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是怎样沦为资本主义的婢女的——以及，怎样把它救回来

女性主义是怎样沦为资本主义的婢女的——以及，怎样把它救回来

南希·弗雷泽/文

王立秋/译

[按]资本欣赏和鼓励现代人对性质不同的少数和这些少数遭受的不义的冷漠，它乐于看到“少女/女生”嘲讽“妇女”、“女权”抹黑“绿绿”、宗教的少数羞辱性少数……因为这样的漠视、分裂和撕斗，是对它的“神助攻”。这么说的意思是，解放的努力，应该走向包容，而不是投它的敌人之所好地，走向另一种新的、时髦的狭隘。

一场从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开始的运动，竟然以为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贡献了核心观念而告终。

译自Nancy Fraser, “How feminism becamecapitalism’s handmaiden—andhow to reclaim it”, 原载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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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女性主义者，我一直认为，通过为解放女性而斗争，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加平等至上、正义和自由的世界。但最近，我开始担心，女性主义者倡导的理想，正服务于截然不同的目的。具体而言，我担心，我们对性别主义的批判，正在给各自新形式的不平等和剥削提供理由。

我担心，在残酷的命运的捉弄下，女性的解放运动陷入了与新自由主义建设自由市场社会的努力的危险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表达一度形成一种激进的世界观的一部分的女性主义理念。曾经，女性主义者批判提倡追求名利的社会，如今，他们却建议女性“向前一步”。曾经，女性主义运动优先考虑的是社会团结，如今，它却赞美女性企业家。曾经，作为一个视角，女性主义重视“关爱”和独立，如今，它却鼓励个人的发展和精英至上。

在这个转变背后，是资本主义特征的剧变。战后国家管控的资本主义，让位给了新形式的资本主义——“无组织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第二波女性主义是作为对前一种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出现的，但它已经沦为了后一种资本主义的婢女。

现在，带着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到，为女性的解放而努力的运动，同时指向两个可能的未来。在第一个前景中，它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性别的解放，与参与式民主、和社会的团结携手并进；在第二个前景中，它则许诺了一种新形式的自由主义，后者能够同时给女性和男性带来个体自主的好处、更多的选择、和精英至上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波女性主义是纠结的。与两种不同的社会前景兼容的它，也容易受到两种不同的历史阐述的影响。

在我看来，近年来，女性主义的纠结，已经在对第二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前景中得到了解决——但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现在，我们都是新自由主义诱惑的被动的受害者了。相反，反倒是我们自己，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贡献了三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贡献是我们对“家庭工资”的批判。所谓家庭工资，指的是作为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的，由一个养家糊口的男性，和一个操持家务的女性组成的家庭的理想（因为女性不工作，所以男性拿的是足以抚养整个家庭的工作）。现在，女性主义对那个理想的批判，却起到了使“灵活的资本主义”合法化的作用。毕竟，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严重依赖女性的雇佣劳动，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低工资的雇佣劳动，从事这些劳动的，不仅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也包括已婚女性和有孩子的女性；不只是某个种族的女性，实际上也包括一切国籍、一切族群的女性。随着女性涌入全球劳动市场，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家庭工资理想，被更新的、更现代的，双职工家庭的规范给取代了，而后者，看起来也得到了女性主义的认可。

但这个新理想之下的现实，却是工资水平的低下、就业保障的动摇、生活水平的下降、每户人家雇佣劳动时间的剧增、工作数量的增加——同时打两份工，现在经常是同时打三份、四份工了——和贫困的加剧（贫困往往集中发生在女性当家的家庭）。新自由主义通过阐述一种女性赋权的叙事，还真就把这朽木雕成了良器。通过援引女性主义对家庭工资的批判来为剥削正名，新自由主义利用女性解放的梦想，来为资本积累的引擎服务。

女性主义也对新自由主义的气质做出了贡献。在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正确地批评了那种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阶级的不平等上，而看不到像家庭暴力、性骚扰和生殖压迫这样的“非经济的”不义的狭隘政治观。通过拒绝“经济主义”，使“个人”政治化，女性主义者拓展了政治的议程，挑战了以对性别差异的文化建构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度。这个斗争的结果，本应该是拓展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把文化的斗争和经济的斗争都包括进去。但实际的结果呢，却又是以抛弃面包和奶酪的问题为代价，片面地关注“性别的平等”。更糟糕的是，女性主义者转向了认同政治，而后者，与新自由主义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毕竟，新自由主义想要的，不过就是压抑一切社会平等的记忆，而专注于差异的认同政治，恰好完美契合了这点。实际上，就在环境要求我们加倍地关注政治经济批判的时候，我们却把对文化性别主义的批判绝对化了。

最后，女性主义还为新自由主义贡献了第三个观念，那就是，对福利国家的父权制的批判。不可否认，这个批判，在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是进步的，但在那之后，它却和新自由主义对“保姆国家”发动的战争、和它更为新近的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犬儒的拥抱同流合污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小银行项目向全球南方的贫穷女性发放的“小额贷款”。它被认为是替代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的官僚作风的，赋权的、自下而上的选择，也被吹捧为解决女性贫困和屈从问题的，女性主义的解药。但在这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巧合：小额贷款，恰好是在国家放弃了与贫困斗争的宏观的-结构的努力的时候蓬勃兴起的，而宏观的-结构的努力，是不可能被小额借贷取代的。因此，这样看来，是女性主义的理念，被新自由主义给利用了。女性主义的目标原本是使国家权力民主化，以赋予公民权力，而如今，它却被用来为市场化和国家的紧缩正名了。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女性主义的纠结，都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中得到了解决。但另一个，团结的情景依然有生还的可能。当前的危机提供了再次拾起它的线索，重新把女性解放的梦想，和缔造一个团结的社会的愿景结合起来的集会。为此，女性主义者需要斩断我们与新自由主义的危险关系，把我们的三大“贡献”救出来，让它们服务于我们自己的目的。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为一种使雇佣劳动去中心化、给非雇佣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关爱和情感的陪护）价值的生活形式，来打破我们对家庭工资的批判，和灵活的资本主义之间的虚假关联。其次，我们可以通过整合为改变以男权主义的文化价值为前提的身份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和为经济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来阻止我们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向身份政治堕落。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夺回参与式民主的衣钵，通过参与式民主来强化公共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正是为正义而限制资本的努力所需要的——来切断我们对官僚制的批判和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虚假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