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沃尔夫：被奴役的乌克兰的艰难重生

被奴役

乌克兰艰难的重生

拉里·沃尔夫/文

王立秋/译

Larry Wolff, “Governed in slavery: The troubled rebirth of Ukraine”, TLS, May 27, 2022,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ukraine-russia-crimea-stalin-book-review-larry-wolff/。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拉里·沃尔夫，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发明东欧：启蒙运动心中的文明地图》(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The map of civilization on the mind of the Enlightenment, 1994)和《加利西亚的观念：哈布斯堡政治文化中的历史与幻想》(The Idea of Galicia: History and fantasy in Habsburg political culture, 2010)。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奥莱娜·帕尔科(Olena Palko)：《把乌克兰变成苏维埃的：列宁和斯大林治下的文学与文化政治》(MAKING UKRAINE SOVIET: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under Lenin and Stalin), 280pp. Bloomsbury. Paperback, £28.99.

罗里·芬宁(Rory Finnin)：《他人的血：斯大林的克里米亚暴行和团结的诗学》(BLOOD OF OTHERS: Stalin’s Crimean atrocity and the poetics of solidarity), 352pp.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52.99.

克里斯托弗·M. 史密斯(Christopher M. Smith)：《乌克兰的反抗，俄罗斯的报复》(UKRAINE’S REVOLT, RUSSIA’S REVENGE), 384pp.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39.99.

谢尔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前线：论乌克兰的过去与当下》(THE FRONTLIN: Essays on Ukraine’s past and present), 416pp.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51.95 (US $64).

伏尔泰在他的十八世纪经典著作《查理十二传》中写道，“乌克兰一直渴望自由”。他在书中叙述了这位四处征服的瑞典国王的一生。伏尔泰知道，他的大多数法国读者几乎没法在地图上找出这块“未知的土地”，所以他贴心地描述了它的位置。乌克兰位于波兰和俄罗斯之间，二者正是乌克兰历史在政治上的两个死对头。在伏尔泰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对自由的渴望，是因为作为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帝国（总的来说，伏尔泰是欣赏这个帝国的）的一部分，乌克兰遭到了“奴役”。

三个世纪后，国际公众发现，思考乌克兰对自由的渴望和俄罗斯的奴役的含义，又成了一件迫切的事情。近来出版的几部著作——包括两本关于苏联时期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民族文化的书，一本2013年-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的外交回忆录，和一本权威的历史论文集——提供了一些参照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撕裂了后冷战国际事务构造的战争的前因后果。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W.H.奥登想象那个国家对整个欧洲大陆说：“我是你们的选择，你们的决定。对，我是西班牙。”如今，对于已经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事业的欧美人来说，这个国家也变成了一把衡量其选择、其决定、其价值和其认同的尺子。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月21日（三天后，他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对俄罗斯人民的讲话中把乌克兰归结为完全人为的政治建构：“我要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现代乌克兰完全是俄罗斯，或者更确切地说，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创造出来的。”事实上，乌克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中世纪的基辅罗斯公国，后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文化的历史起源。不过，对普京来说，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确定了后苏联时代乌克兰国家的边界，而他现在试图摧毁的正是这个边界。

在伍德罗·威尔逊之前使用“民族自决”术语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相信，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比沙皇的专制更能满足民族的诉求。在革命后，乌克兰于1918年宣布从俄罗斯独立。但在红军占领基辅后，列宁想把沙皇的帝国重塑为一个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的联盟，每个共和国代表一个具体的民族，并成为具体的民族文化所在之地。奥莱娜·帕尔科在她出色的《把乌克兰变成苏维埃的：列宁与斯大林治下的文学与文化政治》中探索了20世纪20年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文学力量，和布尔什维克的对立视角之间的张力。后者认为，只应该把乌克兰语当作传播苏联超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载体来扶植。

