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乔治·斯坦纳:学习怎样死亡

学习怎样死亡


乔治·斯坦纳 & 萝尔·阿德勒 / 文

王立秋 / 译



译自George Steiner, Laure Adler, “Epilogue Learning How to Die”, in George Steiner, Laure Adler, A Long Saturday: Conversations, trans. Teresa Lavender Fag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阿德勒:在我们死之前,乔治,我们通常会为我们没能做的事情而感到后悔。我们已经知道,你为不懂更多的语言和没有勇气学新语言而感到后悔。但在读你的作品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你后悔自己从未用过LSD(一种致幻剂)。



斯坦纳:对。我有学生用过;他们告诉我感觉不可描述。我叫他们跟我说说,但他们不能:他们说的一切都不如现实有趣、美丽、真切。他们告诉我,那是一次旅行,从中你不能带回任何创造性的东西。波德莱尔、兰波和坡,在用鸦片和可卡因的时候,都给我们带回了一些东西;很稀薄,但也很重要。这些孩子呢,什么也没带回来。我很可能应该自己试试,但我又不敢。



阿德勒:我们知道你给自己补充能量的地方,你想生活的地方:法国南部,马拉喀什的大广场,塞杰斯塔的小庙,破晓时耶路撒冷的屋顶。你也会为你想去,但很可能没法亲见的地方而感到后悔吗?



斯坦纳:会,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清单,上面写着我永远不会去的地方。眼下呢,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去佩特拉(位于约旦);去是可以去的,但在我这个岁数,很难。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破灭的梦想的清单。我会想去看看澳大利亚的红山,艾尔斯岩。我多次受邀去那里。但过去要坐二十三小时的飞机,我真是没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自传叫作Errata。它包含一系列的失误,或者说,至少是欠缺。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冒险去试着创造点什么。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画了很多画。我发表过一些诗。我不认为我的诗很好,但我还是把它们发表出来了,一些人也读过它们。接着,在某个时刻,教书变成了我的目标,我的志业。


让我给你举一个更琐碎的例子,这个例子完美地说明了我要说的点。在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头五或六个星期——那时我还很年轻——我迷上了下棋,每天都要和真的棋手,非常好的棋手下十八个小时的棋。当时芝大是世界的国际象棋中心之一。如果你认真的话,你会喝杯咖啡然后再回头去看你下的那局棋;你会研究棋局,研究象棋理论,你会深入它的历史;除此之外,没了。我可能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棋手,严肃的棋手的。但当我被那种可能性晃到眼睛的时候,我退了回来。我缺乏丢掉理智,全身心投入那个游戏的勇气。因为说到底,它只是个游戏,可是,多棒的游戏啊!自那时起,我还会下棋,但我下得很糟,是业余中的业余。


这个只持续了数周的小小的经验让我瞥见了深渊,即亨利·詹姆斯所谓的“实在之物”:把你自己彻底地交给某物。它可能危及你的健康,你的生命;它可能带来羞耻,债务——可你不在乎,你经验绝对者,你赌上一切,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登山者在每一次攀登的时候都会赌上一切,一个深潜者在每一次潜水的时候也在冒同样的风险——为了知道绝对者的激越,这时,别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美德也不复存在了。但我从来没有勇气,去冒这样终极的险。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时常感到后悔。我是在英国,在和经历过重大军事战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傍晚,在我们学院,三杯酒过后,在这些英国人失去了他们典型的保守的时候,有时,他们会坦白。“我们很高兴上战场!非常欢乐!没有什么比得上战斗的快感!”这些人是很有文化的人,是杰出的教师、思想家,在他们有机会坦诚的时候,他们会说:“那之后的生活是多么地无聊啊!”首先,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远离他们的妻子——这是一种少有的幸福。对一个英国人来说,远离自己的妻子是幸福的前提。所以,才会有那种不被当作同性恋、而被认为是男性之爱的同性兄弟情,这种男人之间的激情关系是英国大学生活、英国精英的关键。在今天的伦敦,我们会看到一帮帮带刀子的年轻人。可我们知道,要是让他们加入特种部队的话,五周内他们就会变成很棒的士兵。这几乎是一样的。帮派成员离突击队员并不远。对阿列克西·费罗南柯(Alexis Philonenko)来说,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是决定性的;对阿兰来说,也一样;笛卡尔懂战事;荷马已经教过我们战争的激越。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所以我永远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怎样。他们是直到的。或好或坏地。“他打过一场好仗”,他们说,这句话没法用法语来表达。贝基知道,我想,蒙泰朗也知道和对手面对面是什么感觉。在我听我的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幸福的记忆是真实的,不是吹嘘。无论如何,在那里他们每天都活二十五个小时,所以他们不对彼此吹牛。他们也不对心理分析师、治疗专家或记者吹牛。与交换故事相反,他们会说,“现实是这样和这样的,它远远不是它应该是的样子。好的,好的,可我们试过了,我们尽力了。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真正伟大的是别的什么。”


