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籍留美学生,本科在读,主修数学、哲学和统计学。 艺术爱好者,微信公众号:波谱哲学

坠入之难

这是完成度比较高的一篇,上次没发全,有些可惜,故... ——写在前面

纽约某街角的小房子里曾经住着一个女巫。她的眸子像哈德逊河上的浮冰,如果你仔细看,就可以看到点点星光,那是大河两岸的万家灯火。女巫有一头柔软的卷发,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紫罗兰的香气。最起码在我遇见她的时候,她还是那个样子。

十年前,我还在大学经济学系读一年级。我在感恩节假期去纽约看望未来可能会成为艺术家的一可。她是一个娇小的女孩,我至今还清楚得记得那红扑扑的小脸和时不时嘟起来的薄薄的嘴唇。一可领着我来到了一个精致的街角,说那附近有纽约最可爱的诗集。也就是在那儿,我见到了女巫。

如果我现在再回到那个闪着橘红色灯光的街角,已经看不到女巫水仙花般的身影了。她选择了卧轨自杀。十年前的冬天像现在一样冷,纽约市也没怎么变化;然而我已经从一个很把自己当回事儿的放荡大学生,变成了一个不把世界当回事儿的落魄博士生。我不知道自己对于学术还有多少热情,也不晓得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这座城市曾经从内到外散发着水果茶的味道;而那时的我在大街小巷走着,肚子里满是这甜兮兮的香气。我似乎就是这座城市,永远不会迎来疲倦的时刻。如今,我早就变了,纽约也没了我所熟悉的人,摩天大楼的上空,更是只剩下了隐隐约约的尿骚味儿。


记忆中,女巫的戒指是绿色的。那天晚上,我们悄悄爬上了曼哈顿中心一栋大楼的天台。她的戒指在寒风中闪着绿莹莹的光,很像南北极宁静的天幕。寒风中,眼前这个波兰女人越来越神秘,让人误以为是天外来客。

十年前,我第一次来纽约。之前我对这里的印象还只是自由女神和华尔街上的牛睾丸。我走下飞机,来到嘈杂的车站,坐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铁到了一可的学校。她以一个大大的拥抱迎接我。天有些飘雪,地有些湿润,一可的脸有些发红。我从未见过这么繁华的地方,在人流中兴奋地走着,时不时回头看看她。阿可一身白衣,娇小而灵敏,就像浪潮中的一条白色的海豚。走进街角的书店,我看到了裴多菲的诗集,和对面小屋里美丽女巫的影子。我坐在书店咖啡馆的座位上,把黄澄澄的冰激凌蛋糕送进一可樱桃一样的小嘴里,如我们高中时候那样。

在天台上,女巫告诉我她在年轻时爱上了一个头发像火炬一样的爱尔兰人。后来火炬突然被点着了,爱尔兰人发出杀猪似的的嚎叫,离开了人世。女巫用尽她知道的一切巫术,都没有让爱尔兰人重获生命。从此,她就独自一人住在纽约街角的小屋里。她那时候既是女巫,又是一名心理系的大学生。这是个美丽的怪人,大概什么都学不会。

后来,她问我喜欢什么音乐。她说波兰出过三位人类历史上的一流伟人,其中一位就是她最爱的音乐家。我知道波兰人的民族情结很重,就像中国和美国。虽然我爱的作曲家是斯美塔那,但我依然告诉她,即兴幻想曲是最伟大的音乐。女巫听后很高兴,说她也很喜欢伏尔塔瓦河。可惜她不是斯洛伐克人,感受不到那种震撼。

从纽约回到学校,我还是时不时想起女巫那浅棕色的头发。那天晚上,她伸长脖子从天台向下看去,看到了拥挤的人行道、单行马路和脏兮兮的餐车;清冷的风在她的披肩发上吹出了一排排波纹。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把上半身探出栏杆。我的平衡能力一向很好,那天却不知为什么,不小心从高楼上翻了下去,坠入了钢筋水泥的丛林。我在风中打着滚,看到了三十层正在默默流泪的小伙子,看到了二十层独自喝红酒的女郎,看到十层抱头痛哭的情侣,还有女巫探出天台的身子。她的脸颊反射着远处的霓虹灯,忽明忽暗,变幻莫测,美不胜收。


我不曾坠楼,但是女巫后来却从站台上跳下去了,从此便永远地离我而去。这次我来纽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背包里的小红花放到和女巫亲密接触过的铁轨上。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她穿着一件紫色的呢子大衣,走进了地铁站。女巫解开大衣的扣子,露出洁白温润的皮肤,然后义无反顾地从站台上坠了下去。地铁从她身上碾过,她整个人变成了三段:紫色帽子盖住头,这是上段;大衣包住身子;这是中段;裸露的双腿像是一对儿象牙工艺品,这是下段。