帕尔科带读者游览了苏联早期迷人的乌克兰世界。当时乌克兰的文化机构不但数量众多，而且一直在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杂志《红色道路》和文学组织无产阶级文学自由学会（简称ВАПЛІТЕ，VAPLITE）。乌克兰知识分子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愿景而努力，他们的观点反过来又与莫斯科的不同潮流交叉渗透。在莫斯科，人们就是否应该鼓励乌克兰民族文化提出了相互冲突的看法。在乌克兰内部，1922年，曾写出像“基辅在那里受百倍的煎熬”那样的名句的现代主义诗人巴甫洛·蒂奇纳(Pavlo Tychyna)因重视民族要务而被未来主义诗人米哈伊罗·塞缅科(Mykhailo Semenko)嘲笑：“巴甫洛·蒂奇纳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小窝里，满足于自慰，把‘美丽的乌克兰民歌’翻译成诗的语言，把乌克兰的毯子风格化，恢复古老的dumy[民间史诗]和其他无用之物。”

塞缅科鄙视乌克兰文化，认为它过时、自娱自乐且无用。虽然塞缅科本人在1937年约瑟夫·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处决，但后来苏联官方文化以一种更加政治、更加无产阶级的方式接过了这种鄙视。而另一方面，蒂奇纳后来也把青年时期的民族主义抛到身后，他接受了苏联的视角，在1933年发表了一首题为《党领导》的亲苏诗，文学事业蒸蒸日上，并一直活到了1967年。帕尔科聪明地拿蒂奇纳的经历来和革命诗人米科拉·赫维洛夫伊(Mykola Khvylovyi)对照，后者的命运截然相反。赫维洛夫伊开始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者，但到1924年的时候却发表一部关于幻灭的精神紊乱的小说《疗养院故事》，并最终于1933年自杀。他很可能对斯大林在1932-33年恐怖饥荒或Holodomor（大饥荒）期间操纵乌克兰粮食收成的目的有所意识：他知道，斯大林是在搞种族灭绝。

苏联时期的诗是罗里·芬宁《他人的血：斯大林的克里米亚暴行和团结的诗学》一书的主题。18世纪后期，凯瑟琳大帝夺取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又名克里木汗国，首都巴赫奇萨赖，松散地隶属于奥斯曼帝国），并在瓜分波兰期间吞并了大片乌克兰的土地。和乌克兰一样，在革命后，克里米亚也变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它也遭到斯大林恐怖的迫害。1944年，斯大林以通敌（即与纳粹占领政权合作）为由，把2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强制流放到中亚；路上就有数千人死在了拥挤密闭的火车上，后来的重新安置和强制劳动又进一步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直到苏联最后几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治下，鞑靼人才得以回到克里米亚。

1954年，赫鲁晓夫为表他对自己“最喜欢的共和国”的善意，下令把克里米亚（此时境内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已被清洗殆尽）划入乌克兰。芬尼论证说，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诗歌，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找到了共同的反俄事业。在乌克兰异见诗人伊万·索库尔斯基(Ivan Sokulsky)1968年创作《巴赫奇萨赖》的时候，他旧表达了芬尼所说的“团结的诗学”。《巴赫奇萨赖》写的就是克里米亚大流放的被压迫者：

我看见巴赫奇萨赖——

我看不见巴赫奇萨赖！

让世界听见

这没完没了的罪行……

索库尔斯基在想象中召唤巴赫奇萨赖，同时又唤起一种缺失感，不能讨论的种族清洗使巴赫奇萨赖失去了它的历史人口和意义。芬尼表明，索库尔斯基关于克里米亚的诗暗指伟大的乌克兰浪漫主义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诗，同时也启发了20世纪70年代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异见人士之间的接触。自2014年普京控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巴赫奇萨赖——在那里，人们还可以去参观废弃的鞑靼可汗宫殿——又一次成为了“没完没了的罪行”也即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发生的地方。

2020年2月，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提出一个惊人之论，即“不存在乌克兰”，有的只是“乌克兰性”，后者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失调”。接着，去年7月，普京发表长篇论文《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坚称乌克兰独立是企图接管乌克兰经济的西方人创造的“反俄计划”的一部分。那篇论文是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历史上的接近（伏尔泰把这种接近描述为一种奴役）的业余思考，文中充满了这样的执念：西方人在煽动乌克兰的反俄势力。但其基本假设依然植根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看法，后者可以追溯至苏联时期。我认识一些上一辈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派俄罗斯人，他们会在深夜，喝完几瓶伏特加后，不带任何恶意地告诉我，他们真的不觉得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有什么区别。

