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者,关注伊斯兰研究。

齐泽克:为什么次要矛盾是重要的

为什么次要矛盾是重要的:毛的看法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译自Slavoj Zizek, “Why secondary contradictions matter: a Maoist view”, 载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why-secondary-contradictions-matter-a-mao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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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看一眼我们的乱局,这点就很清楚了:我们处在多重的社会斗争之中:自由主义建制和新民粹主义之间的张力,生态斗争,为女性主义和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族群和宗教斗争,为普世人权而进行的斗争,反对我们生活的数字控制的斗争……怎样联合所有这些斗争,而又不简单地,给其中的哪个斗争(无论是经济的、女性主义的、还是反种族主义的……)以这样的特权:即,只有这个斗争,才是唯一“真实”的斗争,只有它,才是其他所有斗争的关键?半个世纪以前,当毛主义浪潮最强的时候,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出自他1937年写的《矛盾论》),是当时政治辩论的通用货币。也许,在我们的问题的语境中,重新引入这个区分也是值得的。

在毛谈论“矛盾”的时候,他是在简单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社会的和自然的对抗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黑格尔表达的那种严格的,辩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毛的矛盾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一个具体的矛盾,就是根本上定义一个东西,使之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的错误、失败、故障,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说,矛盾是聚合那个东西的特征本身。如果这个矛盾消失的话,那么,(被它定义的那个)东西就失去它的认同了。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例子是: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定义一切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

第二,矛盾永远不是单一的;它取决于别的矛盾(可以是多个)。毛自己的例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伴随着其他“次要”矛盾,如帝国主义与其殖民地之间的矛盾。

第三,尽管次要矛盾取决于首要矛盾(殖民地只在资本主义中存在),但主要矛盾也不会永远是支配性的矛盾。矛盾的重要性顺序可能易位。比如说,在一个国家被占领的时候,统治阶级往往会被收买,与占领者合作,以维持其特权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占领者的斗争,就有了优先性。对反种族主义的斗争来说也一样;在种族关系紧张、种族剥削严重的国家,对工人阶级来说,唯一有效的斗争方式,是聚焦于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这也就就是为什么一切诉诸白人工人阶级的行为,就像今天的另类右翼民粹主义做的那样,都是对阶级斗争的背叛)。

第四,主要矛盾也可能发生变化。你可以说,今天,也许,生态斗争设定了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它应对的是对人类本身的集体生存状况的威胁。你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对抗,因为生态问题也是资本主义逐利饥渴驱使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带来的结果嘛。不过,我们能不能如此轻易地,把我们的生态混乱,简化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在资本主义之前就有与人类相关的生态灾难了,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新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会遭遇同样的僵局。

再总结一下,尽管永远会有一个主要矛盾,但各个矛盾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结果,在我们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出更重要的矛盾是哪个,但我们也要记住,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也不是静止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会彼此转化。这个矛盾的复多性,不仅是一个偶然的经验的事实;它还定义了(单个的)矛盾的概念本身。一切矛盾都取决于“至少一个”(其他矛盾)的存在,它的“生命”就在于,它是如何与其他矛盾互动的。如果一个矛盾单独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而只是一个稳定的对立面了。“阶级斗争”就在于,它是如何超定(overdetermines)两性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的斗争、和不同文化与种族之间的张力等等的。

这些思考可能看起来是老式的、无望地过时的,今天,它们需要一种新的现实性。我的第一个“毛主义”的观点是,为在今天的每一场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立场,我们应该把每一场斗争,都放到与其他斗争的复杂的互动中去看,在这个复杂的互动中定位它们。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与当前的时尚相反,我们应该坚持“二元”形式的对立,把一切多立场的表象,都翻译为一套“二元”对立的组合。今天,我们有的,不是三个主要的立场(自由主义-中派霸权,右翼民粹主义和新左翼),而是两大对抗:右翼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中派建制之间的对抗,以及二者,作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的两面,与对这个秩序构成挑战的左翼之间的对抗。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马其顿:这个名字包含着什么?几个月前,马其顿和希腊政府具化了一个关于怎样解决“马其顿”这个名字带来的难题的协定:马其顿应该改名叫“北马其顿”。这个解决方案立刻就遭到了两国激进派的攻击:希腊的反对者坚持“马其顿”是一个古老的希腊名,而马其顿的反对者则感到被降低为“北方”省是一种羞辱,因为他们是唯一一个自称“马其顿人”的民族。这个方案,尽管不完美,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管窥到通过理性的妥协,来解决一场长期而无意义的斗争的希望。但它又陷入了另一个“矛盾”:大国(一边是美国和欧盟,另一边则是俄国)之间的斗争。西方对双方施压,要求他们接受这一妥协,如此,马其顿才能迅速加入欧盟和北约,而确切来说,出于相同的原因(在这一事态发展中看到了失去对巴尔干地区的影响的危险),俄国反对这个解决方案,支持这两个国家的狂暴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势力。那么在这里,我们应该站在哪边呢?我想,我们应该坚决地站在妥协一边,原因很简单,那是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俄国反对它,是因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它给不出别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这里,支持俄国就意味着,为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利益,而牺牲一个解决马其顿与希腊关系的独特难题的合理方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考察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案例,我们看到,这里有两场斗争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大媒体最近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阿桑奇与俄国的关联,和他对美国大选的“干预”上。他见了马纳福特没有等等。实际上,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面对的,还有肮脏的政治游戏:在英国说它不会把阿桑奇引渡到一个他可能面临死刑的国家(而不是说,因为维基解密,它不会把阿桑奇引渡到美国)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肯定了阿桑奇被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但我们不应该陷入这些只关心一个“次要矛盾”的辩论。维基解密远不止是美俄斗争,或川普与美国建制(最近一次总统大选中的“通俄”)之间的斗争中的一个要素。在这里,“主要矛盾”是反对新形式的,对我们的生活的数字控制与管理,反对国家机构(NSA)和大公司(谷歌等)的斗争。这些大公司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生活施加着看不见的控制,而一般而言,我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样的控制。这就是维基解密的真正的重点,所有关于阿桑奇的过错的争论,都意在遮蔽这个重点。

