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者,关注伊斯兰研究。

王笛:算命先生和茶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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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先生和茶馆工人

——后毛时代成都的农民工

作者:王笛

翻译:王立秋

 

最近关于后毛时代中国的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研究,主要是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做。他们考察了城市人口的变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到社会契约的转变。他们关注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女性,探索她/他们工作和在家的经验,以及她/他们怎样应对经济和性别的不平等、劳资关系、政治参与、公众对变化的回应、女性的雇佣机会和女性在城市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中的地位这一系列问题。


因为新的政治环境的出现,政府逐渐弱化了它对小型企业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市场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人们下海”。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涌入城市,国有的工厂让工人下岗,地方政府也纷纷或好或坏地,着手土地清理并展开新的建设。他们发现,开一家茶馆,可能是个好主意。对那些没有多少资本的人来说,开家小茶馆能够负担得起。对那些没有能力开茶馆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茶馆谋生。这些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世纪之交时中国社会怎样被改变,以及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什么,他们必须面对的困难又是什么。

 


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兴起


成都是四川的省会,也是中国西部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之一,有一千六百万人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都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二十世纪头二三十年里,成都的人口数目是三十万到三十五万。1949年,它的人口是六十五万。到2000年,它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六百万。和其他所有省会城市一样,成都也经历了从晚清改革到共产党获胜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早期,成都逐渐从消费和商业城市,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从1964年起,中央政府为了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发布了“三线建设”计划。在文革——即中国的动荡十年(1966-1976)——运动初期,这座城市就陷入了动乱,甚至是持续的暴力,许多工厂和学校关闭了,许多年轻人和政府雇员被派到农村下乡。皇城(一个可追溯至汉代的历史遗迹)也完全被拆除了。


后毛时代的改革,给成都带来了快速扩张和建设。随着这种现代化的到来,日常生活节奏也加快了。成都向二十世纪的快节奏生活方式屈服的程度,远不及中国其他大城市。但成都也和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经历了现代中国和全世界都已司空见惯的发展进程。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结果,并在全球化影响下,茶馆、茶馆文化和公共领域也见证了一次实质和风格上的转变。过去,成都的茶馆比其他城市就要多,原因在于,它的地理和经济促成了相应的文化。和中国大多数地区不一样,四川的农民,特别是成都平原上的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过着相对孤独的生活;这就妨碍了农村或社群生活的育成。他们更依赖农村的市场,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的,去接触远距离贸易网络的同行。成都平原的农村劳动者会到地方市场上交易,然后在茶馆停留片刻,社交或消遣。一些人甚至在茶馆里做买卖。此外,狭窄的步道,使用动物来运输的情况变得罕见;扁担、独轮车、轿子则要常见的多。苦力也依赖作为休息场所的茶馆。糟糕的水质和有限的燃料也使得成都更加依赖茶馆。运水工从城外打来河水,卖给人喝。对许多家庭来说,这样的运输是很难的,所以,直接从茶馆买开水是很常见的事。成都主要的燃料木柴也很昂贵;许多普通人家点火只是为了做饭。他们会为省柴火而光顾饭店和茶馆,并从附近的茶馆买热水来洗漱。


到二十世纪末的时候,饮用水、燃料和运输都变得常见。于是,人们可以在家里方便地喝茶。那么,是什么使茶馆持续存在?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茶馆总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并根据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转变,调整它们的生意模式。特别是它们一直能够吸收新的技术,和人们对娱乐的新要求。比如说,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到十五年里,甚至是在清王朝走向终点的时候,茶馆还向公众介绍了电影秀和电唱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视频的兴起,许多茶馆也增添了视频播放设备。为与经济的发展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茶馆安装了空调、设置了私人包间。类似地,茶馆还提供了打麻将的地方,甚至更加古老的个人服务,要么安然无恙地幸存下来,要么以不同的形式回归。比如说,在热毛巾服务消失的时候,泡脚的服务出现了,而算命、采耳、擦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有时,茶馆里的人会觉得自己穿越到了另一个时代,或站在一座关联过去与当下的桥上。


咖啡馆和酒吧没有取代茶馆,也没能偷走茶馆的顾客。喝茶依然是最适合经济资源有限的人,特别是老人的活动。茶馆的主要顾客群,以中年人和老人为主。被网上潮流吸引的年轻人,会去现代的西式的咖啡馆或酒吧,而其他人,则会光顾不那么贵的、老式的茶馆。当代中国城市里的咖啡馆和酒吧完全是西式的,在那里你看不到中国习俗的影子,但茶馆植根于中国的过去。在咖啡馆或酒吧里,顾客是接触不到小贩、算命先生、采耳匠、或擦鞋工的。茶馆包括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的这些方面,则总是多于现代的咖啡馆和酒吧。茶馆的顾客只要花一点钱,给他们的茶加开水。无需再买一杯茶,就可以在那里待上数个小时甚至一天。街角的茶馆里,人们经常相互攀谈,给茶馆的环境又加上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维度。


