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种族主义:把伊斯兰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挑战

阿卜杜拉·本·哈米德·阿里/文

王立秋/译

译自Abdullah bin Hamid Ali, “BeyondRacism The Challenge of Turning the Islamic Ideal into Reality”, in Renovatio The Journal of Zaytuna College,Dec 11, 2017。译文略去了注释，时间关系，也没有核对相关圣训。

美国需要理解伊斯兰，因为这个宗教消除了它的社会里的种族问题。在穆斯林世界游历期间，我见到了在美国会被认为是白人的人，跟他们一起交谈，甚至和他们一起吃饭——但伊斯兰宗教消除了他们心智中的白人态度。此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真诚和真实的兄弟情谊：所有肤色的人，无论肤色，都是朵斯提。

——马尔科姆·X，《麦加来信》

关于信仰传统的改造力量，人们已经写过很多东西，而历史也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这个或那个宗教，激发了社会正义运动。在现代，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自传，特别是他在麦加的经验，不仅激发了大量人和社会的改造，也使这样的观念流行起来：伊斯兰是为克服数个世纪以来的基于肤色的不义而应该选择的宗教。马尔科姆·X相信基督教和犹太教都缺乏改革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力。他有在美国白人基督教徒那里的负面经验，他也熟悉白人挪用含所受的诅咒，来为非洲人所受的奴役正名的历史，这些经验和知识无疑塑造了他的看法。可能，犹太教的犹太人-外邦人之二分，也为他所不喜。

对穆斯林来说，马尔科姆的著作肯定了若无其著作支持则会变得相当脆弱的观念，即关于一个无种族的或者说后-种族的乌玛（国际穆斯林共同体）的观念——这个神话提高了他去过的阿拉伯半岛和其他穆斯林多数社会的形象和影响力。但这个真理——它植根于一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不支持人们假定的，穆斯林社会是“色盲的（即对肤色不敏感）”这个论断的——比这更复杂。

在马尔科姆的几十年前，另一位二十世纪的偶像般的改革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甘地也觉得与印度教相比，伊斯兰关于人类兄弟情谊的愿景要更清晰、也更绝对主义。关于伊斯兰对印度的贡献，他说，

伊斯兰对印度民族文化的独特贡献在于它对真主的独一性的纯粹信仰，和在实践上，对关于人的兄弟情谊（信仰者皆兄弟）的真理的应用。我认为这两个贡献是独特的。因为在印度教那里，兄弟情谊的精神变得太过于哲学化了。类似地，尽管哲学的印度教也只有一个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践的印度教不如伊斯兰那样坚定。

甘地和马尔科姆的话可能使今天的穆斯林感到骄傲，但在缺乏对穆斯林史上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现实的批判评估的情况下，这样的骄傲只会助长一种伊斯兰例外论，或至少，也会引出关于“色盲的”穆斯林史的过于宽泛的陈述。不过，慎重的考察可以告诉我们伊斯兰在解决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棘手问题上有多大潜能。

“色盲的”错觉

种族的概念——种族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非一种社会建构——使现代关于种族的讨论变得复杂。我们把像“白人性”、“黑人性”、“阿拉伯性”那样的观念理解为表述同质化的基因型的经验范畴。尽管三大亚伯拉罕宗教都教导人们，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并且科学的证据也表明，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许多人还是接受了包括伏尔泰、休谟、约翰·阿特金、爱德华·隆、和克里斯托弗·迈纳斯在内的少数前现代哲学家坚持的多成因的、或者说多起源的人类基因理论。今天科学界近乎于共识的理论是单起源论，这种理论把智人的起源追溯到了东非。

