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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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我们”和“他者”:民粹主义者是怎样持续劫持宗教的

纳迪亚·马尔祖基

邓肯·麦克唐纳/文

王立秋/译


译自Nadia Marzouki, Duncan McDonnell, “’Us’and the ‘Other’: How populists continue to hijack religion”。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纳迪亚·马尔祖基,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政国际研究中心成员。

邓肯·麦克唐纳,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著有《国际民粹主义:欧洲议会中的激进右翼》(International Populism: TheRadical Righ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2019)。

 

 

“我认为伊斯兰恨我们。有深仇大恨。不可思议地恨我们。”总统候选人川普在2016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如是说。

 

“我们”和“他们”。像川普那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就建立在这样的对子上。一边是“好人”。另一边是反对他们的,腐败的精英和危险的“他者”。

 

“我们”和“他们”是谁、是什么,取决于民粹主义者,但在川普的世界观中,据说,(先前)沉默的高尚、勤劳、信仰基督教的多数民众,遭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建制、自由派媒体、外国人、和穆斯林的威胁。

 

后者尤其是川普针对的目标,在竞选期间、和他上台后都如此。他上台后第一时间搞的事情之一,是签署了一个阻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的总统令。鲁迪·朱利安尼告诉媒体,川普称之为“穆斯林禁令”。

 

右翼民粹主义利用宗教来牟取政治收益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像我们与奥利维埃·勒瓦合著的《拯救人民?民粹主义者是怎样劫持宗教的》(Saving the People? How PopulistsHijack Religion)讨论的那样,早在川普之前,像意大利的联盟党和奥地利的自由党那样的欧洲政党,就已经在用宗教来定义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了。

 

在国际上,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福音的主要传播者,是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他在西方到处警告人们当心,他们的基督教遗产正遭受威胁。比如说,在2011年的时候,他告诉田纳西教堂的会众:“醒醒吧美国的基督徒们。伊斯兰正在你们的大门前。”

 

但在宣扬可能的厄运的同时,右翼民粹主义者们也在为他们的追随者开脱。他们告诉自己的追随者,国家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错。相反,人民是道德高尚的公民,他们是精英,和那些不和他们一个屌样、一个口音、一个信仰的“他者”的受害者。

 

在民粹主义者眼中,精英和“他者”互相扶植。世俗的、爱少数的精英无视了人民的宗教遗产的重要性。而“他者”则利用精英的虚弱来向本土人口推行他们的宗教价值和法律。

 

因此,右翼民粹主义者提出的救赎之路,要求拒绝对人民的认同和传统的“攻击”。这样的攻击包括从想象出来的,禁止本土性起作用的禁令,到“逼”毫无戒备心的基督徒吃清真食品这样的行径。据说,这些攻击是秘密的“绿化”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右翼民粹主义者还说,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迟早,我们会在沙里亚法下生活。

 

与“绿化”密谋相关的是另一个右翼民粹主义者经常呼吁的主张:即,事实上,伊斯兰也不是一个宗教(就像“我们,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相反,它是一种旨在征服、和压迫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说自己是独自捍卫民主的,人民的拯救者。

 

这种对伊斯兰的定义——即认为它不是宗教——也起到了修辞策略的作用,它允许民粹主义者否认穆斯林要求宗教自由、以及更为普遍的在西方国家生活的权利的合法性。毕竟,在实践的并非宗教的情况下,穆斯林怎么能声称自己有实践自己的宗教的合法权利呢?

 

如果我们接受右翼民粹主义对伊斯兰的这种看法的时候,那么,每一个穆斯林,就都变成一个潜在的威胁了,因为,据说,他们都坚持一种非民主的、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种叙事中,是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温和的穆斯林”的。

 

这样,对右翼民粹主义来说,穆斯林是完美的“危险的他者”。如川普所说,“我们”应该阻止他们所有人进入我们的国家,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威胁。

 

这些右翼民粹主义的论证,尽管极端,但有一些,也在公共辩论中变得常见了,现在,在许多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和保守主义/中右翼的话语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个恶性循环了,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这两种话语互相扶植。

 

比如说,在澳大利亚,自由党的社会服务部长——现在的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2015年的时候说,这个国家应该接纳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难民而非穆斯林难民。澳大利亚右翼民粹主义领袖保琳娜·汉森之后更进一步地把伊斯兰称为一种“疾病”并呼吁穆斯林禁令。

 

因此,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在政治话语中,主流政客和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在不停地利用宗教,来表达归属(belonging)而非信仰(believing)。来保卫基督教世界的领土而非基督教的价值。

 

在民粹主义对宗教的工具化变成政治时刻的霸权框架的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像新庇护所运动或威廉·巴伯牧师领导的穷人运动那样的,质疑和挑战这个倾向的运动和领袖。

 

通过试图在基于信仰的、和世俗的组织之间建立大公的联盟,这些运动和领袖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叙事:其中,宗教的价值,反而提供了在像难民、医保和环境那样的议题上采取进步立场的理由。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少数试图与那些劫持宗教的,自命是“人民的救主”的人斗争的人。


延伸阅读:

《拯救人民?民粹主义者是怎样劫持宗教的》

(https://www.hurstpublishers.com/book/saving-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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