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王立秋

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中世纪阿拉伯史学中的档案与档案敏感

佛齐亚·波拉/文

王立秋/译

  

译自Fozia Bora, “Archivesand Archival Sensibilities in Medieval Arabic Historiography”,原载Maydan: https://themaydan.com/2019/12/archives-and-archival-sensibilities-in-medieval-arabic-historiography/。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出处,请勿做商业用途。

 

 

1256年,第一位马穆鲁克苏丹艾巴克(Aybak)在古开罗资助建立了一个名叫al-Mu’izziyya的逊尼派法学院,学院用取自尼罗河上废弃的Rawda Citadel的优质砖石建成。几十年后,一位名叫伊本·弗拉特(Ibn al-Furat, d.1405)的圣训学者和历史学家,在以教授身份在这所法学院工作的时候,写了一本历史书。十五世纪晚期,Mu’izziyya学院破败失修并最终被拆除了;如今,除在中世纪阿拉伯地志中不太频繁地被提及外,这所法学院再无任何痕迹。

 

伊本·弗拉特在那所法学院工作时写的那本历史书,也即众所周知的,多卷本的《王朝与君王史》(The History ofDynasties and Monarchs),以作者亲笔抄写的两个抄本的形式,经过六个世纪的历史动荡,一直留存到了今天——不过,它再没有被以完整文本的形式抄写过。写在劣质纸张上的十五世纪阿拉伯语文本比用铺张材料建设的马穆鲁克建筑存在得更久,不过,这不应该让现代的观察者感到惊奇。因为这是中世纪伊斯兰智识圈中的那种执着的,保存知识的关键文本的冲动的结果,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中世纪阿拉伯的档案敏感。在《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写历史》(Writing Historyin the Medieval Arab World, I.B.Tauris, 2019)中,我提供了管窥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书写文化与历史的一扇窗。

 

 

政权文件及其存续

 

不是每一个过去的,前现代的伊斯兰共同体都有留存至今的档案库存。特别是政权的档案,这些档案往往会被单独挑出来毁去,不留给后代。多年来,现代学者一直在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下劳作,他们以为,中世纪伊斯兰共同体并没有生产出大量的文件(与比如说,前现代欧洲的法律或教会收藏相比)。但政府的确生产过正式的档案文件,但这些文件会定期被回收,以便纸张可以被循环利用。前印刷时代的阿拉伯语抄本,就像今天我们在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地方的图书馆里找到的那些那样,也经常包含这样的文件,或写在之前用于官方档案或其他机构的纸上的叙事。类似地,作者们也经常重新利用个人的文件,用它们来写新的文本。问题不在于,当时生产的文件数量不够多,甚或这些文件没有被保存下来。相反,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智识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一个对页或一张纸——作为一个物质对象——可以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的和语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缺失的”法蒂玛王朝档案

 

一般被认为佚失了自己的书面记录的伊斯兰王朝之一,就是伊斯玛仪派当权的,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这个王朝在十到十二世纪时统治着埃及、北非及其外,并建立了开罗城及其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说,看起来,法蒂玛王朝的正式的文件及其叙事文本(关于历史、传记、行政艺术的书)并没有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方式,以个别的文本或文件集的形式留下来。而另一方面,法蒂玛王朝的宗教文献又以更好的方式被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献在十一世纪六十年代时被送到也门保存,并在那里免遭法蒂玛王朝最后几十年的政治暴力的影响。

 

法蒂玛王朝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然而,法蒂玛王朝文本的历史则要更加盛衰不定,数十年来,现代学术一直在哀叹法蒂玛王朝文本档案的“缺失”。同时,法蒂玛王朝的政权文件档案又以各种方式(包括被保存在像西奈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以及,更偶然地,藏在开罗藏经阁[Cairo Geniza]和作为后来文献材料中保存的抄本),部分地幸存了下来。

 

这些保存文件的途径,揭示了政权文件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也是更为丰富多彩的——命运,也揭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档案敏感:不同于我们在前现代的欧洲看到的那种。在中世纪的开罗,文本档案与其说是静止的,不如说是动态的。最近深入开罗藏经阁的研究表明,一旦正式档案馆释出供在内部、商业、文学、宗教或其他语境下重新使用的文件,如果新材料是写在既有文本的间隙之间的话,那么,原材料依然可以流通。

 

的确,在纸上覆写的情况,其他地方也有,比如说,中世纪大马士革发现的个人文件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这种留存模式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是相当普遍的,它表达了一种档案敏感。在阿拉伯史学的核心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种档案敏感:这些著作会录入包括书信和国家法令在内的,以往的历史报告和文件,就像伊本·弗拉特的那部装满文件的编年史有力地说明的那样。

