俱乐部，女性并不享有平等的话语权，这个位阶的女学者在其中的状态，是充满各种折衷策略的，要么很憋屈，要么就是顺应，不可能站出来反对其中的很多男人。

第三，学术界的人际关系封闭而敏感，很多人都避免自己给别人留下“刺头”和“愣头青”的印象，尤其是年轻人。国内跟境外高校不一样，同一个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上，青年教师和博导们基本上不是同一个阶级，这种等级分化让资浅的老师很难去质疑和挑战高阶、有很多身份和头衔的老师，尤其在学校本身缺乏相应制度设置的前提下。我访谈过的一些受害人都提到系主任甚至院长，都认为自己管不了胡作非为的“老”教授，譬如学部委员什么的。在目前的绩效主导之下，对于学校最重要的，是学霸们能斡旋酬酢，拉来课题与项目，搞到博士硕士点，院系领导自然不可能为了反性骚扰影响这压倒一切的任务。

第四，其实最麻烦的是，当下烂人都拉虎皮作大旗，动辄将反性骚扰的诉求政治化，污名为反华。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们若有支持学生的动作，可能成为他们的灭顶之灾。但在前几年，气氛不一样的时候，并不是如此，譬如厦大吴春明事件中，当时256名学者给教育部的联名信和建议书，都清清楚楚写了大家来自哪个学校。

我个人认为，酷玩这个做法，对于女权组织来说，本来影响并不大。因为它的文风和漏洞百出的逻辑，决定了它能够说服和影响的人，本来就是女权组织无望争取的人。来福对知乎“反女权”的归纳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来自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去年2月，我和我们的机构也遭遇了几股不同的力量协作的诽谤和网络攻击（小竹案）。但是，谣言没能分化女权社群，反而我发现一些在努力支持我的账号，是之前在我发表一篇批评性别平等讨论中的阶级歧视的文章时，猛烈攻击我并且给我取绰号并与我决裂的“田园女权”博主。

糟糕的是，伊利丹·怒风以及酷玩的谣言，正好发生在女权之声被封号一周之后，尽管没有证据，但我怀疑这些谣言的生产，也许就是出于破坏现场、对女权之声毁尸灭迹的初衷。

目前起诉酷玩，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既是法理维权，也是倡导。

至于长期的话语斗争如何进行，说句老实话，在很多友军账号阵亡的三月，我暂时没有更明确的想法。作为一个目前尚未炸号、也侥幸目前没有被围攻的机构的成员，我们的重点当然不是针对个人或者机构的声誉进行辩诬，而是努力维系女权议题的正当性，保证其在社交媒体以及有限的其他公共空间的存在。因为女权的社群不退潮，女权组织就会有坚定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