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的文化投機：儒家的晚期病癥

在海外的華人文化中，影響最大的應該算是杜維明宣揚的所謂新儒家。與余英時幾乎足不出戶的低調相反，杜維明西裝革履地四處奔波，滿世界亂飛，比當年孔子周遊列國還要忙乎。一會兒用英語向西方世界宣講，一會兒用中文向中國同胞布道。說是孔子再世，卻過於油頭粉面；說是儒家的現代牧師，又沒有絲毫虔誠。《儒林外史》所描述的不過是些老式的腐儒。儒家的徒子徒孫演化到今日，方才有了現代模型；其特征與迂腐剛好相反。油嘴滑舌，團團作揖，眼觀六路，八面玲瓏。見什麽人說什麽話，在不同的場合作不同的定義。一會兒慷慨激昂，一會兒低聲下氣。剛剛還是莊嚴法相，轉眼就像花旦般地向聽眾捏出一個蘭花指。孔子活過來見了這類儒學大師會活活氣死，朱熹活過來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表演，會忍不住喝令門徒掌嘴。但恰恰是這麽個什麽都是又什麽都不是的人物，竟然成了振興中華傳統文明的要角。閱讀這類人物的文章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可是為了澄清文化事實，又不得不做一回大師的讀者，當一回大師的聽眾。

一、儒家成了個同心圓

記得上個世紀的什麽時候，科學家曾經提出，宇宙起源於爆炸。這個假設至今還在爭議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杜維明宣揚的新儒家，竟然也是爆炸型的。請看：

如果用一個形象的語言呢，就是我們可以想象《大學》所體現的人文精神，是一個逐漸向外拓展的同心圓。這個同心圓的外圓應該是開放的，從個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國家、到世界乃至到人類的群體——宇宙。它是向外擴展的，同時它是層層深入，對一個人的身體，我們的心知、我們的靈覺、我們的神明。就象陸象山說的，它這個人文精神是一個十字打開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擴展，一方面向內深入。後來孟子所謂的“掘井汲泉”，盡量在我們存在的條件之中向內发掘，一直要碰到一個能夠向外通的源頭活水。這一個思想的體系，不僅在中國，而且後來在東亞，現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視。（《儒家的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杜維明千年學府報告會》）

不知道杜維明所說的人文精神，其出處是不是跟90年代初大陸學界的那場人文精神討論有關。但願是杜維明先生獨立思考的結果。這且不談。這里要說的是，杜先生構畫的這個圖式，讓人著實體會了一次《大學》人文精神的爆炸過程，從個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國家、到世界乃至到人類的群體——宇宙。場面極為壯觀，而且既是向外擴展的爆炸，又是向內深入的爆炸。以前只聽說過，毛澤東思想是精神原子彈。沒想到杜先生也制造了一顆，並且威力更強大，可以在宇宙和在人的內心同時炸開。

至於爆炸之後是個什麽情形，杜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告訴大家說：

儒學圖中的縱軸，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表明儒學有超越的向往，而“天”又是與人文世界有密切聯系的。正因為如此，儒學系統是立體性的，它有若幹課題，展現出若幹層面。第一是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儒家希望二者是一種健康的互動關系。第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儒家希望二者保持一種和諧，就是提出人定勝天觀點的茍子，也強調天人和諧，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此外，人格的內涵至少有四個層面，即身心靈神。（杜維明《儒學的理論體系與发展前景》）

剛才是壯觀，現在是精致。立體的。可能還會轉動吧？就像閔可夫斯的時空座標一樣？要不，人格的內涵怎麽可能連神靈都包括進去了呢？這與其說是儒家學說，不如說是一場魔術表演。

按理說，對儒家進行如此這般的誇張，乃是相聲演員的作為。為了在搞笑聲中解構儒教的三綱五常，故意把儒家說成是立體的，是以個人為圓心的一場大爆炸。杜先生制作如此壯觀的場面，與其說是在宣揚什麽人文精神，不如說是在拿朱熹開玩笑。假如去掉杜先生的想像，那麽朱熹在解釋《大學》的基本精神時，非但沒有提及人文二字，而且還強調是仁義禮智之性。