现在,让我们以华为的CFO和公司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的事件为例。她被指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有被引渡到美国(在那里,如果被发现有罪的话,她可能要被监禁长达三十年)的危险。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可能,所有的大公司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违法。但更明显的是,这只是一个“次要矛盾”,这里还有另一个斗争:事情与和伊朗的贸易无关,而与为主导数字软硬件生产而进行的斗争有关。华为象征的,是一个不再是富士康中国(即一个为组装其他地方开发的机器提供近乎奴隶的劳动力的地方)的中国,而是一个共同考虑软硬件开发的中国。中国因此而有在数字市场上成为比有索尼的日本和有三星的韩国更强的厂商的潜能。

但具体的例子就举这么多吧。在为普世人权而进行的斗争这里,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这里,我们找到的,是一个这些权利的倡导者,和那些警告说,标准版本的普世人权并不真正普世,而仅仅是给西方的价值(个体优先于集体,等等)一特权,因此,这样的普世人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因此,西方国家用人权来为从伊拉克到利比亚的多次军事干涉正名也就不奇怪了)的人之间的“矛盾”。普世人权党则反驳说,对普世人权的拒斥,经常也被用来给各自地方形式的威权主义统治证明,并被用来证明压迫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要素……在这里,我们该怎样决断?中道式的妥协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偏向普世人权一方,原因恰恰在于:普世性的维度,必须起到一个介质的作用——其中,多种生活方式得以并存——而西方的普世人权概念,是包含自我批判的维度的,这个自我批判的维度,暴露了它自己的局限性。当标准的西方的普世人权概念因其特定的偏见而遭到批判的时候,这种批判本身,势必得参照某个更加真正地普世的概念,以使我们看到虚假的普世性的扭曲之处。但在这里,总有某种形式的普世性——甚至最低限度的,关于不同的、最终不兼容的生活方式的共存观,也得依赖于这种普世性。简言之,这意味着,在这里,“主要矛盾”不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张力(这里的张力也可以是多个);而是每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对其快感的组织)内部,贯穿在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世性声称之间的矛盾。用技术性的术语来说,每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按定义来说就已经陷入了一个“实用的矛盾”,损害它的有效性主张的,不是对其他生活方式的偏好,而是它自己的不一致。

在另类右派向种族主义的/性别主义的庸俗下降,和政治正确的僵化的管制道德之间的“矛盾”那里,事情甚至更加复杂。从进步的解放斗争的立场来看,不要把这个“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接受,而力图阐明这个矛盾中,阶级斗争的错位和扭曲的回响,是至关重要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敌人形象(对金融精英和入侵的移民的混合)以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结合了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并因此而模糊了阶级斗争;而在相反的一端,政治正确的反种族主义和范性别主义,又以一种几近于对称的方式,几乎不加掩饰地,以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为终极目标,并因此而同样消除了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说政治正确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就其伪-激进性而言,政治正确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面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后的保卫者——它通过模糊作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使之错位,来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对MeToo斗争来说也如此:它们也为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矛盾”所超定,引入其核心处的对抗的,正是阶级斗争。一个十多年前就创造出MeToo斗争的黑人女人,塔拉那·伯克,在最近的一则笔记中评论道,在运动开始以来的这几年里,它展开了一种毫不动摇的,对施害者的偏执,一个指控、有罪和不检点的循环:“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关于MeToo的流行叙事才不会偏离其所是。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说它是一场性别战争,说它反男性,说它是男人反女人,说它只服务于特定类型的人——说它只服务于白种的、原生性别的、异性恋的、著名的女人的叙事。”[1]简言之,我们应该为使MeToo重新聚焦于数百万普通劳动女性和家庭主妇日常遭受的痛苦。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在韩国,MeToo就是在数万名普通女性示威反对对她们的性剥削时爆发的。

