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列宁

再见，列宁

罗伯特·瑟维斯/文

王立秋/译

Robert Service, “Goodbye, Lenin”, Literary Review, Dec 2021.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罗伯特·约翰·瑟维斯(Robert John Service, 1947- )，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俄国史荣休教授，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英文传记作者。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Vladislav Zubok)：《崩溃：苏联的倒台》(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535 pp, £25.

俄国的改革就像是用一卷油毡来盖住长满蛀虫的木地板。许多统治者——沙皇、政委和总统——多少都知道该换地板了，但他们大多只是补一下油毡，而不去管下面的地板。

俄语和英语中的改革用法不同。英语世界的“改革”，指的是扩大公平和自由。在俄国，这个词则从来不会自带这层意思。粗暴的现代化者沙皇彼得大帝以改革者而著称。保守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他曾暴力镇压农民叛乱并给俄罗斯人高于帝国内其他人群的特权）也被贴上了改革者的标签。俄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在担任最高领袖的短暂任期(1982-4)内也调整过苏共的改革，有人猜测，要是他活得更久的话，他可能会试图更具实质性地，对党的现状下手。

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更喜欢使用威权主义方法的改革者。他把斯托雷平和安德罗波夫挑出来谴责。这本关于苏联最后纪念的书的中心思想是，俄国落入了两个手段拙劣的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手中。这两个家伙撕掉了油毡，却把翻新屋子搞成了一场噩梦。祖波克把戈尔巴乔夫描述为一个倒霉的改革者，因为他幼稚、鲁莽而胆怯。至于叶利钦，则被描述为一个号称要把房子整顿好，却醉酒误事的勤杂工。

这个分析听起来很像、的确也很像今天许多俄国人的自我诊断。戈尔巴乔夫在民调中风评很差，祖波克也正确地把这追溯到作为其政策的后果，俄国遭受的经济大灾难上。但戈尔巴乔夫也勇敢而富于想象力。任何关于“改革”(perestroika)的可信叙述，都需要把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时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令人恐惧的力量考虑进去。在削弱它们阻碍早就应该进行的改革的能力上，戈尔巴乔夫展示出了无限的勇气。

《崩溃》的长处在于其基于档案挖掘的经验分析。祖波克全面浏览了数字材料。他也到莫斯科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关键档案，在普京的时代，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他还访谈了一些前苏联和美国政客。这本书很好读，也没有严重的事实错误。它是本世纪关于晚期苏联政治的最充实的叙述。

书中有一些和1991年8月前后几周相关的有趣发现，当时，克格勃、军队和政府发动了一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那次政变是一颗等了三天都没炸的哑炮。军人集团无意使用镇压抵抗所需规模的暴力。那个脸色苍白的阴谋家，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则与戈尔巴乔夫甚至是叶利钦培养了友好的工作关系。不过，通过窃听装置，克留奇科夫得知戈尔巴乔夫意图开除他。已经为苏联政权即将到来的崩溃而感到焦虑的克留奇科夫突然有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动机。

A计划是让戈尔巴乔夫靠边站，由政变的策划者来强加秩序。在戈尔巴乔夫拒绝让位时，B计划是趁假期把他隔离在克里米亚，同时着手重新推行传统的苏联权威。但他们未能逮捕当时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后者从莫斯科白宫现身抵抗他们。一些政变者用伏特加来疗伤，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更是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军人集团崩溃了，叶利钦从克里米亚接回了戈尔巴乔夫，但牢牢控制他，像逗狗一样逗他，为过去尊严受到的冒犯而报复他。

叶利钦是一个不可预测的遛狗人。在俄国宪政的未来这个问题上，他摇摆不定。但在1991年12月初，乌克兰通过全民公决决定离开USSR的时候，他欣然联署了断送USSR的协定。

祖波克暗示，他也为这个结果而感到可惜。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应该再努把力，把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拉回来。这个立场完全说得过去，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忽视了一些记录，这些记录表明，戈尔巴乔夫曾花很大力气来说服乌克兰政治领导层改变事情的走向。无疑，在1990-91年这段时间里，身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但在他能不能让克拉夫丘克改变心意这个问题上，我表示怀疑。八月政变后，乌克兰人就已经在忙乱地往分裂主义的方向走了，而在政变时担任党领导的乌克兰议会主席的克拉夫丘克拉也为抓住当乌克兰总统的机会而加入了他们。

关于叶利钦，这个论证——他在1991年最后那月之前，在原则上都不希望拆散USSR——更容易接受。的确，他经常因为大吃大喝而身体状况糟糕。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把帮俄国做好引入市场经济的准备这个功劳给他。1990年，他为这个目标而竭尽全力，而当时戈尔巴乔夫还在犹豫。叶利钦和他的专家团队搞出了成果，这才有了1991年野蛮的俄国资本主义诞生带来的阵痛。企业家文化是充满活力的。但从一开始，它也是深刻腐败的。可至少，它提供了最终经济再生的前景。

我们应该感谢祖波克的劳动。他的档案研究，虽然没有穷尽一切（怎么可能一朝看尽如此广阔的历史风景？），却细致而谨慎。但如果说，他作为挖掘者无可指摘的话，那么，他对他的发现的基本分析，却是可质疑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于苏联利维坦斗争时面临的挑战比他设想的更大。

巨大的经济变革在俄罗斯比在USSR的其他地区来得更早。使数百万俄国公民陷入贫困是一个艰难的计划。在共产主义倒台之前，叶利钦就已经启动了变革。可能，邓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比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者当时在USSR干同样的事情要更容易。但以卡莱尔的方式来理解历史变革，会把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度简化。叶利钦不是唯一一个促成俄国改革的人。在1900-91年，政治陷入了各种事件和措施的旋涡。从一开始，就有腐败的内幕交易，各种犯罪帮派也很活跃。

《崩溃》对我们对“改革”的理解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关于新俄国脱胎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权威著作还有待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