在前现代，种族和族群归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文化特征，特别是语言和共享的习俗，而不是肤色所决定的。比如说，涵化，或者说习得阿拉伯的文化特征，决定了在阿拉伯半岛外生活的大多数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性。尽管在刻板印象里阿拉伯人的肤色要浅一些，但根据历史学家和词典编纂者的说法，大多数原生的阿拉伯人——至少伊斯兰早期的那些阿拉伯人——的皮肤是棕色的。这个文化的种族与生物学的种族类型之间的差异，使我们对过去的解读变得更加复杂。在不考虑这些区别——以及，在黑人和白人种族类型中可觉察的等级结构——的情况下，当代关于种族问题的学术，依然在误诊种族问题的潜在原因，因此也就没法为这个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考虑种族主义在穆斯林历史上的地位之前，对种族主义的定义略加澄清是有用的。《新牛津美语词典》为种族主义提供了两个定义：(1)基于自己的种族更优越之信念的，对不同肤色之人的偏见、歧视或敌意；(2)那种认为每个种族的所有成员都有为那个种族所特有的特征或能力——特别是为了突出该种族相对于其他某个或多个种族的低劣性或优越性——的信念。第一个定义吸引了批判的种族理论家，因为它足够宽泛到可以支持他们的主张。这些理论家认为，种族主义是系统的，针对少数的歧视是内嵌于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至于第二个定义，说它定义的是族群中心主义这个术语更合适。任何人——无论来自族群的少数还是多数——只要认为自己在婚姻甚或亲密友谊领域更喜欢看起来和他或她一个种族的人而不是其他种族的人，就都是族群中心主义的。如此，族群中心主义是种族歧视的前提。不过，批判的种族理论家还是区分了族群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对他们来说，种族主义必然是制度的或者说系统的。问题在于，这个区分方便地忽视了一个族群少数在不具有政治权力、和不控制政治与经济制度时所具有的族群中心主义偏见。这就可能使人仅仅因为某种显然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不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族群多数，就错误地宣布这种意识形态不是种族主义。

对西方的穆斯林移民来说，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即，他们是“色盲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形形色色的族群少数的成员。许多新到美国的穆斯林移民是没有多少理由严肃地考虑这里的少数的，关于种族歧视的主张的，无论这种歧视是个体的还是制度的。一些观察者甚至说穆斯林拒绝追踪种族主义的幽灵的行为，是“种族失忆症”。种族失忆的穆斯林可能会承认种族主义的存在，但他们往往不能具体说明种族主义的施害者和受害者。他们倾向于回避关于种族的讨论，而舒适地认为，种族主义是伊斯兰正统的反题——特别是根据源于穆圣本人的教导来做这样的论断，比如说他的名言：“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优越”。因此，在他们看来，穆斯林不可能是种族主义者，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要么结构的要么个体的种族主义上这种做法，则质疑了一个人对伊斯兰的投入的真诚性。

伊斯兰中的种族平等至上主义

在解决种族问题的潜能上，使伊斯兰成为例外（就像马尔科姆和甘地看起来相信的那样）的是什么？的确，伊斯兰的种族平等至上主义的教导，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兰和先知穆圣的范例。古兰邀请我们反思所有人类的兄弟情谊，它说，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教，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49:13)

在许多场合下，先知穆圣质疑了他的一些阿拉伯同伴表达的种族偏见。在有人抱怨说，比拉尔身为埃塞俄比亚人却被选为唤礼员的时候，先知反驳说，“人分两类：那些虔诚而有良知的，真主珍视的人，和那些邪恶而恶劣的，真主漠视的人。你们都来自阿丹。而真主从泥土创造了阿丹。”在另一个场合下，他斥责了没有叫醒他，让他去为乌姆·米哈坚这个经常遭到忽视的、负责打扫清真寺的非洲女人举行葬礼的同伴。在阿拉伯女人贬低先知的犹太妻子，萨菲亚的时候，他告诉萨菲亚，“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丈夫是穆罕默德。我父亲是哈伦（亚伦）。我的叔叔是穆萨（摩西）。’”在一则流行的记述——这则记录被穆斯林传统主义者认为是伪造的——中，一些阿拉伯人在先知出席的一次集会上拒绝让比哈尔（之前提到过他是埃塞俄比亚人）参加；“阿卜杜拉，是犹太人；萨勒曼，是波斯人；苏海卜，是罗马人”，先知回应说，“的确，主是独一的。父是独一的。宗教也是独一的。阿拉伯语既不是父也不是母。它只是一门语言。说阿拉伯语的人都是阿拉伯人。”

古兰和先知的范例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别人的善待。古兰把信仰者描述为兄弟(ikhwah)，警告说，“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报酬，而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真主已为他预备重大的刑罚”(4: 93)。古兰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矜夸的人”(4:36)。