 

 

法蒂玛王朝的叙事史学

 

法蒂玛王朝自己生产的历史书并不多,至少,从现代学术的时代错误的预期来看,并不多。但那时写下的东西,还是比人们一般假设的要多。法蒂玛王朝时期埃及有许多人(他们大多是公务员)写下了对法蒂玛王朝统治的亲眼见证。这些书中的报告,经常被后来的史学著作收录,而保存了下来。因此,从后来的历史书中,我们知道,法蒂玛王朝时代的编年史著作至少有十多部。这些著作包括伊本·祖拉克(Ibn Zulaq, d. 996)和穆萨比希(al-Musabbihi, d. 1029)所著之宫廷编年史,和古达伊(Quda’I, d. 1062)的名为’Uyun al-ma’arif的世界史概要,和伊本·赛依拉菲(Ibn al-Sayrafi, d.1147)的独一无二的,对法蒂玛王朝维齐尔职位的叙述。后来作者对这些书本的摘录表明,从什叶派法蒂玛王朝到逊尼派马穆鲁克时期,阿拉伯语的历史写作,更多地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历史学家们以一种驳斥教派暴力(即蓄意忽视某些文本,洗劫或焚烧书本,摧毁图书馆)的概念维持了这种连续性,而现代的观察者呢,则倾向于预期,政权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交替,总会伴随着这样的,围绕宗教之分的教派暴力。

 

法蒂玛王朝档案缺失这出表面上的悲剧,直到最近,都还部分地被归咎于著名的逊尼派将军,萨拉丁(Salah al-Din),据说,他彻底摧毁了法蒂玛王朝的图书馆。法蒂玛人是爱书人,他们在以征服者的身份抵达埃及之前就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各种主题的书。这些卓越的文学瑰宝(超过一百万册)按主题排列,储藏在法蒂玛王朝时期开罗建立的几个大图书馆(包括1005年法蒂玛王朝哈里法哈基姆建立的著名的、对公众开放的Dar al-Hikma[知识之屋,知识宫])中。据说,萨拉丁在1171年在埃及掌权后摧毁了这些图书馆藏。而最近的研究,则通过展示,法蒂玛王朝的图书馆是分散于各地的,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它们一直对掮客、或私人收藏着出售它们的馆藏,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些馆藏相对并没有受损(比如说,阿尤布王朝时期大马士革购入的馆藏就相对完好无损),证明了前面的猜测是错误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大量的文本证据证明,许多法蒂玛王朝时期的书,通过内嵌在后来的编年史著作中,而幸存了下来。对不同的文本(在这里,即因捕捉和保存了一段若无此文本佐证则不可企及的历史而获得其价值的历史报告)的重新使用又一次表现出中世纪阿拉伯的那种档案敏感。

 

 

重访作为一个概念的“档案”

 

因此,法蒂玛王朝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在马穆鲁克史学的宗教间语境(逊尼派作者回顾一段极为重要的什叶派历史的著作)中被保留了下来并得到了评注;而这些后来的著作,也提供了各种关于法蒂玛王朝合法性的看法:许多人,像伊本·弗拉特那样,不带任何可识别的“教派”色彩地呈现了这段历史。这位古开罗Mu’izziyya法学院的教授处理了数十种十二到十四世纪近东史的原始史料,这些史料中有许多未能以独立的形式幸存下来。我们该怎样理解这种保存过去的文本资产的执念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档案”的概念,近年来,这个概念遭到了根本上的重新考察。一种相对较新的对“档案”的理解承认所有种类的档案的偶然性和主观性,并鼓励我们仔细审视内嵌于常规档案文献中的,权力的动态运作:比如说,这些著作中有意向后人传达的、同时也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目的的对认同、血缘关系、共同体、或自白的和政治的等级的展现。我们对“档案”的重新理解也——并且是至关重要地,在历史书写的语境中说——使走出作为空间上固定的实体的档案、强调档案的实践成为必然。这些档案的实践包括带着双重的目标(一是保存,二是使之可为当下和未来世代的读者所用)来收集、筛选和收录史料的实践。

 

最后一点特别能说明像伊本·弗拉特那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方法。在我们看来,伊本·弗拉特有某种档案敏感的一面,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仅堆积史料,还仔细地给史料排序,并用一种自我反思的语言,来对这些史料的价值做出明确的评注,而这种语言又提醒他的读者们注意,他是很关注为对历史的文本见证创造一个可信的记录的。他识别特定史料的方式还包含着进一步的反思:他告诉我们,他是从不那么著名的作者巴伊巴尔(Baybars, d. 1325)那里引用的著名的作者伊本·艾西尔(Ibn al-Athir, d.1233)的文字的。一般读者需要知道这个吗?但另一方面,博学的读者会珍视这种精确。

