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木

青年作者,写小说;研究女性主义,性与性别(性少数)以及文化研究等。

“国家面前无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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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面前无偶像”这句话在最近几年的国内饭圈似乎正渐渐地成为某种共识,用来反映饭圈粉丝们在国家大事等所谓的原则性问题上的高度觉悟。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具有强烈效忠姿态的出现,其实也和主流意见中对饭圈这个网络小众群体和文化的许多陈词滥调与刻板印象有关。在前者看来,参与饭圈的粉丝大都年龄偏低且学识有限,因此终日沉湎于网络、二次元亚文化以及追星、粉爱豆这些“玩物丧志”的事情上,对被认为具有更大价值——无论在道德还是价值评判等级上——的诸如社会、民族和国家大事的忽视,导致他们成为最不爱国的一群人。

在当下中国,“不爱国”的标签是没有任何个体、集体或群体能够承受的,因此为了洗刷这样的嫌疑,饭圈在最近几年的所谓国家大事上都频频亮相且亮剑,由此迅速成为一股“爱国”先锋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面前无偶像”的观念开始形成,因为在“国家”和“偶像”之间,“国家(利益)至上”成为一个绝对标准。并且这并非仅仅是粉丝们对自己偶像和爱豆的抛弃,而是他们都知道,即使是自己的爱豆,在这两者之间也必须总是站在国家这一边。

就如周雪光在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政出于一”的体制结构使得它占据着场域中的绝对主宰位置,其他诸如社会、家庭、各种组织,以及诸如娱乐圈、饭圈等群体,也都在其统领之下。由此也就产生了以其利益为首要目的的绝对标准。饭圈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论是他们在国家大事上的积极对外亮剑、出征和抵制,还是给自己爱豆的主旋律打卡和督促,背后的目的大同小异,都是为了不与国家或是与之相似的其他更大的集体利益起冲突。

因此,“国家面前无偶像”其实也就成了饭圈以及其他常常利用这一口号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的个人和群体的尚方宝剑,一方面能够抵制主流对饭圈的污名,另一方面也顺利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其众多工具中颇为积极主动的一个。

然而,这一被奉作真理的标准本身却是内含着自相矛盾,它更像是一个未经检验就因为看着正义或有道理而被使用的结论。因此当我们去检验这个口号时便会发现,“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原因来自于前者利益的绝对性,所以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爱豆的喜爱自然要为之让路;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切私人的或是“小”的偶像崇拜都是有限或是可以被放弃的,因为一旦“国家”出现,所有其他偶像都自动退至边缘,因为“国家”在这一场域中才是最大的正主-偶像-爱豆。

这一看似轻而易举的连接背后其实是因为它们分享着相似的逻辑,即“粉丝-爱豆”的偶像崇拜能够轻而易举地转化成“民众(粉丝)-国家”。这便是当下最典型的爱国“爱豆化”,而无论是饭圈粉丝还是主流媒体都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才会出现一些官方媒体创造国家虚拟形象,来让粉丝-民众粉和崇拜(虽然失败,但背后的整套逻辑却是一样的)。

因此,当人们宣称“国家面前无偶像”,正是一个新偶像——“国家”——诞生的时候。这句话说得并不是放弃偶像崇拜,它真正的意思是暂时放弃对具体的爱豆的崇拜,转向对“国家”这个在各方面都占据绝对位置的偶像的崇拜。因此,“国家面前无偶像”的真正内涵便是:在国家面前,一切小偶像都得回避,因为他是最大且所有人的正主。

这一观念并非什么新鲜创造,在近代历史中它也有另一个名字,叫国家主义。按照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国家主义(Statism)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和国民的利益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和国民权利是不可分割,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国民通过契约法律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物,法律是国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而其核心便是“倡导国民通过契约法律为本位,引导国民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维护国民利益,共同约束”。然而伴随着20世纪各种极权主义政府的产生,我们也发现国家主义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而其中一个重要转变便是“国家至上”原则的出现。在平等基础上,以契约法律为连接而形成的保障与约束被一种等级制所取代,即国家开始成为二者中更核心且重要的角色,由此成为需要效忠的对象。

这一逻辑在饭圈爱国“爱豆化”的现象中被发展到极致,因此围绕着它便产生了我们时常听到的所谓“国家面前无小事”、“原则问题”等一系列看似有道理,实则内中却鬼影重重的话语。而也正是在这一“国家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出现了当下无论在网络还是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中层出不穷的过分甚至极端的行为。

当汉娜.阿伦特在论述古希腊对于政治的理解时,她首先指出自由在其中的重要性。因为政治的产生依靠于人的复数性(即存在着差异,而非只是“一”的自我复制的相似性)这一特征,并且当这些个体走近创造了一个用于言说、讨论和行动的空间时,真正的政治(与权力)才会应运而生。它和我们当下理解的政治(统治与被统治)、权力(只属于统治者的强制力量)十分不同。而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公共讨论便具有一系列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前提:首先是每个人之间的平等,只有如此才能说出个体的意见和观点;不依靠强力,而是通过辩论和辩驳来说服对方。任何以强力或是利用权威而产生的“说服”最终都不是政治的,而是专制手段。