此外，先知还说，“[大天仙]吉卜利勒给我的关于邻人的忠告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认为，他会把遗产也分给邻人一份。”他还说，“你看互爱的信仰者就像身体一样。如果身体的一部分生病了，它的其他部分也会失眠和发热。”先知的其他教导还包括“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他的兄弟的一面镜子”和“一个信仰者对另一个信仰者来说就像是一座大厦。大厦的各部分彼此支撑。”

在伊斯兰中，贬低，或用种族歧视语来称呼别人是不合法的：古兰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诨名相称；信道后再以诨名相称，这称呼真恶劣！未悔罪者，是不义的”(49:11)。

穆斯林历史上的种族和种族主义

这些关于种族平等至上主义的教导不仅表述了伊斯兰的理想，也再现了伊斯兰历史上某些时期的实际的生活经验。然而，伊斯兰的传统也允许给予特定的家族成员、甚至特定的阿拉伯部落以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特权。比如说，古莱氏的成员和先知女儿法蒂玛经其侄子阿里的后裔，在早期伊斯兰史上都被给与了默认的领导权。自然，如果家族可以偏袒自己的族人的话，那么，一个种族的成员，也就可以偏好自己族群的成员胜过于他人了。不过，伊斯兰的教义——和大多数穆斯林——还是强调公平（如果还不是完全平等的话）对待所有信仰者的重要性。伊斯兰的教义不容许基于种族或肤色对任何人持偏见或压迫、贬低、嘲笑或毁谤他们。

早期穆斯林为从一种基于父系联合的认同，向一种基于信仰的认同转变而斗争。许多学者——包括许多波斯人和其他非阿拉伯人——也承认阿拉伯人的社会政治特权和真主对他们的优待(fadl)，认为这是一个正统问题。在九世纪不满的波斯穆斯林拒绝阿拉伯优越论并发起社会平等运动(harakat al-tswiyah)，要求与阿拉伯人的平等待遇的时候，主流学者称这些异见者为Shucubiyyah，这个贬义词把他们和古兰经文“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人群）和宗教（部落），以便你们互相认识”(49:13)提到的shucub（人群）并列。当时，许多经注家认为，这段经文中提到的“人群”是一个指非阿拉伯人的父范畴，而“部落”(qaba’il)指的是阿拉伯人，他们得到了真主的优待。不奇怪，Shucubiyyah和许多其他经注家都不同意这种诠释。

你可以说，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歧视不是种族主义的有效例子，因为波斯人是白人，而且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与肤色更黑的人种相比，阿拉伯人更喜欢白人。但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前现代世界中的种族，不是为肤色，而是为文化认同特征，比如说语言和习俗所决定的。在那些时代，仇外的受害者包括看上去一样，但不共享相同文化的外国人。甚至在波斯人接受了伊斯兰之后，伍麦叶王朝还是对他们征收更高的赋税，这就是制度性的种族主义的一个早期的例子。

九世纪，东非人也遭到了伊拉克穆斯林的不公正对待，这个不义，还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四年的叛乱，史称辛吉奴隶起义(869-883)。在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和作家，所谓的“伊斯兰的泛非洲主义”的先驱，贾希兹(Jahiz, d. 869)去世后，叛乱接踵而来。贾希兹写过许多重要著作，包括《赞美高于白人的黑人》(Fakhr al-sudan cala al-bidan)。

大约三个世纪后，另一位伊拉克学者，罕百尔·阿卜杜拉赫曼·本·贾乌齐(Hanbali Abd al-Rahman b.al-Jawzi, d. 1200)又通过《照亮黑暗，关于黑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Tanwir al-ghabash fi fadlal-sudan wa al-habash)把这个文类引入了穆斯林的文化档案。接着，在又过了三个世纪后，博学的伊玛目苏尤蒂(al-Suyuti, d. 1505)在表达他对伊本·贾乌齐的感激（但他没有提到贾希兹）的同时，写了《提高埃塞俄比亚人的地位》(Rafc sha’n al-Hubshan)。