为什么我许多同事都不那么喜欢我?为什么我一生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边缘化了?那是因为从我的第一本书,《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我就一直在说,创作文学的人,和评论文学或诠释文学的人的距离有数光年之远。我深信这点。当然,一些伟大的批评家也创作:《驳圣伯夫》中的普鲁斯特,随笔中的T. S. 艾略特,论但丁的曼德尔施塔姆。通常,他们是创造的天才,而这样的天才,也是第一流的评论家和批评家。他们是罕见的,但他们的确存在。还有比波德莱尔更伟大的艺术批评家吗?但即便《恶之花》是他写的唯一一部著作,那也远远足够了。这个差别,在我生命的尽头,成了我后悔的事情:我应该冒一些险的。


如果我是我所是,那是因为,我不是创造者。这让我很悲伤。我想说,在我经常援引的伟大的犹太教传统中,这有传记的一面。我的父亲深信创造东西是好的,但这不可靠。当教师才是至高的角色。拉比(rabbonim)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教师;它是一个世俗的词;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就像我提到过的那样,我年轻的时候出过几本诗集,一天早上,我重读它们,我发现,它们只是韵文而已。诗的敌人是韵文。所以,我再也不写诗了。我出过几本小说,如《运送A. H.到圣克里斯托巴》,但这些只是用虚构或者说叙事形式来写的观念、辩论、(你也可以说)观念的对话之书。《运送》不只是观念的辩论;它还是一部关于权力的作品,关于至高权力和希特勒主义的沉思。


我完全缺乏伟大创造者的那种天真,那种愚蠢。雕刻家亨利·莫尔过去常来我们学院,时不时地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在他开口谈论政治的时候,他幼稚得惊人。于是我们看向他的手,那双手中蕴含的生命,对自己说:“谁在乎他说了什么!看看他的手和他能用那双手做的事情”。伟大的创造者的天真的神秘是深刻的,是外人——我们都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那么,我的任务是什么?是当邮差,像那部很棒的电影《邮差》(Il Postino)中的那名邮差那样。那部电影讲的是巴勃罗·聂鲁达和给他送信的人的故事:这个人开始想象,做聂鲁达是什么感觉。我一辈子都在试着当一个好的邮差,送信并把它们放进正确的邮箱。找到正确的邮箱不总是那么容易,如果你是在谈论一篇文字、介绍一部新作的话。你有时会错的离谱,但这是一个迷人的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有幸给一些非常好的作者当邮差。但我们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普希金——他也是贵族,有时我们会忘记这点,因为俄国的王公和我们不一样——乐于提醒我们,“对我的出版商,我的译者,我的批评者,我要由衷地说一声感谢,但我才是写作的那个人”。对,他这句话就把一切都说清楚了。


如果说我生命中有什么大的遗憾的话,那么,那就是,我没有冒险去写一本非常糟糕的书;没有冒险去写小说,也许,或者是戏剧——后者对年轻的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想冒险,是因为我沉迷于搬运文字和把它们放进邮箱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有那么两三次,我幸运地,为某些真正伟大的创造者开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来自《泰晤士文学增刊》的那通电话:“您给我们发了一篇关于(他拼出了他的名字)C-E-L-A-N先生的文章。策兰是假名吗?他是谁?”那是英语中第一篇关于保罗·策兰的文章。在其他一些场合下,我也帮助引进了一些新晋的作家和重要的诗人。