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覆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朱熹《大學章句序》）

朱熹的說法，算得是宏觀的了，但也不過追溯到三皇五帝而已。從朱熹的闡述里，大學的精神非但不是以個人為圓心的開放性的同心圓，而且相反，是將個人納入到教化之中的封閉體系。個人並不是天生就有“爆炸”能力的。一般的個人想要有所成就，需要經過“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的“億兆之君師”的占撥和啟蒙。試想，假如真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了，那麽還要朱熹那樣的聖人幹什麽？還要孔子那樣的聖人幹什麽？還要杜先生這樣的大儒幹什麽？朱熹與其說是強調人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不如說是強調教化的作用，強調君師的重要，強調賢聖之君的不可或缺。一旦闕如，那麽就會出現“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的悲慘景像，只好等著讓孔子那樣的聖人，或者朱子那樣的也行，來拯救蕓蕓眾生。

想必杜維明先生一定讀過朱熹這段話，應該不止讀了一遍。難道是沒有讀懂？還是故意攪局？或者刻意搞笑？要是朱熹活過來，聽到杜先生如此胡言亂語，豈肯善罷幹休。

當然，朱熹沒有能夠活過來，所以杜先生盡可以繼續发揮下去：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學擔任了中國哲學系關於儒家哲學的課程。我第一就先問我們的同學，說“儒家的思想是為己還是為人？”. 當時絕大多數的在北大的同學，包括研究生，都說“那當然是為人，為人民服務，儒家的應該是為人之學”我說這個和《論語》里面所講的正好相反。《論語》里面提得非常清楚，“儒家是為己之學”，不是為了師長，不是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為了簡單的社會的要求，是為了发展我們自己的人格，為了发展我們自己人格的內在的資源，是“為己之學”，不是“為人之學”。但是這個已不是一個孤立絕緣的個體，它是一個關系網絡的中心點。從這中心點來講人的尊嚴，從關系網絡來講人的社會性、人的感通性、溝通性。所以儒家里面在《論語》里提出的一個基本價值，“仁愛”的“仁”的基本價值，它有兩個向度：一個為人有己，每一個人都可以闡发他自己內在的道德資源，每一個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獨立人格；同時人一定要敢痛，一定要通過同情，一定要能和社會逐漸地展現。儒家從這個角度來看，《論語》所體現的不是一般我們所謂的道德說教。

（《儒家的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杜維明千年學府報告會》）

跟朱熹開過玩笑之後，杜先生隨即把玩笑開到了孔子頭上。還舉出在北京大學的一堂哲學課為例。經過一番是為人之學、還是為己之學的探討，得出結論說，儒家是為己之學，並且還是孔子在《論語》里倡導的。這讓孔子聽了瞠目結舌，而讓楊朱聽了會跳起來，什麽，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利己主義，竟然被孔子搶去啦！於是，孔子只好向楊朱解釋說，別聽我那個不肖子孫胡說八道。老夫說的為己之學，不是那個意思。杜生小子是斷章取義。

任何一個讀《論語》的人，都不會把孔子強調的個人之於秩序的服從，誤讀成秩序向人的稱臣。仁者愛人。愛只是仁者的特性，成為仁者才是一部《論語》淳淳教導的核心。而仁的要義，不在於個人的定位，而在於個人在與他人的關系中的定位。二人以上，方為仁。現代哲學家所謂他人是地獄的那個他人，恰好是孔子之仁的起點。而且，人與人之間也不是平等的，而是等級分明的。要不，孔子怎麽會指責管仲不知禮呢。在孔子心目中，當年周公定下的“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是絕對不能觸犯的。