辛吉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但伊拉克的穆斯林看起来还是继续对生活在他们之中的东非黑人持负面看法。这可能就是伊本·贾乌齐对伊拉克的黑人深表同情的原因，据说，这些人因为自己是黑人而遭遇的悲惨命运激发他写了他的那本书。阿巴斯王朝统治伊拉克期间(750-1258)，反黑人情绪又得到了强化，我们可以推理，在鞑靼人入侵(1261-1517)后，阿巴斯王朝把他们的首都转移到埃及的时候，这种反黑人的情绪也没有降低。充足的证据表明，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更喜欢他们在伊拉克的白人臣民。阿巴斯王朝在伊拉克的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哈里发把王权传给小妾的儿子的习俗表明，阿拉伯人的白人原型论，因为大多数生下未来哈里发的小妾来自居民肤色更白的地区。不过，尚无明确的证据表明，阿巴斯王朝的反黑人情绪是从巴格达传到开罗的呢，还是说原本就起源于开罗。但学者写作为黑人辩护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是典型的宗教正典）这个事实表明，在阿巴斯王朝首都生活的黑人面临着歧视。

对穆斯林在历史上是“色盲的”这个理想构成挑战的其他例子还包括，马立克教法学派把黑人女性和不诱人的非阿拉伯女性分类为“不体面的”女人(daniyyah)，允许她们跳过正常的婚姻标准——鉴于她们“没法引起男人的欲望”并因此而和“任何男人”都合不来。在欧洲启蒙时代写作的主要的埃及学者除强调奴隶的自然肤色是棕色外，还强化了黑人丑白人美的假设。另一个例子是穆斯林世界的奴隶贸易和废奴的历史——像苏丹和毛里塔尼亚那样的国家，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在法律上废除奴隶制，在奥斯曼王朝的坦志麦特统治时期，守卫后宫的宦官几乎全是非洲人，当时还有很多来自俄国的切尔克斯奴隶。

穆斯林土地上的反非洲人和反波斯人情绪，和基于族群，给特定人口处于不利的政策，损害了那种认为穆斯林帝国“色盲”的主张。如果我们把种族主义的定义扩大到把文化和政治的支配也包括进去的话，我们就会在前现代的穆斯林世界看到这种广义的种族主义的例子。而且，如果我们认为族群中心的偏见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说，种族主义不但在前现代的穆斯林那里很流行，而且，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种族主义构成了伊斯兰的教法和教义正典的一小部分。

我们知道，仇外也不是前现代的穆斯林社会才有的。不过，在前现代的群体认同中，肤色是次于语言和习俗的因素，而阿拉伯人，比如说，也没什么理由贬低棕色皮肤，因为根据研究阿拉伯历史的学者，大部分阿拉伯人的肤色要么是浅棕色，要么是深棕色。在阿拉伯人那里，白皮肤是罕见的。但许多阿拉伯人看起来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哪里都鄙视乌黑色的皮肤。这些态度可能是在来自他们西海岸的黑皮肤的阿苏克姆入侵并统治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后发展起来的。阿拉伯人也鄙视白皮肤——至少在先知时代——这可能是因为对某种类型的皮肤病的恐惧，或源于与他们的肤色更浅的波斯和拜占庭邻居的不愉快的遭遇。

至于穆斯林世界的黑奴现象，和欧洲人不一样，穆斯林从不认为含所受的诅咒是一种正统叙事。伊斯兰也不容忍任何公开的、或官方的基于族群的奴隶政策，也没有哪个穆斯林政权会援引经典或教法来支持对黑人的奴役；九世纪巴格达的、和奥斯曼时代晚期的大多数奴隶都是非洲人。奴役非洲黑人，可能是因为穆斯林放弃了他们的宗教的理想。伊斯兰的教义不允许穆斯林奴役其他穆斯林，也不允许穆斯林损害任何人的身体——特别是移除男人的阴茎和睾丸。

