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

“Alle prägnanten Begriffe der modernen Staatslehre sind säkularisierte theologische Begriffe.” — Carl Schmitt

網傳歐洲有一股勢力正想提名 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澤倫斯基）諾貝爾和平獎，還要破例延後既定的提名時間。若此消息屬實且澤倫斯基最終也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雖然並非在意料之外，但或許如此也只是使人類追求和平的目標象徵性的更加推遲，陷入無止盡的黑暗循環中。

看到這則消息時我彷彿身歷其境了 1964 年 Jean-Paul Sartre（沙特）拒領諾貝爾獎的情境當中。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很著迷這個事件，但過去我幾乎總是側重於從一個作家的身分認同來論述。沙特拒領諾貝爾獎或其他任何獎項最重要的個人理由是因為任何個體都不應該被機構化，尤其是那個個體的身分是作家的時候。在 Le Figaro 的投書沙特寫得很委婉，他說希望自己作品的署名是 Jean-Paul Sartre，而不是 Jean-Paul Sartre, prix Nobel，以免讓讀者有不必要的壓力，並且他認為作家應避免成為機構的一員（尤其是被背書），以避免個人的言行影響機構。這當然是委婉的說辭，因為個人可以跌機構的股，機構當然也可以為個人烙印下下不名譽的汙點。更重要的是加入各種組織機構都有可能會箝制個人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自由。

但過去我從來沒有認真的看待沙特除了這個個人理由之外另一個「客觀的」理由：東方和西方的文化衝突必須是人和人、文化和文化之間的鬥爭，而不需要機構的介入。近期的戰爭又更加顯化這種文化之間的衝突和鬥爭是如何透過機構進行的，國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聯盟、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等等。遺憾地我們仍然沒有實現沙特說的，來場人與人之間的、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鬥爭。現代民族主義國家制度的形成幾乎注定了近代文化衝突都得在這樣的框架下進行。文化衝突變成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衝突以及各種團體組織的相互抵制或制裁。這種透過機構（不論是國家、官方或非官方組織、企業）白手套的衝突很危險也很悲哀，因為機構內的大部分成員其實對於機構的走向根本沒有決定權，無力影響機構的決定，甚至只能被機構洗腦餵養資訊，最後被迫盲目的支持。

沙特的小劇場結束了。今天這事件的處境實際上更像是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黎德壽和 Henry Kissinger 的情況。諾貝爾獎當時顯然想以機構的影響力試圖錨定一個事件的歷史定位，所以透過頒獎背書給出了機構不容置喙的權威觀點來引導價值趨向書寫歷史。黎德壽後來拒領諾貝爾和平獎，理由是美利堅合眾國帝國主義挑起戰爭侵略越南，巴黎和平協約根本尚未落實。一場戰爭仍在持續的和平獎，恰似 George Orwell 所言，「戰爭即和平」。

各組織間的領導們玩的扮家家酒，為什麼最終仍是對組織無足輕重、毫無影響力的成員們共同承擔後果？這些成員甚至得犧牲生命來捍衛一個離他們很遠，但是組織領導們所堅信的空泛意識形態和價值，為什麼？這場戰爭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衝擊和制裁，受害最深的人是誰？是澤倫斯基或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嗎？永遠只有組織領導人控制局勢玩他想玩的遊戲，其他成員只是棋子供其差遣利用。這就暴露了組織機構的暴力。

Giorgio Agamben（阿甘本）曾說，納粹集中營就是現在社會的原型。不錯，看看以色列這個組織是如何完美的重演和再現納粹的集中營。但所有組織和機構因為權力和階級的建構不也是程度不一的複製那樣的集中營？

人們相信並崇拜一個紀念發明矽藻土炸藥軍火商的和平獎、戰爭進行中的和平獎，這大概就是對人類價值最大的嘲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