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保罗·斯托勒|什么是文学人类学?

保罗·斯托勒/文


王立秋/译

 

 

译自Paul Stoller, “What Is Literary Anthropology?”,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6, No. 1, February 2015, pp. 144-145.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这是一篇书评论文,评的是

 

玛丽琳·科亨(Marilyn Cohen)编:《人类学的小说进路:文学人类学论集》(Novel Approaches to Anthropology: Contributions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3.


文学与民族志和人类学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生产性的和想象的关联。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大长处在于,它们精确传神地唤起人们亲历的生活。想想狄更斯、奥斯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可见的民族志特色吧——这里还只是举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的确,通过阅读、思考、写、和教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学者能够受益匪浅。除阅读、思考、写、和教文学外,学者还可以在文学中发现关于人类境况的,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多半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哲学洞见。

 

关于这点,想想米兰·昆德拉就够了。昆德拉受的是音乐家的训练,并且以其想象力丰富的、动人的虚构作品而著称。他写过一本关于写作的权威著作,《小说的艺术》(1991)[1],书中,除艺术的哲学力量外,他还集中讨论了写作这门技艺。在探讨弗朗茨·卡夫卡的精妙散文的时候,昆德拉认为,像《城堡》这样的作品,比任何哲学学说和社会理论更好、也更有力地捕捉到二十世纪初人类境况的社会现实。

 

玛丽琳·科亨的文集《人类学的小说进路》的撰稿人没有提到昆德拉,但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昆德拉的评估达成了共识。在文集的导论中,玛丽琳·科亨也同意,文学为关于社会的洞见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来源。她引用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话说,巴尔扎克“给了我们关于法国‘社会’的最棒的、实事求是的历史……我从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加起来还要多”(3)。

 

文集收录的论文大多思考了古典文学(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分支。在一篇极具创造性又很好玩的论文章,雷伊·麦克德莫特(Ray McDermott)用他精湛的技艺,编织了一张毯子,把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的社会意义,和查尔斯·弗雷克的重要的民族志分析关联起来。玛丽-伊丽莎白·里夫(Mary-Elizabeth Reeve)则在自己的文章中思考了丹尼尔·笛福的三部大作:《瘟疫年记事》(1722)、《鲁滨逊漂流记》(1719)和《摩尔·弗兰德斯》(1722),这个著作体表达了新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的情绪。用里夫的话来说,笛福的作品“提供了一种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英国生活的根本性的看法”(90)。玛丽琳·科亨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了经常被忽视的哈利耶特·马蒂诺的早期女性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马蒂诺是英国最著名的女性作家,“我们应该承认她是一种激进的、批判的、女性主义的人类学的奠基者”(97),她的作品雄辩地论述了社会阶级、性别支配和社会改革等问题。

 

大卫·苏雷(David Surrey)的论文用他对马克·吐温的辛辣的社评的理解,把我们带到了美国文学和十九世纪下半叶。通过揭露吐温的写作与当代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的关联,苏雷——他本人也经常在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虚构作品,他认为这是一种用“关于我们研究的文化和时代的生动的民族志”来吸引学生的方式(139)——写道,吐温“使国民暴露在奴隶制的不义、社会阶级分层的伪善、和一个民族在看见或接受他者上的无能面前”(163)。约翰·普利斯(John Pulis)思考了让·里斯(Jean Rhys)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为我们提供一个内部人看待牙买加克里奥文化的窗口的。与此同时,他对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的细读展示了“文学中的民族志因素”(181)的重要性,因为里斯“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看到一种萌芽的克里奥民族主义,一个尚在出现过程中的阶级或阶级原型,这些人……在帝国瓦解后……皮肤是黑色却不再是非洲人,从奴隶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他们也不自由,他们经验着日益增加的痛苦和斗争”(184)。通过对当代爱尔兰虚构作品进行细致而敏锐的解读,海伦娜·伍尔夫(Helena Wulff)用民族志虚构(ethnografiction)这个术语来把握虚构与实在、民族志作品和虚构作品之间的关系。与把这两个文类放到不同的范畴中去理解相反,她更倾向于把它们放到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中去理解——这个动态关系生产出各种致力于表达文化真相的作品。同时,它们都对权力说真话。沃尔德·基勒(Ward Keeler)的文章则更直接地与这个问题相关,即“为了让学生在自己的生活中化用人类学的一些洞见,我们可以怎样用文学(虚构、回忆录和电影)来提起学生对他们自己的、和别人解决与其他人的关系相关的问题的方式的兴趣”(244)。

 

因此,在这些论文中,撰稿人在新旧文学中探采有哲学色彩的人类学洞见。这部作品是一次无疑是宝贵的、同时在理论上也颇具生产力的探索。但我想知道的是,它是不是只是文学人类学这枚硬币的一面。越来越多的,用虚构、回忆录、实验电影和多感官装置来表达人类学主题的人类学家算什么呢?就像在社会科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关于各种再现的话语的主体,是在写民族志写作,或写虚构、回忆录、戏剧、或诗歌。那是一种关于再现的元话语而并非再现本身。在这本书中,民族志写作的叙事进路所遭遇的制度性的边缘化几乎没有被提到,关于有意或无意地妨碍我们鼓励更多的人类学家去生产文学作品的学科限制的讨论就更少了。

 

的确,更加文学的人类学遭受的制度限制是吓人的。我们的主要刊物会广泛评论当代人类学家生产的回忆录、戏剧或小说吗?我们会鼓励下一代人类学家冒必要的学科风险去写作和出版文学作品——以角色化、对地点和空间的感性描述或对我们在生活道路上通常会遇到的戏剧张力的表达为标志的文本吗?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由充满创造性的、写的很好的论文组成的文集,会凭借一组多样的文学感受力,吸引到广泛的读者。但它会吸引到网络一代的人类学家吗?它会激励我们的青年同行写作戏剧、小说或回忆录吗?我的确认为,这个文集中的论文会说服社会科学家,让他们要求自己的学生从人类学的视角来阅读小说、分析电影和思考戏剧。但这就够了么?也许吧,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一个类似的文集,来谈谈我们的制度限制,这个文集的文章,应该由写虚构作品、回忆录、戏剧、诗歌或拍电影和/或搞多感官艺术装置的人类学家来写。这样的文集不但会为人类学的小说进路提供论证上的支持,也将呼吁我们用多文类来书写人类的境况。


[1]Kundera, Milan. 1991. The art of the novel.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Classics.


人类学之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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