至於“為己”雲雲，凡是在毛澤東時代領教過書記或者政治輔導員所做的思想工作的人們，全都知道是什麽意思。不管是教育了你，還是懲罰了你，最終都會歸結為，是為了你好。把你发配到邊疆，是為了你好。把你扔到北大荒，是為了你好。甚至讓你去勞改、把你扔進監獄，也都是為了你好。此乃“為己”之真意也。

因此，杜先生根本不必故作驚人之語。要說玩弄這套把戲，毛澤東時代的隨便一個支部書記或者輔導員，都可以玩得比哈佛教授杜先生像樣得多。如此“為己之學”的功夫，書記們和輔導員們，比杜先生不知高明多少倍。

當然了，杜先生也不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荒腔走板。他接下去馬上自我糾正道，“但是這個已不是一個孤立絕緣的個體，它是一個關系網絡的中心點。”

杜先生如此善變，讓人不由想起秦朝那個趙高的指鹿為馬。不過，趙高把鹿說成是馬之後，並沒有轉眼又把馬定義為鹿。因為否定的否定，乃是肯定。杜先生比趙高更高明的地方在於，他把鹿說成是馬之後，隨即又把馬說了鹿。結果，趙高是當真的；而杜先生不過是跟大家開個玩笑罷了。只要大家不當真，聽過也就聽過了。

杜先生的新儒家，骨子里其實是相當後現代的。他不僅可以把《論語》說成是“為己之學”，而且還會肆意发揮說：“以前中國的《六經》，事實上可以說體現了六種不同的人文價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杜維明千年學府報告會》）不知道杜先生這場演講的對象是些什麽人。從杜先生的如此隨意來看，要麽是以為中國人現在腦後還留著辮子的西方人，要麽是“五四”之前的職業中國家庭婦女。否則，很難解釋杜先生膽敢如此荒唐。不說其它，六經大都是經過孔子之手。孔子明確說過，“吾從周”。就算是六經之間有什麽區別，那麽最大的區別也僅在於：屬周孔和不屬周孔。孔子本事再大，也調制不出六種不同的人文價值和人文精神。也許杜先生真的是在玩弄後現代的解構主義，抑或學術上的行為藝術。

從杜先生後面的解釋來看，他其實不過是想要個和諧罷了。他提及另外二個原則時說，一個“是個人和社會要進行健康的互動，而社會是從家庭一直到人類社會。”（同上）另一個是“人類全體和自然能夠進行和諧、持久的和諧。”（同上）原來如此，杜先生想要的，不過是和諧。說了老半天，原來是一場集體交誼舞。從解構主義的角度來說，杜先生是相當成功的。什麽都說了，什麽都沒說。什麽都沒說，又什麽都說了。演講圓滿成功，聽眾皆大歡喜。杜先生笑了，笑得很像金庸《鹿鼎記》里的韋小寶。

平心而論，杜先生的新儒家，沒有孔子那麽僵硬，也沒有朱子那麽死板，更沒有廢黜百家、獨尊儒家的專橫。因為杜先生並不是個了不得的文化角色，也不是個留芳百世的歷史人物，而不過是個文化票友，不過是個學術白相人。他說著說著，就想把各種各樣的學說，通通囊括到他說的新儒家里，你好我好大家好。這就像一個隨便瞎混的京劇票友，雖然自稱是梅派，卻把其它所有的唱腔，全都學唱了一遍，然後說，這就是他學會了的梅派。

這麽一個白相人，要是出現在老式的上海灘上，跟杜月笙、黃金榮為友，談談文化，聽聽戲曲，哼哼小調，玩玩女人，那倒也不失為一種無可厚非的景觀。曹禺戲劇《日出》里，不也有個叫做胡四的小白臉，如此這般地混著的。問題是出在，杜維明先生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這不僅對美國學府是天大的嘲諷，對所有的聽眾和讀者是個天大的玩笑，就是對杜維明本人，也是極大的壓力。既然做了教授，總得拿點東西出來。一方面要給美國人一個交代，一方面也要給黃皮膚的同胞一個說法。杜維明的所謂新儒家，應該是在這麽一種背景下調制出來的，就像一盤中不中西不西的文化色拉。