改革开放时期(自1978年以来),开茶馆比以往更容易。在民国,茶馆行会牢牢控制着茶馆的总数,以避免行业内产生过于激烈的竞争——他们甚至还会控制茶的价格。在经济改革开始后,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资本,她或他就可以申请经营执照。而且,和其他产业不一样,茶馆只需要极少的投资就够了:租一间房,购置一个烧水的火炉,和一些桌、椅和茶碗。较小的茶馆里一个人就能搞定一切:既当掌柜,又当小二,还管炉子。当然,当时开始出现的高档茶馆则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不久之后,成都的茶馆数量,就超过了民国时期的巅峰(今天,成都有近万家茶馆)。民国时期的茶馆数目是在1934年达到巅峰的,共748家,而当时上海的茶馆还不到200家。结果,竞争变得越来越强了。


茶馆和地方文化


在这里讨论的那个时期,街角的茶馆开始与高端茶楼共存,它们服务不同的社会群体并提供不同的功能。除没有行会外,茶馆的管理和运作,实际上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是一样的。茶馆,作为一门小生意,有自己的经营之道。一方面,它必须追随国家的总体经济潮流;另一方面,它有着强大而独特的地理成分。和民国时期和社会主义早期不一样,现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茶馆行会和其他行会终结后,成都不再有行会来控制茶馆的数量了,因此,它们的数量开始剧增。现在,进入这门生意的障碍更少了;任何人,只要完成简单的许可证和注册程序,都可以开店。许可证和执照是由成都的不同政府机构,即商业局、工商管理局、和卫生局发放的。它们一般只需要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所有者的地址和名字,提供的服务的类型,和经营时间即可。但除正规的茶馆外,成都还有大量作为“邻里中心”、提供“内部服务”等的,未注册的茶馆,此外还有许多位于小巷和城乡结合部的小馆子。在小生意的“黄金时代”,它们全都搭了“便车”。


茶馆和茶馆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大载体;它们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们是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舞台,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的控制减弱了,中产阶级很快重新发明了自己。茶馆,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这一时期,部分自治的组织出现了,比如说,与商业、职业、老年人、宗族、和宗教相关的协会。也许,可以说,尽管缓慢,但“社会”还是在这些结社的种子成长的基础上逐渐回归了。结果,在这个时期,茶馆也充满活力地回归了。随竞争而来的,是数目和类型众多的茶馆带来的便利。茶馆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了,具体来说也正是这个,表明公共生活真的回来了。


随着金融和银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种形式的租赁机会和契约的增加,茶馆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发展,而中产阶级(这些人往往是受过更多教育,并渴望智识舞台)也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在这里,我们考虑的是商业所有制、各种类型的顾客和各种智识追求的总体的民主化——我们应该承认,一个更加强大的公共领域,正在茶馆里形成。但这个公共领域不总是与批判地方或国家权威相关;这个新的社会性(sociality)也服务于人们讨论自己的生活、各种社会问题和话题(包括来自自己城市之外的新闻)的需要。


城市中农民工的日常生活


茶馆文化是如此地为成都所固有,以至于一些居民认为,茶馆是这座城市的主要特色,甚至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成都人的最精确标准”。调查表明,百分之二点九的成都居民每天都会去茶馆,百分之十三点五的人每周会去两次,百分之十点三的人每周会去一次,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每月会去两次。此外,还有很多所谓的流动人口严重依赖于茶馆;据估算,在成都,二十万以上的人,每天都会去光顾茶馆。考虑到在民国时期,每天去茶馆的人数大概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这个数字并不惊人。


茶馆给农民工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和他们聊天,给了我一种日常生活感:这是一种在巷子里的小茶馆里所能够经验到的那种日常生活感,它强化了茶馆和邻里、小商贩和其他小生意之间的密切关系。从那个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彼此依赖着。因此,街道、茶馆和人是关联着的,它们共同展示了生活在一座繁荣大城市的后街,普通人生动的日常生活。


对家人不在身边的农民工来说,去茶馆变成了它们最好的休闲活动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VCR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VCD的流行,使来自港台的电影和戏剧(特别是武打片)在中国大陆变得非常流行。为吸引更多顾客,一些下层的茶馆开始放映录像,逐渐地,这变成了它们的主业——它们也随之而变成了“录像厅”。它们的顾客大多数是青少年或农民工。和传统的茶馆不一样(传统的茶馆的椅子是放在桌子周围的),这些录像厅按剧院的风格,摆出了一排一排的竹椅,这样,观众都能面向录像厅的前方,观看录像。在夜里,这些地方挤满了顾客,特别是家人不在身边,想找法子打发时间的农民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五块钱就够喝茶和看一整天的录像了。