 

 

马穆鲁克史学中的档案策略

 

档案实践也显见于法蒂玛王朝之后的那些有助于保存法蒂玛王朝的叙事文本档案的文本的一切形式中。事实上,通过ta’rikh这个术语,即动词arrakha(用日期来标记)的名词形式,阿拉伯语史学就已经指出档案实践和史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了。近年来,关于早期伊斯兰埃及的档案性的研究,已经追溯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和前奥斯曼时期埃及和叙利亚的城市中心”驱使人们生产出各种问题的文本的档案心态。如此,形成时期和中期伊斯兰的学识中心(包括伊本·弗拉特的开罗)的认识论环境的特征,是各种记录档案的倾向,和一种“对档案的编织”——这些特征既在历史书中,也在社会中留下了踪迹,如果我们考虑到,书本往往存续得比建筑物更久的话。

 

伊本·弗拉特为保存关于法蒂玛王朝晚期历史的知识而组织他的文本节录,此举延长了他的史料的生命,并防止了它们的佚失。因为史学的叙事文本从来没有被正式回收过——就像政权的或其他的文件那样——所以,它们肯定会被遗忘,并因此而存在被忘却的风险。对文本的重新使用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档案文化的一个无处不在的特征,在这种档案文化中,叙事性的文本,和它们在文件上的对应物一样,不会简单地“过期而失效”,相反,它们一直是活的文本,在它们被重新使用的地方享受着后世的生活(在那里,在全新的智识或社会语境中,对它们的重新使用被认为是可实践的或者说可欲的)。

 

作为一个抄本和作为一个物质对象,伊本·弗拉特的编年史明确地展示了档案性的物理标记:用红墨水(红字)来标记引文的起始和结束;在页面上添加isikhraj(或ta’qibat,页眉,提示语)来确保对页的正确顺序;提供标题和小标题来指示话题或次文类的变化;在页边添加解释性的词条;按字母顺序来排列与死亡相关的记录。秉持着这种档案心态,人们认为,必须把知识保存下来,而且,为连贯一致起见,必须把知识有序地保存下来。

 

 

文本间的马穆鲁克档案

 

伊本·弗拉特的书表明,看起来缺失或者说被抹去的法蒂玛王朝的档案,实际上比人们经常承认的要保存得更好,尤其是,这些档案通过马穆鲁克时期历史档案的文本间构成,良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个“文本间性”的意思是获取、提取并引用之前的史料,而在这方面,伊本·弗拉特显然有着特别的天赋:他为他写作的每个历史时期找到、和使用了大量的文本见证。和他著名的同时代人伊本·赫勒敦在后者的历史巨作中做的一样,伊本·弗拉特不仅把各种文类的史料,还把各种不同宗教的视角(包括基督教的视角)集合到了一起。在编年档案中,知识因其为知识而受重视,并且档案的编纂者也经常会用作者自己的宗教或政治倾向来为其叙事正名。

 

长期以来在更加深入探索档案敏感的投入(这种投入塑造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编年史的写作),包括这一种对为什么要写历史和以何种方法来写历史的更加清晰的、也更加专业化的理解。这种投入也把历史的书写整合到一种更加广泛的档案文化中去,这种文化允许我们澄清中世纪阿拉伯语学术写作的文本间性,因为各种文类的作者,都一起为这个更大的知识档案(这个档案将为当下的和未来的读者所珍视)做出了贡献。典型地,作为档案学界的历史学家,不会把自己(通常也是一个“他”)的工作限制在从某个类型的史料来回忆历史知识上,相反,他会在评估和收录史料前广撒网。最后,历史写作的档案方法的好处,不只对因这种努力而得名的作者来说是明显的,而且,对现代学者——他们可能已经不再能够进入知识生产的物理机构了,但他们却乐于阅读那种努力留下的各种书一样的纪念碑。

 

 

佛齐亚·波拉(Fozia Bora)是里德大学中东史和伊斯兰史讲师。她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牛津大学读的,在回归学术生活之前当过一阵记者。她的专著《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写历史——作为档案的编年史的价值》(Writing History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The Value of Chronicles as Archives)于2019年6月由I. B. Tauris出版。她之前的论文《萨拉丁摧毁了法蒂玛王朝的书吗?一个史学研究》(“Did Ṣalāḥ al-DīnDestroy the Fatimids’ Books? An Historiographical Enquiry”)获皇家亚洲学会的Staunton“身处职业早期学者杰出著作”奖。佛齐亚还是《牛津英语词典》(第三版)的伊斯兰顾问,《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三版)撰稿人和英国伊斯兰研究学会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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