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民主能让我们接受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缺乏掌控”

让-吕克·南希与让-弗朗索瓦·布托尔论流行病的革命潜能

让-吕克·南希

让-弗朗索瓦·布托尔/文

大卫·芬恩巴赫/英译

王立秋/译

COVID-19流行病提醒我们，未来是多么地捉摸不定。但这样，它也开辟了一场真正的心智革命的可能性。

近年来，科学家反复警告我们注意工业化社会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过度”引起的生态危机，这些警告提高了崩溃的可能性。多次破坏民主的危机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所以，看起来，一场心智革命已经势在必行了。否则，我们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打破算计和生产的逻辑的——这种算计，为追求无止尽的增长，而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现状的有思考的改进。

这种在经济一切领域之为增长不顾一切的头铁——而这种头铁，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与之相伴的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已经危及了人类和生物多样性的生存。没有什么是事先被决定好的，但我们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死亡将会统治一切。然而这种对危险的意识，还不足以让我们启动变革的进程。看起来，除以乌托邦的形式，要想象一场经济的和社会的革命，依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就像我们在“黄马甲”那里看到的那样，在一些最富有的国家，情况的恶化，也带来了反抗和起义的潜能，而这些反抗和起义，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遏制了。

死亡的威胁

从短期来看，甚至从中期来看，把机器停下来，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甚至都没法拿出来说。除非无视这个决定带来的复杂的反馈效果，否则，没有人会严肃地思考这件事情。在大多数人看来，当下，无论多么地不完美，多么地可能引发灾难，它也要比冒险进入未知的领域更为可取。而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事实证明，在到现在为止的几年里，有时得到推进的大概的解决方案，长期来看，也是成问题、甚至是行不通的（比如说，生物能源和风力发电机，更不用说仿生科技了）。

变革的地平线看起来在稳定地退缩，甚至在我们接近灾难的门槛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场真实却无声的“阶级斗争”之外，尽管存在模糊的，推翻“系统”的欲望，但普遍来说，人们依然缺乏开始前途未知的生态“转变”的意愿，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继续得以自行其是。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无情世界的心”的后现代翻译。

几乎没有人做好应对准备的流行病，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天又一天，看起来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病毒的催化下发生了：经常被责备却从未被拆除的“机器”、“系统”几乎陷于停滞。死亡的威胁，因为突然地迫近，而使我们在保命和保持我们的“资本主义”轨道不变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需要马上付出的突然死亡的代价看起来是如此地昂贵，以至于它为我们揭露了全球悬置大部分经济生活在未来可能带来的后果。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些后果，从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将是巨大的，而且，它们能做到的，不只是动摇系统：它们可能让系统开始崩溃。

在流行病初期，在与病毒的斗争中，当代民主国家看起来可能是特别脆弱和没有效率的，而威权主义政体和不那么个人主义的社会，则有着更好的表现。但在COVID-19“官方/正式”爆发五个月后，一切种类的政权，都遭到了全球机器崩溃的威胁。相互依赖使得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它多大、多强）能够独善其身。不过，这个显然的事实，依然敌不过民族利己主义的盲目。我们依然缺乏国际的合作和团结，就好像每个国家还能在别国的悲剧面前毫发无损。可每个人都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的确，在病毒爆发后，依然没变的一件事情是：一如既往地，人们逐近弃远，就像他们（习惯于）选择当下而不顾未来那样。就此而已，这是一个绝望的选择：这个选择表明，人们不能希望、相信未来，而只会不断地恢复当下和当下的模态。看起来，在他们看来，看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就算存在，那它唯一的用途也只是被当作一个空想的幽灵召唤出来，指认所谓的凶手和替罪羊。

这种希望的无能，和指责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是病毒给我们带来的可怕刺激的结果。尽管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所有领域科学知识的迅速增加，无知快速消退了，但是，在技术进步使我们相信对个人和集体的命运的掌控对我们来说触手可及的时候，病毒，流行病及其后果，依然以夺目和令人恐惧的方式，说明了科学知识带来的力量的局限。