 

到2000年的时候,还有许多这样的茶馆/录像厅,比如说成都市档案馆背后不远处的李小龙录像牌茶。这个茶馆条件很差,顶上是竹棚,竹棚上挂着一个写着“茶”字的条幅。茶馆外立着一块大模板,上面花花绿绿地贴着各种VCD的封面图片,这样,顾客能够轻易地找出他们想看的节目。门口有四个人在打麻将,其中之一就是茶馆老板,一位中年女性。茶加录像只要一块钱。茶馆内狭小而昏暗,中间是走道,走道旁的各有五排三列椅子,一共可以容纳三十位顾客。每一排还有两个被当作桌子来使用的小圆凳。茶馆里只有五六个客人,都是看起来二三十岁的男人,在看香港电影。从他们的口音来判断,他们可能是农民工。茶馆墙上贴着一百多张打印出来的VCD封面,大多是港台和美国的动作片,如成龙和施瓦辛格主演的那些片子。我到那里的时候,茶馆正在放一部关于警匪冲突的喜剧片。接下来放的是一部抗日片:当时中国军队需要钱来购买医疗物资,于是一个专业赌徒跑到日占区一家日本人开的赌场,赢走了一大笔钱。


茶馆/录像厅在城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家听电视频道的增加、VCR和DVD的出现、以及最终,美国为在国际范围内推行知识产权法而施加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对数字产品的管制,它们还是没了生意。


算命先生和采耳匠


许多算命先生也是在茶馆谋生的。我和算命先生打过多次交道。2000年的一个夏天,在府南河附近的一个茶馆里,我有幸和一位算命的老先生聊了聊。他告诉我,他七十一岁了,他靠算命过日子三年了。之前是河北省的农民,只在私塾里受过几年教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自学算命。他拿出一本皱巴巴的,翻坏了的,不知道是哪里出版的《神相全书》,当时,生意还不是很好,但最好的时候,他一天能挣四十块,对他服务满意的顾客,还会给他多达二十块的小费。他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在茶馆谋生的人的信息。首先,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成都之外,这些人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但利用了算命提供的机会。只要他们能读书,他们就能很快地从任何算命行业中获得一些基本的知识立即入行,而且,虽然挣得不多,但他们至少可以在这个陌生的新环境中幸存下去。


其次,传统上,算命是男人的职业,但在后毛时代,更多的女性也加入了进来,这反映了社会对女人参与历史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的日益宽容。再次,他们在不同的层次上活动;一些人变得富有,而另一些人几乎入不敷出,这取决于他们的经验和声望。再者,算命先生给去茶馆的人提供了消遣和新鲜。不是所有花钱算命的人都相信他们说的话,但客人享受这样的消遣或者说想听算命先生的好话,这表明,就像理查德·史密斯指出的那样,“占卜触及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部分,从皇帝到农民”。在帝制晚期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在今天也一样。


采耳是茶馆里的另一个古老职业,几乎可见于从晚清到民国的每一家茶馆。不过,和茶馆文化一样,它也在文革期间跌落到了最低点。不过,在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采耳匠又回来了。采耳的人大多是农民、工匠和小贩,其中一些来自农村地区,他们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情况下,转行采耳。采耳也被认为是一个有技艺的行当,相对于田地里的劳动是一种改善。传统上,采耳也是男人的工作,尽管在二十世纪晚期,女人也加入了进去。


在大慈寺的文博茶园,一名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的采耳匠,在桌子之间招揽生意,他手上的大铁钳宣告了他的职业。显然,他跟这里的小二很熟,他来找到就是为了寻找赚钱的机会。在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也会坐到小二桌上一起喝茶。他在这里谋生已有九年。在一家理发店干了几年后,十七岁时,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采耳的技能。他一直在成都的郊区,双流区生活。每天,他都会骑摩托车进城,把摩托车寄存在二环路上的姐姐家——因为他的摩托车没有成都牌照,不能进城。


在他九年前刚到这里时,他只收一块五,现在,他的收费标准是新顾客四块,回头客三块。采耳服务持续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十分钟不等。干这行不需要执照,但他必须在每个月的五号,给茶馆两百块,这个钱他从来没有拖过。他声称,大慈寺所有的茶馆都是他的地盘,其他采耳匠都会被茶馆赶走。他每月能挣六百到七百块,扣除成本外还能有五百到六百块的利润。他的妻子在茶馆里给人擦鞋,一块钱一双,每个月也能赚五百到六百块。他从早上九点一直工作到午后很晚,工作时间差不多和茶馆开门的时间一致。他和妻子每天都在在大慈寺附近的一家小点吃午饭,粥和馒头配上免费的咸菜,一顿只要一块五。他们不需要买票(一块钱)进寺,因为门卫都认识他们。