而且，和欧洲不一样，在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黑人、和曾经沦为奴隶的人，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也是可以向上流动的。而且，众所周知，奥斯曼后宫里的阉人影响力很大，并且拥有大多数奥斯曼土耳其人没有的特权。在更早的阿巴斯时期，哈里发的妾也有有限的自由——差不多可以和自由的贵族女性享有的有限自由相提并论——并反映了这样一个更普遍的前现代的现象：与贵族女性或哈里发的妾相比，社会底层的自由女性的运动的自由更大，但受到的保护就要少一些。不过，一些妾是可以寄希望于影响她们的儿子的决定的，后者会在他们的哈里发父亲死后执掌国家。

穆斯林学者在传记辞典中记录许多前黑奴的生活轨迹表明，他们可以靠他们的知识、虔诚和领导能力获得名望、财富和地位。特别是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和伊赫什德王朝，它们给释奴提供了相当大的能动空间。而且，就算非阿拉伯人不能染指哈里发的高位，非古莱氏、或非先知女儿法蒂玛和先知侄子阿里后裔的阿拉伯人也是不可能成为哈里发的。换言之，这个限制不是只由种族决定的。

超越种族主义，而非种族

对一个被放进某种族群分类的人造成伤害的，不是称呼或抽象，而毋宁说是有害的、不科学的联想和刻板印象。当社会通过给基于族群的歧视性对待以合法性的法律的时候，这种伤害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如果人们相信，种族分类本身是种族主义的根源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朝废除所有种族分类的方向努力。不过，试图消除种族分类又会创造一个新的问题：如此一来，那些被种族边缘化的人的历史经验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了，这就可能为种族主义情绪提供掩饰：因为在每个人都被认为只是“人”的时候，就没有人能搞种族歧视了。这也是内在于穆斯林的种族失忆的危险。它也部分揭示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伊拉克黑人依然处在社会的边缘，为什么突尼斯黑人还在遭受非法的隔离；为什么埃及的苏丹穆斯林还会受到种族攻击。

超越“穆斯林世界对肤色不敏感”的神话并为在实质上消除种族主义的任务不容易，但穆斯林可以开始通过直面造成种族问题的复杂因素，来把伊斯兰的理想变成现实。对伊斯兰的理想构成挑战的不只是给某个或某些群体特权、否定某个或某些群体的系统的种族主义，也不只是白人对黑人或其他非白人的迫害。真正的挑战在于，基于肤色的社会分层，是怎样为那些为少数群体指定特征和特色的伪科学理论所强化的。然后，那些可质疑的评估被法典化为生成社会种姓的政策（有时，这些政策还会直接引出赤裸裸的歧视、迫害、妖魔化和压迫）。换言之，种族问题结合了哲学的、生物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道德的因素。

我们需要一种多层次的进路，来解决种族问题。在哲学领域，我们可以重新回顾种族概念的历史，在启蒙时代诞生的消极的刻板印象，和今天也依然在毒害我们的持久的认识。在生物学领域，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单起源故事，重新学习它的优点，并用与我们的教义学一致的演化理论的各个方面来强化它。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领域，我们应该质疑常见的种族分类和与各种群体相关的刻板印象。古兰说，“男孩不像女孩一样”(3:36)。古兰还提醒我们注意，真主“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人群）和宗教（部落）”(49:13)。显然，绝对平等的现实，不是伊斯兰教义的目标，在质疑有害的种族范畴和刻板印象的时候，穆斯林也必须留意这点。

在道德领域，我们必须抵抗那种给各族群不平等的价值的冲动。我们可以承认真主给予男人和女人的独特天赋，甚至可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区分（比如说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专家和非专家），但我们不应该把那些区分看作神定的（肯定某些群体“高级”的）优越的标志，而应该把它们理解为真主的宽仁的迹象。我们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即便不是平等的——对待。

最后，穆斯林必须记住，先知穆圣是谴责种族主义和偏执的言论的，他曾让来自族群少数的人担任显赫的职位，并按性格和虔诚来定义人。伊斯兰的教义呼唤我们做类似的矫正，以促进共同的信任、安全和和平。如果我们都能够开始参加关于种族及其演化、难题和优点的公开的、诚实的和公平的对话，并在这样的气氛中——其中，没有人会感觉自己因为说了实话而被指指点点——进行这样的对话的话，并且，要是种族问题的其他要素也同时得到考虑的话，那么，迟早，现实中的伊斯兰是能够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消除了它的社会里的种族问题”的宗教的。因沙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