法国正在进行的黄背心(gilets jaunes)抗议浓缩了我们谈到的一切。这些抗议一开始是一场从对新的石化燃料污染税的广泛不满(人们认为这是对在市区外生活和工作的人的打击,那边是没有公共交通的)发展出来的草根运动。在过去几周里,运动发展到把包括法国脱欧(法国退出欧盟)、减税、增加养老金、提高普通法国人的消费能力在内的许多要求也囊括了进去。它们为左翼民粹主义,人民的不一致的愤怒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些要求中,减税与增加教育与医保的财政支出是矛盾的,降低油价的要求与生态斗争也是矛盾的……尽管新的汽油税显然是一个借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托辞(因此,也就不是抗议的“重点”),但注意到这点还是有意义的:触发抗议的,竟然是一个意在遏制全球变暖的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充满激情地支持黄背心(甚至一些抗议者也在谵妄地大喊“我们要川普!”),指出其要求之一,是让法国退出巴黎协定了。(在宾馆房间里,你可以在门口挂一个一面是“请打扫房间!”另一面是“请勿打扰!”的牌子。每次我看到这个牌子,我就会想象牌子的一面说:“请一边打扫房间一边不要打扰!”黄背心的要求不就是这样矛盾的要求的组合吗?“请一边保护我们的环境一边提供廉价的汽油!”)

黄背心运动符合法国左翼特有的大规模公共抗议政治(而不只是生意或金融)精英的传统。不过,与68年的抗议相比,黄背心更多地是一场深法(France profond)运动,它的反叛,针对的是大都会区域,这意味着,它的左翼导向,被大大模糊了。(勒庞和梅朗雄都支持抗议。)不出所料,评论者都在问,那股政治势力将挪用抗议的能量,是勒庞呢还是新左翼,纯粹主义者要求运动保持“纯粹”,继续与任何体制内政治保持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认清这点:就要求的爆发,和不满的表达而言,显然,抗议者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他们没有清晰的认识,而只是提出一大堆杂乱的,在系统内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要求(即便他们是向系统提出这些要求)。这个特征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要求表明,他们的利益植根于现存的系统,却又与之不兼容。

我们不应该忘记,抗议者是向(政治)系统的最好的一部分(在法国,也就是马克龙)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抗议标志了马克龙梦的终结。想想马克龙引发的激情——当时人们以为,他不仅带来了击败右翼民粹主义威胁的希望,也带来为进步的欧洲认同提供一个新视野的希望——吧,这种激情,使像哈贝马斯和斯洛特戴克那样水火不容的哲学家,也都跑来支持他。也想想,当时人们是如何把左翼对马克龙的批判,和一切关于他的计划的致命局限性的警告,统统打发为“在客观上”支持勒庞的吧。

今天,随着法国抗议的进行,我们残酷地遭遇了亲马克龙激情的可悲真相。马克龙在12月10日对抗议者的电视演说是一场可悲的表演,一本是妥协,一半是道歉,它说服不了任何人,同时也暴露了,马克龙缺乏远见。马克龙可能是现存系统中最好的了,但他的政治,依然稳稳地位于开明技术专政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坐标系中。就像每个苦于便秘的人都知道的那样,栓剂(suppository)是一种插入直肠促进排便的固体制剂。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这样一个高贵的,听起来像是哲学术语的词,竟然被用来指这样一件恶心的事情。但许多我们的经济专家,在把伤害普通人民的野蛮措施称作“稳定”或“调控”的时候,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吗?马克龙依然在这个专家的框架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对抗议的反应会引起这样的骚动了。

因此,我们应该给抗议一个有条件的肯定——有条件是因为,显然,左翼民粹主义并没有为系统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想象一下,要是抗议者赢了,夺了权,并在现存系统的坐标系内行动——就像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那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可能,是某种经济灾难。这不是说,我们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将有能力满足抗议者的要求的社会-经济系统而已。相反,基金变革的过程,会引起不同的要求和预期。比如说,就油价而言,人们真正需要的,不仅是廉价的汽油;真正的目标是出于生态的原因,而减少我们对石油的依赖,不只改变我们的交通,更要改变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对减税的要求,和对更好的医保与教育的要求来说也如此:整个范式,都得变。