二、新儒家從王陽明心學開始

前面的例舉的，應該是杜維明先生面對同胞的演講。牛皮是大了些，但還沒有豁邊。杜先生一旦面對英語世界時，那就毫無節制了。比如，有關新儒家的定義。杜先生對同胞是這麽說的：

其實，以“儒學第三期的发展”為文化志業的努力在台港新馬和北美各地的中國哲學思想也已進行了三、四十年之久。一般的理解，“當代新儒家”有廣狹兩義。狹義的“當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國論壇》(聯合報系的知識性雜志)一九八二年在台北召開的以“當代新儒家”為議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覆觀和牟宗三五位學人的思想為評斷的對象。不過，眾所周知，即使嚴格地定義當代新儒家，至少方東美、錢穆及馮友蘭的思想也應列入考慮。廣義的“當代新儒家”所指涉的範圍旁及學術、知識、文化和政治各領域，包括的人物就相當多了。

（杜維明《繼承“五四”，发展儒學》）

可是他在英文著述中，卻如此誇張了一把：

新儒家以心學為本體論的依據，在封建晚期的中國、現代以前的越南、李朝時期的朝鮮和德川時期的日本，幫助儒家知識分子在家之上國之下創造了一種文化空間。他們不離家園，卻能積極參加集體活動，投身於地方的、地區的或國家的政治。

（《超越啟蒙心態 》杜維明著 雷洪德 張 瑉 譯 ）

不知道那二位譯者是否翻譯錯了杜先生的英文原著，新儒家的歷史被一下子推到了封建晚期的中國。就算宋儒包括不了，至少明儒是可以榮列其中的。王陽明光榮入圍，其心學被奉為本體論的依據。杜先生如此拉幫結派，會不會讓朱熹他們嫉妒不己？

當然，杜先生管不了那麽多。要緊的是得讓西方學者們相信，杜先生的新儒家是有來歷的，而且還是相當有實力的。就像《教父》中的科里奧家族，勢力大得很，如日中天。不信，你瞧：

東亞工業國家在儒家文化影響下，已經发展起一種現代文明，在其中，對抗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成分較少。二戰以來，市場經濟與政府領導、民主政體與賢人政治、個人積極性與集體取向的共存，使這個地區在經濟上、政治上成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區。儒家倫理對東亞崛起的顯著貢獻表明，印度教、耆那教、佛教、伊斯蘭教模式的現代化極有可能出現。

（《超越啟蒙心態 》杜維明著 雷洪德 張瑉譯 ）

原來，日本人當年夢寐以求的大東亞共榮圈，已經實現了。只是西方世界的人太閉塞，不知道東亞人生活得如此幸福。“市場經濟與政府領導、民主政體與賢人政治、個人積極性與集體取向的共存”；真是美妙無比。不知那個叫做昂山書季的女子，是否被轉移到北美洲去了？也不知那年轟隆轟隆的坦克，開進了哪個城市的街頭？就算是金庸筆下的韋小寶，說話也沒有這麽下作。杜維明這是怎麽了，是想跟楊振寧同志比一比，誰更擅長粉飾太平？誰更善於拍馬溜須？可別忘了，楊同志讚揚政府領導，向來是把功勞算在領導頭上的。而杜同志一面讚揚政府領導，一面卻悄悄地把這一切成就歸功於儒家文化的影響。杜同志難道不怕讓政府領導懷疑有貪天之功之心？

更為下作的是，杜先生竟然斷定，在這個樂園里，對抗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成分較少。言下之意，在西方世界里，到處都是對抗，因為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泛濫成災所致。杜先生這樣的文字究竟是寫給誰看的？不會是專門寫給喬姆斯基看的吧。也許還包括了歐洲的德里達和哈貝馬斯。只不過他們看了之後，就算相信東亞真的進入了最有活力的時代，也會懷疑是不是儒家文化的功勞。