如果按照这一观念再来看我们讨论的“国家面前无偶像”,它所存在的强制性力量便一览无余,并且也直接威胁到所有对其的讨论、辩驳和批评。因为这里首先没有平等可言,“国家至上”破坏了这一原则,在这里,只有臣服,不能有异议。也正是在这一绝对性的加持下,饭圈获得了最具破坏性的力量,而任何冒犯了“国家”及其衍生的各种“原则”的个体和组织都往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就好像是阿伦特所说的现代战争。

在阿伦特看来,20世纪的战争已经和以往的战争不同。曾经作为延续政治的一种手段的战争,只打击军事基地、设备和参战人员,目的是与对方政府签订协约,以停止战争;但20世纪的战争却以彻底灭绝对手为目的,往往进行无差别攻击和破坏,从而可能出现对一个种族、民族和国家的大屠杀。这种新的“战争理念”在打着“国家面前无偶像”和“为了阿中哥哥”出征的各种饭圈行动中不是屡见不鲜吗?这一扩大化、无差别与连坐的手段,最终导致力量有限的个体和群体只能沉默,以防止被赶尽杀绝。

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下网络和社会中一个十分令人悚然的现象,即一旦涉及对诸如“国家”或是其他所谓“原则性”的批评——尤其当这些批评是以偏概全、存在错误或是有限时——舆论往往以千钧之力欲对其灭之而后快。批评和犯错者成了需要被彻底消灭的敌方,你死我活渐渐成了舆论场中的绝对标准,而不留任何反思和宽容的余地。这一逻辑我们在20世纪的纳粹德国和苏联时常见到,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因为不容忍而产生的极权主义心理。

造成这些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们不愿意再去反思自己所使用的、那些看似习以为常实则内里往往暧昧的概念,诸如“国家”、诸如“原则”等等。“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且内涵丰富的概念,而且对于每个人而言,也往往有着不同的解释和面向。而伴随着对“国家”的拟人化和“爱豆化”(阿中哥哥),它便似乎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因此需要饭圈粉丝们的保护和照顾。由此也便把它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个体放在一起比较,从而抹除了两者间在根本上的不平等,最终导致后者无力招架,只能被压制。

“原则”这个词亦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质问是谁定的原则?为什么这个原则和我们有关或是需要我们遵守?是“国家”吗?但它只是个概念,因此是谁代表着它?或是谁拥有对其的解释权或运用权?对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而言,显然只有民众才有这一权利。因此,当我们行驶这一权利时,必要的反思、检验和批判便是保障我们自身权益的前提。而就如阿伦特所说的,只有在复数性的个体通过言说和行动所创造出的具有基础性质的政治,才应该成为原则,而非来自偶像、上帝或是任何大词由上而下的施与。

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馆臣在论及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牧斋)时,批评其是“贰臣”而无政治节操,“既足践其(注:指清政府)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注:骂)之理”。对此,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其《柳如是别传》中进行了精彩且有力的反驳,“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

这段话说的很重,意思便是“国家”是每个个体的,而非某一朝廷、阶级或政党的;我们不能以后者的原则和标准来抹煞个体对此的感受、判断和价值观。

在国家面前依旧可以有偶像,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粉爱豆、喜欢偶像的权利,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如此。因为这是个体的基本权利。而“国家”也永远不是我们需要崇拜或粉的爱豆,因为一个健康、民主的国民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契约和法律基础上的,对其的喜爱当然可以,但它却不能为此而要求我们牺牲最基本的权益。而一旦“国家至上”被封为金科玉律,不得质疑和批评,也便是以强制力压人社会的到来,就如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在面对弗朗哥气势汹汹的士兵时所说的:“你们能以暴力压人,却不能使人心服。”

2019年西班牙围绕着乌纳穆诺的这段故事拍摄了《战争未了》。1936年,乌纳穆诺因为公开支持肃清国内混乱局势的军事起义,而被共和政府解雇。但随着弗朗哥军队在起义中取得主导地位,对异议者的恐吓、监禁、屠杀在西班牙散开,乌纳穆诺的几位同事和好友也遭不幸,从而使得哲学家开始反思自己当初的支持立场,并最终在一次大会上公开批评弗朗哥军队的残酷和独裁统治。

在这次大会上出现了一句臭名昭著的口号,即“死亡万岁”,而乌纳穆诺也当场对其进行反驳。死亡怎么会万岁呢?是因为“死亡”也被拟人化了,成了渴望万岁的君主,成了绝对标准,用来评估一切对其有异议之人。在这样的气势凌人下,不会出现宽容,只有“严于他人,宽以待己”。个体的复杂性被简化为黑白、善恶与敌我等模糊的概念,而由此让每个人失去修改自己观点,或是转变自己立场的机会,新的可能也就此熄灭。如果乌纳穆诺出现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中,他“既反对这个,又反对那个”(注:他一本著作名)的多变且复杂的立场还能被接受吗?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在当下这个人与人日渐疏离且个体孤绝的现状中,伴随着我们对“附近”的忽略以及其消失所导致的是一种对更大或是充满了温情与正义的集体的渴望与皈依,于是看似具有超越性的“民族”、“国家”便成了这些最完美的共同体,成为流落的个体的教堂。在其中,人们感受到某种更宏伟的目的,一种宗教式的迷幻体验(马克思称作鸦片)让我们或许最终都自愿地选择跪下。然而跪下后的社会和世界会是我们所希望生活其中的吗?或许依旧值得神似。


作者按:本文首发于我自己的公众号“记忆与罂粟”(ID:cm060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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