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城恐袭背后：哗众取宠的知识分子们，与言辞的分量

哗众取宠的知识分子们，与言辞的分量

弗雷德里克·德波米/文

王立秋/译

在新西兰屠杀了至少五十名穆斯林的白人至上主义恐怖分子布伦顿·塔兰特，给他在恐袭后发布的宣言，取了《大替换》的题目。这个题目让人想起法国极右翼作家勒诺·加缪(Renaud Camus)的作品，其观念，也一直为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Finkielkraut)所吸收。在宣言中，在谈及白人至上的时候，法国的形象赫然耸现。在本文中，弗雷德里克·德波米严厉批评了阿兰·芬基尔克劳在法国的影响，并思考了观念影响政治行动的力量。

在新西兰残杀了至少五十名穆斯林的澳大利亚极右翼支持者，看起来是提出“大替换”理论的勒诺·加缪的读者。

这令人想起另一个插曲。2011年，同为极右翼恐怖分子的布雷维克，也残杀了七十七人：通过在挪威政府总部引爆炸弹杀死八人，在劳动青年夏令营开枪杀死六十九人。布雷维克怒斥他的受害者把他的国家暴露在多文化主义、和伊斯兰面前。在他的宣言中，他引用了阿兰·芬基尔克劳，称后者的论断，即，反种族主义之于二十一世纪，一如“共产主义之于二十世纪：是暴力的一大来源”（引自布雷维克）。但这并没有妨碍阿兰·芬基尔克劳在2012年11月17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上，大谈作家理查德·米勒发表的，对布雷维克的文学颂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主持节目的评论家提出的“文学的颂词和真正的颂词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并没有阻止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多文化主义的危险上。而且，听众也没有被告知，芬基尔克劳的著作，对布雷维克的世界观的影响。

芬基尔克劳自己也承认，勒诺·加缪，是他主要的灵感来源之一。的确，在《唯一的精确》(2015)中，芬基尔克劳和勒诺·加缪最爱的“大替换”这个表达保持了距离：“我不接受这个表达，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的影响：所有土耳其或阿拉伯裔的人都会因此而变成入侵者。”但后来，2017年10月29日，芬基尔克劳又在RCJ电台上坚称，“勒诺·加缪正确地谴责了全球替换主义”。所以，他的这个“概念”说到底也没什么令人不安的。

我试图在《世界报》上指出这点，《世界报》接受了一篇文章，但没有把它发出来。现在，我得知，小说家和散文家多米尼克·艾代(Dominique Edde)，在试图在他在该报的专栏中批评芬基尔克劳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经历：《世界报》接受了文章，然后不加解释地，拒绝把它发出来。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想起奥德·朗瑟兰(Aude Lancelin)在《自由的世界》中给我们的警示：芬基尔克劳在这个媒体集团的出版物中受到了保护。

我写了什么，让他们觉得如此可怕呢？我只是指出，芬基尔克劳这个家伙有这样的习惯，先放毒，然后，在引发争议的时候，说自己遭到了误解。举一个在当时算是一个热门话题的例子：2017年11月20日，他在《费加罗之声》（《费加罗报》的论坛）上坚称，“Balance ton porc”（法国的MeToo）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回避伊斯兰问题”。

根据芬基尔克劳，在法国，父权制秩序已经垮了，除了在工人阶级的郊区，在那里，后殖民地移民过来的、信仰伊斯兰的青少年和未成年人展示出暴躁的活力。芬基尔克劳完全无视国家卫生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这样的暴力（即Blance ton porc运动反对的性暴力）的施害者，大多数是由“通过职业功能享有特定权力的男人”，包括很高比例的领导人士。对芬基尔克劳来说，他自己的意见才是真理，而事实上，他也几乎不会去批判流行的意见。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他陷入了恶名昭著的、种族化的公共辩论。2017年12月10日，在悼念强尼·哈立戴(Johnny Hallyday, 1943-2017，法国著名歌手和演员)的时候，他告诉RCJ电台，“不与法国共利益的人没来是故意的”。这句话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他赶紧解释说，他这是在反讽地使用共和国土著党的乌希亚·布特佳的一句话啦。因为他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概念啦。但在《不幸的身份》中，他又以同样痛惜的语气写到，“我们还能说那些人与法国同利益吗”？

对这个评论家来说，这样的操作不新鲜了：想想2005年11月18日他在接受以色列报纸《国土报》的访谈时引发的争议就够了。在不愿、或不能从阶级的角度来解读当时爆发的工人阶级反抗的情况下，他大肆谴责“黑人”和“阿拉伯人”，把他们等同于“伊斯兰”并引起了一个小小的丑闻。接着，他又扮作受害者的样子，《世界报》记者对他的访谈的“引用拼贴”把他说得他自己都不认识了。然而，我们只要提一下他在两周前（2005年11月6日）在他负责的那挡RCJ电台及节目上做的评论就足以看穿芬基尔克劳是多么地厚颜无耻了：他实际上说了和他在接受《国土报》访谈时说的同样的东西。

长期以来，芬基尔克劳就是这样操作的：断言然后抵赖。不过，要点在于，无论芬基尔克劳些什么，也无论他说什么，他看起来是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个事实：知识分子应该谨言慎行，在言论上有所节制。

不过，像新西兰发生的暴行那样的事件，提醒我们注意，意识形态与暴力的关联是多么地紧密。像布雷维克一样，澳大利亚的恐怖分子也在一个碰巧也叫《大替换》的文本中，为自己辩护。尽管勒诺·加缪和阿兰·芬基尔克劳不直接为那些被他们的思想养育的人的暴行负责，但不可否认，言辞的确有它的分量。

译自Frédéric Debomy, “AlainFinkielkraut, Renaud Camus and the weight of words”, 原载Mediapart, 译文依据的是David Fernbach的英译本(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278-alain-finkielkraut-renaud-camus-and-the-weight-of-words)。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原文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