如果說，杜先生把王陽明拖進新儒家的行列，還僅僅是虛榮心太重，拉虎皮做大旗；那麽向西方世界描述這麽一幅美妙圖景，卻是喪失了起碼的良心和良知，越過了為人的道德底線。不要說大陸的民眾對此有何感受，即便是普林斯頓的退休教授余英時先生看了，都會痛罵無恥。而大陸的政府領導看了，則可能會對杜先生說，你要推銷儒家文化，我們沒意見；但不能把我們的成就，隨隨便便地歸功於你說的那個新儒家。新儒家也好，舊儒家也罷，跟其他所有的宗教流派一樣，都要在黨的領導之下，发揮應有的作用。

杜先生玩這一套，應該去請教一下當年的梁漱溟、羅隆基們。或者查閱一下五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史。不要以為，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處在一種失語狀態，就可以乘機在話語上撈一把。說實在的，杜先生這點本事，還及不上一個中學文化程度的氣功師。

就說王陽明吧，杜先生也該研究一下，王陽明在山洞里坐了多長時間。然後再自我思量一下，是否能在山洞里坐上一個星期？心學可不是心術學。心術學玩的是雕蟲小技，而心學注重的是內心的修為。以杜先生的輕浮，很難讀得懂王陽明。能夠讀懂熊十力，已經算是很不錯了。可是，即便是熊十力，最終也沒有修成正果。一番批鬥，鬥得他前功盡棄，竟然恥於與妓女同台。陳寅恪先生從一個妓女身上，寫出了一部歷史。相比之下，熊十力的唯識宗修得實在很不到家。

跟杜先生談論這些，顯然太深奧了一點。杜先生根本不關心王陽明究竟是怎麽回事，熊十力究竟是怎麽回事。他要的是把所有的名人，全部網羅到手中，然後像发撲克牌一樣地发給讀者和聽眾，尤其是发給英語世界里的洋人們。

杜維明的這種“文化傳播”，或者“文化交流”，不由讓人懷疑起了美國大學的所謂學術訓練，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既訓練出了杜維明這樣的人物，還能夠讓這樣的人物在哈佛大學里身據要津，主持學社。難道說，美國的高等學府，也像中國的儒家學說一樣，走到了窮途末路？成了個晚期的癌癥病人？須知，哈佛大學可是美國招牌哲學實用主義的发源地，難道實用到了這種地步了？

至於許多中國學人學子，跟在杜維明身後的起哄，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杜先生手中有資源，就像當年上海灘的那個杜先生，是個有實力有勢力的聞人。以杜先生的精明圓滑，未必不明白彼此間的互相需要。杜先生的新儒家，雖然沒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麽苦，但也沒有李敖的專欄節目那麽惡。在場面上混著，大家心照不宣。杜先生對西方人說新儒家從什麽時候開始的，跟中國人有什麽關系。再說，法國的德里達，不也這麽混的麽？還有德國的哈貝馬斯，大家都在這麽混。多一個杜維明，少一個杜維明，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倒是對杜維明作如此分析，顯得過於較真了些。杜先生，是不是這樣？

三、繼承“五四”，发展儒學！

假如杜先生拉王陽明入夥不無搞笑，那麽他提到儒學和“五四”的關系時，絕對是一派莊嚴法相，口氣嚴肅得開不得半點玩笑。而且，題目竟然叫做“繼承五四，发展儒學”。

我一再強調，當今研究儒家傳統應當繼承“五四”的批判精神也應當堅決和假尊孔讀經之名而行專制之實的反動勢力劃清界線。我相信，這個立場不僅有利於客觀的學術研究，也是儒學進一步发展的必要條件。

