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

最近看陈思和先生所写的关于周作人的论文，其中指出在周作人的新文化后期的身份意识的转变中，开始建构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陈文中区别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广场意识”，即一种登庙堂改革天下的渴望，而周氏的岗位意识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判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一种结合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思想的新的现代意识。也有些像余英时先生研究王阳明等明代士人阶层的转向，即从传统的“得君行道”走向“觉民行道”。

移风易俗以及启蒙运动都需要时间和知识分子扎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传统激进革命认为只要改变当政权力阶层，就能创造公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与生活，但情况或许更复杂（从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观念改变或许也很重要。对近代中国而言，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也就暗含着启蒙被破坏以及未完成的意思，因此之后的一系列悲剧或许也自有来源。因此，在当下不再有救亡的压力时，知识分子应该再次开始“启蒙”的扎实工作。这里的“启蒙”是陈文在分析周氏的民间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意义上的，而非传统“广场式”意义上的。

这段话有感最近的metoo运动中知识分子内部的辩论和在讨论中所表现出的问题。自己的一个小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