他用五种工具。他的大铁钳的独特声音,吸引了顾客的注意。一把狭长带把的刀,是用来剪耳内的毫毛的,这些毫毛会挡住他,让他看不到耳道。最重要的工具,一根细长的黄铜叶片,是用来挠耳内的,它会给顾客一种愉悦的感觉。较小的钳子,是用来夹耳屎的。最后,采耳匠会用一把用鹅毛做的刷子扫几下,结束整个过程。这些工具,一些是他自己做的,另一些是他到铁匠那里订制的,一套做下来,大概要花四十到五十块。接着,我们讨论了价钱。他的底线是三块钱。他说,一些顾客会不给钱,但这样的人不多。又一次,他给三个男青年采耳,但他们说不满意他的服务,拒绝给钱,结果言语的争论发展成了斗殴。他是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掀翻了他们的桌子,打碎了三套茶碗。在茶馆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那三个男青年被送到了当地的警察局,警局命令他们为采耳服务赔付十二元,并为斗殴造成的损坏赔偿八元。


他还教了个学徒,他的内弟,后者现在在府南河边的茶馆谋生。学徒在独立工作前必须学艺并实习一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中学。因为时逢暑假,这两个儿子每天都会到茶馆玩。他不想让儿子们走自己的路,并正在考虑把大儿子送去学修车。他想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开一家修车店,他说,他住的地方“适合做这样的生意”。他的儿子和妻子就坐在附近一张桌子上,他的小儿子还跑过来好几次,看起来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又或是想吸引他父亲的注意,但还是被赶走了。后来,他的小儿子又过来说想让父亲帮他采耳,但他父亲把工具给他叫他去找他妈。采耳匠还谈到了他在乡下的家人。他在家有七亩地(大约1.1英亩),甚至在收获的季节(最繁忙的时候)也只需要三天的劳动量。他父母帮他照顾田地和老家,在家里,他养了鸡鸭猪各二十只,还养了一头水牛。他们也经常把蛋拿到市场上去卖。每年,稻田、牲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加起来可以达到一万块。加上采耳和擦鞋的收入,这个家庭每年的总收入可以达到一万六千块到一万七千块。这里面大约有一万块被用作生活开销,其余的部分,则被存入了银行。


许多采耳匠和其他茶馆工人一样,来自农村地区,在管理农田里的作物的同时,在成都谋生。他们代表了全国数亿农民工,这些人来城市找工作,深刻地影响了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然而,和大多数农民工不一样,这名采耳匠还在他的农村老家生活,因此也就避免了与家人长期分离的痛苦。而且,他妻子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这样,一家人还能一直在一起。当然,这样的安排也不是没有代价。他们的孩子整天待在充斥着各色(并且经常对孩子不友好)人士的熙攘之地。他们不能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安静和安全的环境,和所必须的教育。他们的处境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的艰难。与其他许多人相比,他们的收入和总体的情况还算好的。在每年的辛勤劳动之后,他们能有一些积蓄。这个采耳匠为儿子们规划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尽管他觉得与大学学位相比,职业技能更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说,他的处境和他理解未来的方式限制了他的孩子的潜能,但最终,他们很可能又不得不再次走上他的道路。


结论


流动人口,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所谓的农民工,已经是城市生活的主力之一,他们既是服务人员又是顾客,给城市带来了繁荣。就像张鹂指出的那样,农民工从事的,是建筑业、餐饮业、工厂、家政、扫大街和其他“大多数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他们“突破户口系统的限制,到城市工作和做生意”并克服“新来的移民、国家、和城市社会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张力”造成的各种障碍。户口制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在这个系统中,一个人只能在她/他户口所在的地方生活、接受教育和工作。而且,这个系统把人分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允许农村居民到城市找工作。这个系统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尽管它的限制已经没有那么强了。苏黛瑞指出,“流动人口”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自由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遭到了否定,也被剥夺了许多随国有工厂长期雇佣而来的特殊待遇”。因此,像茶馆这样的小生意,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使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幸存下去。


所有这些职业,在茶馆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尽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方面——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茶馆依然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许多人依然可以谋生。这就进一步展示了传统的活力,和传统文化持久的品质。虽然小贩回到了茶馆,但他们会发现,他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环境,在这里,和过去不一样,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欢迎他们的服务,特别是在中高端的茶馆,这些茶馆的客人更注重隐私和不被打扰。不过,在那些露天的茶馆和下层茶馆中,他们生意依然很好,也深受顾客的欢迎。这些工人和小贩变成了茶馆文化的一部分,并继续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尽管谁也没法预言,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他们的好日子还会持续多久。


2020年4月9日


译自Di Wang, “Fortunetellers and Teahouse Workers: Migrant Peasants in Post-Mao Chengdu”, 原载Books and Ideas, https://booksandideas.net/Fortunetellers-and-Teahouse-Workers.html。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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