（杜維明《繼承“五四”，发展儒學》）

這樣的聲音聽上去有點像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作報告一樣，具有一種假作真是真也假、真作假時假也真的效果。不信，再聽：

我在申述這立場時曾特別指出反孔的迎面痛擊對儒家有的積極作用，尊孔的內部腐化反而為儒家帶來歪曲的消極後果。作為一個儒學的從業員而且自覺地批判地認同儒家傳統的學術工作者，我深深地感到我們如果不能或不敢面對儒學、儒家和儒教的陰暗面——在中國乃至東亞的歷史長河中造成污染的因素進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我們就無法為儒家傳統創造生機。這或許是個悖論(港台學者多稱“吊詭”)，但也是我一貫的主張。因此，我既不讚同西化論者，如柏楊，以嬉笑怒罵的方式“矮化”，“醜化”中國人，(用辭尖刻我不在乎，但態度輕佻吐屬平下而又毫無自淑淑人的意願才是我不讚同的理由)也不引宣揚國粹的文人雅士為同道。

（杜維明《繼承“五四”，发展儒學》）

真正是字正腔圓哪。不知道陳獨秀聽了這樣的報告會作什麽反應。陳獨秀可能會對胡適之說，適之呀，咱們當年要打倒的，是孔家店麽？也許胡適之會回答陳獨秀說，仲甫呀，哪來的孔家店，早就公私合營了。然後，胡適之接下去開導陳獨秀說：仲甫呀，你總是喜歡打倒莫須有的對象，比如帝國主義啦，比如孔家店啦。這些個主義，這些個店，最後全部合並了。如今是個文化托拉斯時代。咱們全都落伍了。人家杜先生才是時代的弄潮兒。可不，在帝國主義的大學里，開了個孔子的店鋪。讓王陽明做了掌櫃的，讓朱熹在後面做帳。店里的夥計一律受過雙語訓練，對漢人講英語，對洋人說漢語。什麽？聽不懂？那才叫做深刻。都聽懂了，還能算是深刻嗎？

杜維明確實了不得。開了孔子朱子的玩笑不算，一個轉身，又開了“五四”啟蒙的玩笑，開了陳獨秀和胡適之的玩笑。即便是金庸筆下的韋小寶，也沒有杜先生玩得這麽轉。難怪新加坡的李光耀對杜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知道中國的政府領導們對杜先生是不是也佩服到了這樣的程度。毛澤東死後，獨裁是結束了，但官方的文化和話語也隨之消失了。杜先生想怎麽個說就怎麽個說，不會遭到質疑。至於中國的學術界，只要杜先生能夠源源不斷地向學者們提供到哈佛訪學的機會，管他什麽“五四”啟蒙，管他什麽反孔尊孔。這樣的中國人，這樣的杜先生，還需要柏楊矮化和醜化麽？這就好比一個四十五度彎曲的駝背走在路上，路人同情都來不及，哪里還會去醜化他？

筆者去國之前，只知道大陸的學者利欲熏心，學風輕浮。哪里知道，美國大學訓練出來的黃皮膚學者，竟然也是一個模樣。面對杜維明如此的油嘴滑舌，任何正兒八經的學術討論，都會變得十分可笑。或許這才是真正的解構主義者。相比之下，德里達在海德格爾和胡塞爾之間玩弄的那點言語把戲，還真是算不得什麽。至於比起大陸文人的“我是流氓我怕誰”，杜先生的我是教授我怕誰才是真正的幽默。美國學者假如胡說八道，一旦被揭穿，可能會被良心折磨得無地自容。可是杜先生的如此胡言亂語，卻一點都看不出有什麽心理障礙。有底線的人是沈重的，而沒有底線的人卻是輕松的。

當一個人文學者有本事把繼承“五四”和发展儒學在邏輯上連接到一起，就像讓克林頓和萊文斯基戴著頭蓋披著鳳袍拜天地一樣，除了哈哈大笑，說什麽都成了廢話。客氣一點的，對杜先生說聲，你小子真逗；認真一點的，也只能對杜先生說上一聲，真是服了你。