在苏联解体后，1991年乌克兰独立的时候，它复杂的人口（大多说双语）和领土（由历史上分属不同政权的地区组成）状况这使人不由得担心，这个国家能不能凝聚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比如说，乌克兰东部长期受俄罗斯统治并曾被纳入苏联；乌克兰西部（加利西亚东部）过去属于哈布斯堡王朝，战间期被并入波兰，到二战的时候又被苏联吞并。不过，当前的战争表明，乌克兰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全乌克兰的人民都做好了为保持自己的独立而牺牲的准备。普京式的修辞把这归咎于西方的操纵，但把乌克兰独立变成“反俄计划”的正是普京本人。他通过试图干涉、影响、支配并最终进攻乌克兰而强化了乌克兰的公民和民族统一，虽然俄罗斯拒绝承认这个统一是真的。

在阅读美国外交官克里斯托弗·M.史密斯乌克兰广场革命期间的基辅回忆录《乌克兰的反抗，俄罗斯的报复》的时候，我们不由得琢磨，专家们是否本应从前十年的事件预见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当史密斯于2012年抵达美国驻基辅使馆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是维克多·亚努科维奇，一个非常腐败，很容易受普京影响的家伙。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他就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在2010年的选举中，他才重新当选为总统。史密斯先生（怀着吉米·斯图亚特去华盛顿的乐观精神）去基辅，想着可以在新岗位上应用他在莱索托和艾滋病打交道的经验：“我天真地想，乌克兰又有什么不一样”。他即将遭遇的意料之外的革命，是在乌克兰申请与欧盟达成联系协定（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节点后发生的。普京想让乌克兰加入以独联体（在莫斯科的主持下松散地联合的前苏联共和国）为基础的关税同盟，到2013年的时候，乌克兰面临必须在两个经济联合体中选择一个的困境。

同时，使馆正在主持几届他们所谓的技术营，即“美国在全球范围开展的帮助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项目。”在俄罗斯影响最强的顿涅茨克东部区域，参加技术营的学院受到凶残的示威者袭击，后者“偷走了所有的学习材料”，而担任营辅导员的美国外交工作人员也“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定期发邮件向使馆汇报最新情况。”同时，乌克兰媒体发布的一份莫斯科文件称，“大部分乌克兰官员长期、密切地与想利用他们为西方利益服务的西方情报机构、基金会和专家往来”。

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取消了尚未达成的与欧盟的联系协定，此举引发了广场革命，乌克兰人在基辅独立广场聚集表示抗议。2014年2月，警察造成数名抗议者死亡，随后亚努科维奇被弹劾并逃往俄罗斯。作为回应，普京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鼓动分裂。随后俄罗斯在这两个地方煽动的斗争变成了当前这场战争的初步、长期的序幕。

普京-亚努科维奇的看法是，广场革命是西方特工扶植的，服务于西方的利益也即欧盟的协定。在当前的战争中，同样偏执的论证也颇为突出，只不过这一次，除欧盟外俄罗斯还注意到了北约，但在十年前，这个论证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达。2014年就有俄罗斯官员称，广场革命的抗议者正在美国驻基辅使馆接受培训，对此，史密斯的回应是：“不知为何，我在餐厅排队用餐时还没遇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许他们点了客房服务……这些指控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愚蠢以至于你很难不被它们逗笑。”史密斯的叙述表明，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他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美国式的天真，这个讽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莫斯科发出的信号没有得到足够严肃的重视。他也许有些自鸣得意地写道，“在俄罗斯的宣传沉浸于关于美国操纵广场革命的谎言的同时，华盛顿却在继续推进危机的和平解决”。几年后，在川普当政期间，同样的这批美国国务院官员，将在截然不同的气候中工作——这一次，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辞令都融合了模糊的不诚实和虚构的现实。