这种（科学能够带来）无限力量的幻觉，依然在压制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现实。首先，是这种不能自我限制的力量引起的环境破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气候紊乱。其次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反馈效应，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医疗服务成本上升、人工智能对自由产生威胁、和最新技术工具（这些工具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能源要求）对能源的消耗增加等等。还有一个也许我们不那么熟悉的，但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那就是科学在其最大的进步把它置于非知识的深渊边缘的时候对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不能再把科学视为对某个独特现实/实在的掌控了。

极度的不确定性

病毒，因为它的新颖、它的传播速度、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奇（就它作用于生物体的模式而言）以及首先，因为许多感染者无症状这样一个事实，而把我们置于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情景。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把死亡的可能性摆到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那典范性的不可思、未知之物。对我们来说，难以承受的不只是存在的有限性，还有我们发现自己正在面对的非知识。我们为试图消除死亡而通过隔离加诸自身的悬置，把我们移出我们通过算计可能绘制的一切轨道。

现在，我们从当下的数据谋划的那个未来也正在消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我们不能控制的未来的彻底的不确定性。阿兰·苏彼欧谓之“数字之治(government by numbers)”的那个东西发现，作为一个无法消除的地平线的死的“回归”打败、几乎是消除了自己。

近年来，宗教以基要主义、千年至福、狂信或虔信形式的回归这个事实，无疑也表达一种关于这样一个世界——它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它的未来也变得捉摸不定的了——的普遍焦虑。为对抗阴森逼近的非知识，信念(belief)增长了。如此，将来之事，被托付给了一个超越的意志。

不过，它还是来了。流行病的灾难就在这里。在病毒不只在个体身上，更是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的机体引发的所有动荡中，未知之物从根本上对我们构成了挑战，它逼迫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个或那个，逼迫我们冒险在非知识的情景中生活——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要放弃思考和认识，而是说，要在意识到就算我们能照管我们的命运，我们也不能完全掌控它——无论是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说——的情况下为之。冒险，就是要为来临中的未知之物做好准备。

意义的生产

在未来变得紊乱，在从当下出发的谋划不再成立的时候，生命只能转向未来，承担未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不再是信念(belief)而是信仰(faith)了——从定义上说，信仰即是同意或者说允许不确定性——其中，生活永远涉及风险。对一个人自己来说，对后世人（他们也会遭到死亡的彻底的非知识的挑战）来说，这个困境，只能通过生命的传递来克服，而不可能通过一个延长自己的个体的存在的种族来克服。

通过把我们置于这个情景，病毒开启了一场真正的心智革命的可能性，而这场革命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集体地直面我们的历史的绝对的不可掌控的能力。事实上，民主，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和不完美，依然是唯一一种能给予一个政治体这种完全世俗的信仰行动的政体。

民主诞生于神权的“确定性”的崩溃和专制或僭政政体所处的困境。它是为人民寻找共同进入未来之路的尝试。它没法生产将重新吸收未知之物、非知识的算计和谋划。但它能提供，也只有它能提供一种对有限和非知识之重负的平等的分担。

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听起来就势不可挡了。但就像雅典人理解的那样，如果这种民主的分担不与意义的生产（通过各种艺术、通过思想、通过心智、通过爱来生产意义，而在所有的生产中，唯有这种生产的无限性是可以忍受的）相伴的话，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它的气势。因此，对存在的悲剧性质的意识，将使我们同情地看待彼此，因为我们面对同样的崩溃，同样的不确定性。最终，这个崩溃本身，也会提供一个基础。

译自Jean-Luc Nancy and Jean-François Bouthors, “Only democracy can allow us to accept the lack of control over our history”, trans. David Fernbach, 原载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772-only-democracy-can-allow-us-to-accept-the-lack-of-control-over-our-history。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