阿德勒:乔治,你说在创造上你不成功。可你写了那么多的虚构作品,而且,在你写理论著作的时候,你也在创造啊。先前你提到了《运送》,那本书写的是希特勒的崛起。我想谈谈另一个不那么著名的文本,即出自《证据和三个寓言》的中篇小说《证据》。为更好地理解你,这个文本很重要。它讲的是一个校对员的故事,他逐渐失去了视力,因此他没法再看到字型了;对他来说,世界将逐渐消失;但那也是一个关于整个世界的错位的故事。



斯坦纳:那个故事只在意大利产生了影响,因为主人翁的原型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蒂姆潘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他拒绝与新闻界和学术界妥协,靠夜里校对文字为生;事实上,他也失去了他的一部分视力。在意大利,这本书引起了争议——一些人支持它,一些人反对它——但它在其他国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本书也是我理解、和向自己解释在一些渴望正义的人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心理力量的尝试。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人类巨大的失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犹太教式的弥赛亚主义:它来自阿摩司书和其他先知的书。在1844的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我们不再以钱换钱,而是以爱换爱,以正义交换正义的那一天终将到来”。那是伟大的弥赛亚的计划。


我们知道什么是古拉格;没有必要再跟我说着。也许,古拉格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人太过于贪婪、徇私、邪恶,以至于不能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来生活——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纯粹利他主义的理想。在剑桥,我有幸住在一个很好的房子里。我的孩子们离开了(现在,他们长大了),里面的一些房间可以给其他没地方住的人住。我知道,但我什么也没做。马克思主义会对我说:“我们不在乎你的选择。那是义务。把两个房间留出来。”那会解决一些道德问题。从某些角度来看,情况会更好,但从其他角度来看并不如此,我知道。


我们必须永远提出这个问题:进步的代价是什么,受害者是谁。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粉碎了一个巨大的希望,那个希望曾经在以色列的kibbutzim和一些社会主义的集体社群中实现过。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终结”,“过度的终结”,但它一直在持续;在毁掉你负责的公司和银行后,你可以开除一万人,然后拿着五百万的奖金走人。对人的自由,你也可以这么干吗?我很怀疑。


所以,在那篇中篇小说中,我试图展示对于一个人在保持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希望的同时却渐渐失去视力的人来说,会发生什么。在故事的结尾,我引用了巴尔扎克(他是一位彻底、坚决的无神论者)的一句名言;我的角色独自在镇子里对上帝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最后的大战,独立的、理性的无神论者与宗教信仰的战争一触即发。



阿德勒:在阅读Les Logocrates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你会在等待最后的会面(即与上帝或死神的会面)的时候搓着手对自己说,“这最后的会面将会非常有趣”。



斯坦纳:我不会搓手,我和别人一样怕死。我是英雄的反面,典型的反英雄。在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我想跪下或飞去麦加。我在心中嚎啕大哭。


我充满激情地相信安乐死,即在我开始对他人和对我自己来说成为负担的时候告别此生的权利。我强烈地相信这个。事实上,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点上,我们正在开始改变我们的习俗和法律。我相信,我最后的想法会使:“嘿!这里发生的事情真的很有趣”,我希望我后悔的最后一件事情将是没有读到当天的晚报。



阿德勒:在你最近的书Fragments(un peu roussis)中,你就直接谈到了安乐死的问题。



斯坦纳:我百分之一百地支持安乐死。一些痛苦地活着、成为他人的负担的人被迫活着让我感到愤怒。照顾一个患阿兹海默症的老人,是能够摧毁一整个家庭的重担;就像穿上铅制的批发能够一样。这样的事情让我感到愤怒。一些人生命中除苦痛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但安乐死——你也可以说,协助自杀——会来的。不只是在荷兰,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也一样;事情开始有进展了。在对方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违背他的意愿逼他活着,是不堪设想的。这种事情在我看来残忍得令人恶心。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堕胎的问题上,我发现基督教的态度可恶且站不住脚;我乐于公开地这么说。



阿德勒:你是怎样过你的老年的呢?