這里再引一段，展示一下杜維明所取得的成就。

很多人認為，儒學由於受到小農經濟的影響，所以它有保守的取向。但是，儒學在一個完全沒有農業經濟的社會中仍能发揮作用，如在新加坡，這是什麽原因？究竟是新加坡誤用了儒學，還是儒學在現代所起的作用不一定與農業經濟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杜維明《儒學的理論體系與发展前景》）

新加坡當然沒有誤用儒學，因為李光耀本來想要的，就是專制。儒家生來就是為專制準備的，豈有誤用之理？杜維明向新加坡推銷專制文化是成功的。至於他能不能讓中國大陸也接受，得看他的運氣。不管怎麽說，中國大陸畢竟是經過“五四”洗禮的地方，雖然專制不改，但要請回孔儒，恐怕沒那麽容易。這可能是杜先生不太明白之處。否則，杜先生就不會把那個制作拯救謊言的學者當回事了。

劉小楓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解釋儒家，認為儒學就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自我表述（selfdescription），就是狹隘的家族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體現。他的這一看法在一個層面當然是對的；但另一方面，儒學傳統的人禽之辨、義利之辨，又突破了前述那個限制。

（杜維明《儒學的理論體系與发展前景》）

把儒學說成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自我表述，證明劉小楓根本不懂儒學。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通常潛藏在集體無意識之中。而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是在《山海經》那樣的神話中展示的。儒家是周公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之後，由孔子提供的相應的意識形態的產物。雖然有家族意識，國與家的一體意識，但並不主義。至於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更是無從說起。把一個魯國的學人，上升到種族的代表，也許只有制作拯救謊言的人說得出來。

杜維明舉出劉小楓對儒學的定位，說明他其實也不知道儒學究竟是怎麽回事。不要以為在美國大學里受過學術訓練，就自以為什麽都懂了。王陽明在山洞里打坐打了那麽久，也沒有聲稱如何有成。更何況杜維明這樣一個毫無內心修為之人。儒學到了朱熹，確實變成了一種內在的修為。僅僅靠讀書是絕對讀不出來的。杜維明的內在修為幾近缺如。這是他成為一個學術白相人和文化混客的根本原因。假如是一個文盲，修為缺如可能還有救；但對於一個功名利祿樣樣不缺的哈佛教授來說，能夠幡然醒悟，比較困難，前景堪憂。

相比之下，余英時倒是個真儒家。假如海外華人學者當中真有什麽新儒家代表，應該是余英時，而不是杜維明。如果說，余英時是個抱殘守闕學者，那麽杜維明則是個亦學亦商亦儒亦雜、什麽都是又什麽都不是的混客。從人際間的交往上說，杜維明顯然要比余英時容易相處。余英時很有原則，而杜維明沒有原則。有原則的人，受人尊敬，卻難以相處。沒有原則的人，令人鄙夷，卻容易交往；只要彼此各有所需，很好說話。真儒者，很少談儒；而混儒者，開口閉口都是儒。

從周公建制到孔子立言開始的周孔文化，其晚期倒是各色紛呈。既有堅守者，又有投機者。而且，彼此都不寂寞。假如說，新儒家是一種文化的晚期病癥，那麽其熱鬧的原因則在於，病房建在了美國的高等學府里。趨之如鶩的人們，與其說是去探望病人，不如說是去參觀美國大學，並且最好能夠撈點什麽，從病人手中，或者從大學校園里。所謂末世，就是這麽的具體，也是這麽的簡單。而其中獲益的所有學人們，都應該感謝大陸至今不變的專制統治。沒有那樣的專制，豈有這樣的景觀？哪天專制結束了，那麽這樣的景觀也就隨之消失了。至於中國未來的文化，跟這些人毫無關系。因此，最後要對杜先生說的是，抓緊時間。

2005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