半个月前,当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接着,我才明白女巫死了,并陷入了一阵不可名状的悲哀。作为一个社会学系的博士,我的人情味难免淡一些。我平日的生活就是在涂尔干、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寻社会变迁的蛛丝马迹,然后变成涂尔啥也不干和亚里士缺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身边的人一个个走远,读过的书一页页忘记,生活的故事性也一点点消散。就在一切都丧失了灵气的时候,她的坠入又把我拉回了十年以前那段被灵感主导的岁月。于是我启程,前往日渐萧条的纽约。


十年前纽约的天台上,女巫趴到我的耳边,用一口深沉的英国腔说,世界是什么样子,和世界该是什么样子,根本不是一回事。然后她又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发现生活的真相。我告诉她罗曼罗兰的原文还有下一句,可是她却说,若是真能热爱它,说明还没有发现生活的真相。我觉得这一切都荒诞地有道理,于是就从高台上坠了下去。那夜的风中有着浓烈的杏花香,融合在汽车尾气的味道里。我在一百米的高空飞速下落,脑海中顿时回忆起来女巫的所有话。她说从前有一场森林大火摧毁了波兰的一个村庄。大火从东边决绝地走来,树木烧成了碧绿的翡翠,巨石熏成了墨色的玄铁,老虎化成了橘红的蜡油,兔子热成了雪白的爆米花。那个村子里住着两万名智者,他们的尸体在被烧焦时变成了一个个十字架,伫立在自家的花园前;滋滋的冒油声奏出了一首赋格创意曲,让远在斯大林格勒的不朽思想家听出了和谐之美妙。大火过后,这里便永远被封存,村庄的名字也从地图上消失了。女巫说,此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那以后,她的家族就永远离开了伟大的土地,但她依然热爱着波兰,这份爱必将矢志不渝。

接着,她说我长得像东条英机。我非常生气,当机立断,从高台上坠了下去。


纽约的第一晚,我和一可在书店买了好多书。那家书店的顶层有不少珍贵的画册,有第一版的《悲剧的诞生》,还有一幅拜伦的画像。在画像后面,有一个算命的小铺子。女巫住在里面,手里抱着一只猫,而那只猫,也叫拜伦。那只猫刚刚死,柔顺的黑毛还有余温,这一切都像一首忧郁的诗。女巫早就预测到了黑猫的死,所以她的俏脸上没有悲哀。她告诉我她的巫术可谓炉火纯青,世界在她的面前已经没有了秘密。我当时半信半疑,此时肯定完全不信,因为她不知道社会学的秘密,不知道恼人的结构主义,不认识什么孔德齐美尔,更不知道我这样一个怪里怪气的人究竟该何去何从。

天台上,女巫说她觉得最美的情怀就是民族主义。我觉得她说话的神态极具艺术感,令人不忍反驳。她又说,东条英机和西贝柳斯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一者诉诸政治,一者诉诸艺术;一者在东,一者在西。所以人的动机是中立的,而工具和地理却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听到这些,我登时觉的这个人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而且还不是什么正经小说。闭上嘴后,她朝着我笑了一下。她的脖颈白得丝毫没有血色,棱角突出的脸颊再次映出了远处的霓虹灯。那一刻,我觉得她说的话狗屁不通,却可爱的很。

此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如此有趣的人了,我身边的人也从未给我提起过什么最美的情怀。我读完了裴多菲的诗集,忘记了若隐若现的一可,开始在图书馆里日复一日地苦修。


那天夜晚,小铺子里的女巫告诉我,我的命运由三种东西构成:对知识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和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我笑而不语,点点头,觉得她既聪明,又蠢;聪明在她用哲学家的名言来哄骗我,蠢在不知道我也认识罗素。女巫抓起我的手,用食指轻轻划过掌心。她的瞳孔绿油油的,双眼仿佛遗传自西伯利亚高原上的猞狸;而她腕上的皮肤凉的很,让人抓住就不想放开。

第二天,我在天台上约见了女巫。我在那里坐了一晚上,好似读了一本残缺不全的书。凌晨时分,天气实在太冷了,我就从高台上坠了下来。坠下去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民族主义,看到了巫术,看到了无聊的社会学,和茫茫黑夜中若隐若现的点点星光。


地铁到站了,我从包里掏出小红花,悄悄跳进了她卧轨的地方。那里插着一个牌子,写着:波兰女巫葬身之处。远处有两块紫色的东西,散发着浓烈的薄荷味。我把花放到了铁轨旁边,吻了一下冰凉的枕木。这时候,另一辆地铁进站了。它明晃晃的车灯像怪兽的眼睛。站台上的人发现了我,开始疯狂吼叫。这种吼叫声我很熟悉,邻居家的狗就是这么给我说话的。我从未搭理过它。

地铁缓缓朝我驶来,一切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感恩节假期。那时世界还没有那么乖张,我和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孩走进了街角的算命铺子,见到了美丽的波兰女巫。

她坐到我的面前,悄声说道:“你知道吗,纽约最美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我抬起头,发现女巫的眸子像哈德逊河上的浮冰。如果再仔细看,我就可以看到点点星光, 那是大河两岸的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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