对于我们的大伦理-政治问题来说也如此:怎样和难民流打交道?解决方案不是对所有想进来的人开放边界,并以我们一般化的罪(“殖民主义是我们最大的罪行,我们将永远为之赎罪”),作为这种开放的根据。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那么,我们就完美地服务于那些当权者的利益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蓄意挑起移民和当地工人阶级(其成员感到了移民的威胁)的矛盾,和维持他们高人一等的道德立场。(一旦开始朝这个方向想,政治正确的左翼马上就会叫喊法西斯主义了——只要看看安吉拉·内格尔因为她出色的论文《左翼反对开放边界的理由》[2]而遭到的激烈攻击就够了。)再一次地,提倡开放边界的人,和民粹主义的反移民者之间的矛盾是虚假的“次要矛盾”,说到底,这个矛盾被挑出来说,是为了遮蔽改变系统本身的需要,也就是说,改变整个国际经济系统的需要——制造难民的,正是当前形式的这个系统。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耐心地等待大变革呢?不,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从采取看起来温和,却能够破坏现存系统之基础的措施开始,就像耐心地在地下打洞的鼹鼠一样。比如说,彻底检修我们的整个金融系统,这将影响到信用和投资的运作法则。比如说,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对产出难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

只要我们注意到该转而对谁提出要求,68年的那个老口号Soyons realists, demandons l’impossible!(着眼现实,要求不可能!)就依然充满了意义。首先,是用现存系统不可能满足的要求来轰炸它的意义上的“要求不可能”:要求开放边界,要求更好的医保,更高的工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我们在对我们的主人,技术专家们发起歇斯底里的挑衅。在这样的挑衅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另一个关键的步骤:不向系统要求不可能,而要求系统本身的“不可能的”变革。尽管这样的变革看起来“不可能”(在系统的坐标系内不可思议),但我们的生态和社会困境却需要这样的变革,它们提供了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

在这点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了:为完成这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改变对主人的歇斯底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主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广受赞美的,法国抗议者的,他们的混乱的自组织的“无领袖”特征的致命的局限性。让一个领袖来聆听人民,并在一个计划中表达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即他们的利益还不够。老亨利·福特的评论是正确的:在他提供一辆系列生产的汽车的时候,他并不听从人民想要什么;正如他简要地指出的那样,如果被问到想要什么,人民会回答:“要一匹更好更强壮的马来拉我们的马车!”这一洞见在乔布斯臭名昭著的格言中得到了响应:“在大多数时间里,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尽管乔布斯的活动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在怎样理解自己的这句格言上,他接近于一个真正的主人。在被问到关于消费者对苹果的功能的要求他做过多少调查的时候,他厉声说:“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是消费者的工作……我们会弄清楚我们想要什么。”注意这个论证的惊人的转折:在否认消费者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之后,乔布斯没有像人们意料的那样,直接反过来说“弄清楚消费者想要什么然后到市场上‘展示给他们看’是我们的任务(创造性的姿本主义者的任务)。”相反,他说的是,“我们会弄清楚我们想要什么。”这就是真正的主人的工作:他不试图猜测人民想要什么;他只服从自己的欲望,而把是否追随他,留给人民来决定。换言之,他的权力源于他对自己的远见的忠诚,源于他在愿景上的不妥协。

对我们今天需要的政治领袖来说也如此。法国的抗议者想要一匹更好的(更强壮的更廉价的)马——在这里,讽刺地,他们想要的正是更便宜的汽油来驱动他们的汽车。应该给他们关于这样一个社会的愿景:在那里,油价不再重要,就像在汽车出现后,马料不再重要那样。

一个可能的反论是,黄背心运动的“混乱的”无领袖的、去中心化的特征,确切来说正是这些运动的长处:与一个明确的、对政权提出要求,并因此而提议让自己成为对话中的一方的行动者相反,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多形态的民众的压力。而让当权者陷入恐慌的,确切来说正是这种没法清晰地定位到哪个对手,依然保持某种奈格里所谓的诸众形式的压力。如果说,这样的压力是在具体的要求中得到表达的话,那么,这些要求也不是抗议的重点……不过,在某个点上,歇斯底里的要求,也必须把自己翻译为一个政治的计划(否则,它们就会消失),也许,我们应该把抗议者的要求解读为一种对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秩序本身的更加深刻的不满,而在这个秩序中,要求只有通过议会的政治代仪过程才能得到满足。换言之,这些抗议包含某种更加深刻的,对一种不同的经济-政治组织逻辑的要求,而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领袖,来使他们的要求变得可操作。

[1] 参见https://www.thecut.com/2018/10/tarana-burke-me-too-founder-movement-has-lost-its-way.html

[2] 参见https://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8/11/the-left-case-against-open-borders/

本文也发布于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jY4Njg0NA==&mid=2247484898&idx=1&sn=e605b4dcd5d85b943fffe1cad0e0f6cd&chksm=fe5fa771c9282e6771630fb14711020c3689e5b1730012d3238adaffcfbbcdf1a14a80f0b99a&scene=0&xtrack=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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