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后，欧洲的确对俄罗斯采取多项制裁措施，但各国政府的力度不同。这些国家对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要更有力、更一致得多。现在，欧洲人做好了重新思考他们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的准备，哪怕这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不便，而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也远远超出了技术营的程度。的确，如果未来要搞关于公民行动和价值的学习营的话，那么，乌克兰人更可能去给世界上课而不是向美国国务院官员学习。

事实证明，谢尔希•浦洛基的论文集《前线：论乌克兰的过去与当下》很好地说明了当前的情况，虽然文集中收录的论文都写于、发表于战争开始之前。在《血的召唤》中，浦洛基展示了斯大林是怎样——甚至在可怕的20世纪30年代后——唤起一些乌克兰知识分子的热情的，1939年他与希特勒结盟瓜分波兰，把加利西亚东部（利沃夫周围的领土）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一个打着民族统一旗号的赤裸裸的见利忘义之举。另一篇论文《帝国回击》则表明，在2014年利益熏心地夺取克里米亚，同时煽动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的时候，普京也在搞自己版本的斯大林阴谋。

在其他地方，浦洛基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情：2010年，一个致力于纪念曾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的组织斩去了一尊斯大林纪念雕塑的头颅。浦洛基注意到，2010年，基辅法庭正式宣判斯大林在Holodomor中的种族灭绝罪名成立，而班德拉则被称为“乌克兰的英雄”。通过探索关于斯大林和班德拉的历史记忆的两极分化，浦洛基指出乌克兰民族情感中存在一个“自由主义困境”，这个困境由多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组成。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组织抵抗苏联吞并乌克兰西部，并于1959年在德国被KGB暗杀的班德拉体现了世纪中期乌克兰激烈的民族主义，但这个民族主义中又包含着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高度的民族敌意和暴力。浦洛基指出，对当代自由主义者来说，“班德拉的争议性太大，以至于你没法把他当作民族英雄”，而今天的乌克兰也渴望通过在一位犹太总统的领导下，培养一种对俄罗斯入侵的，没有班德拉式的仇外的，广泛的公民抵抗，形成一种更加包容的民族情感。

还有一篇论文讨论了拆除列宁纪念碑的问题，在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里，至少在乌克兰的一些地方，这些纪念碑一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浦洛基指出，差不多在独立后，人们就马上拆除了乌克兰西部的列宁纪念碑，而乌克兰中部的拆除进度是在广场革命期间才“赶上来”的。同时，根据民意数据，乌克兰的不同地区开始在Holodomor是苏联搞的种族灭绝上形成共识。浦洛基把在如何看待苏联的过去上的地区差异归结为乌克兰内部“记忆的地缘政治”。

这些论文中的一些，和我们每天都在读的战报一样，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普京荒唐的毁灭乌克兰的妄想和阴谋起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普京断然否认乌克兰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的民族，但他这么一折腾，反而把乌克兰巩固成那样的民族了。同时，致力于加入欧盟的乌克兰也给了欧盟新的意义、能量和统一，而近年来，因为乌克兰内部的异见，这些东西原本充满了争议。战争甚至在英国退出欧盟后，使英国和欧洲在一定程度上再次结盟。20世纪80年代，米兰·昆德拉在《中欧的悲剧》开头描述了1956年在苏联坦克面前宣告自己做好了“为匈牙利、为欧洲牺牲”的准备的匈牙利人。今天的乌克兰人也表明，他们同样做好了为乌克兰、为欧洲牺牲的准备，而全大陆的欧洲人也都认识到了这点并团结起来，一致支持乌克兰。

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来说，当前的战争依然是极其悲剧的，但也许，冲突另一个灾难性的方面也值得注意：俄罗斯也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有欧洲的历史，并在数个世纪以来对欧洲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在试图摧毁作为欧洲国家的乌克兰的同时，普京无疑也粉碎了俄罗斯的欧洲价值和它自己未来在欧洲的希望。乌克兰可以从这场战争中恢复：它的城市可以重建，它的经济可以慢慢康复，它的死难者也会得到应有的纪念。可还要多久，俄罗斯才能从普京对它的民族文化的怪异扭曲中恢复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