斯坦纳:在我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负担。我不希望成为别人的经济的、社会的或人道的问题。我希望有能力离开——我知道去哪;我告诉亲密的朋友我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然后睡去;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睡眠是一种特权。让我眠大地之眠。这句诗很美;(阿尔弗雷·德·)维尼这个诗人我们读的太少了。多可惜。我们读的诗真是太少了!问问法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你读过维尼吗?”我不认为你会得到许多肯定的回答。



阿德勒:难道你不认为也许,某天,你会信仰上帝吗?



斯坦纳:上帝?不,我不认为我会信仰祂。我只有一个希望:在时候来的时候,我可以说走就走。我格外低幸运,我一直生活在最美丽的城市里,生活在最有趣的人之中。我有很棒的学生。我的婚姻,我婚姻之外的东西——他们对我来说都必不可少。我惊人地幸运。在你们思考漫长的疾病的折磨的时候,在你们思考胰腺癌和治疗方案的时候,我日夜都在感谢命运。我希望我会快速而优雅地离去;在德国他们会说,Macht schnell——快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座右铭。



阿德勒:我们学习怎样生活么?



斯坦纳:不,但我们学习怎样死亡。生活每天都教给我们新的、预见不到的东西。我们也总在犯错!我们能够犯错——这是人的另一个伟大的自由——并对自己说“我搞砸了”,这是多么地令人惊奇啊!这也是生命的下一个章节开始的时候。永远不要害怕犯错——那是特权,自由本身。



阿德勒:但我们该如何思考我们自己的有限性呢?通过哲学?自我意识?



斯坦纳:不,常识就够了。亲近你爱的人,告诉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是多么地美妙。但现在,这就够了。Basta!(打住,停下!)



阿德勒:但我们不是决定那个的人,



斯坦纳:哦我相信,我们就是;我相信,我们都在准备我们自己的死亡。我说的不是在车祸中死去。我相信,我们接受我们的死亡,在我们做好准备的时候,那个时刻就会到来。阿兹海默症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你不再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了。



阿德勒:你过自己的老年生活的方式之一,是继续学习。



斯坦纳:还有,甚至,也许,创造点什么。但你爱的人就在眼前你却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不,我不要这样。


我害怕阿兹海默症,害怕失去记忆。每天早上我都会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无论哪本书是什么,我都会把它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我会做一个翻译练习。为防止肌肉萎缩,我会做记忆练习,背诵法国革命历,记一些小事,随便什么,以确定我没有失忆的症状。和我年纪的人一样,我也有一些记忆的缺口,所幸,眼下这样的缺口还很少,我经常也会有意地忘记一些东西。所以,我过得还好。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吗?我不知道。



阿德勒:你说过,要是能阻止别人伤害你的狗的话,你会牺牲你的家人。



斯坦纳:我很幸运在我这个年纪,我还活着。我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同时代人,所以,我把这个也看作某种神秘,某种抽奖了:有好的数字,也有不好的数字。所以,在早上昨晚我的四个翻译(斯坦纳用四门语言写作)后,我会试着说谢谢你。很简单。在这里,我的狗是极其重要的。我会对它解释文本是什么;他和我散步,我们交谈。真的,我会杀了那些虐待动物的人的。对动物残忍让我感到恐怖。而我们的文明却大规模地这样做。在爱你的、你爱的动物眼中,有一种人没有的,对死亡的理解。我的狗看我的方式中有某种东西表明,他非常理解我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我回家的时候,它就在门前等我。他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呢?很可能,就像身为实证主义者的奥古斯特·孔德会说的那样,因为我发出一种希望的气味。也许吧。你知道,狗有一整套气味的语汇,他可以察觉我们察觉不了的数千种气味。在我收拾我的小行囊的时候,他会趴在桌子下,给我一个充满责备的,有趣的眼神。和动物生活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心意相通的时刻令人激动。我知道,我应该爱人。但有时,我发现那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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