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寶山
梁寶山

關注藝術生態、城市空間、藝術勞動及文化政治等議題。著作包括:《活在平常》(2012)、《我愛Art Basel──論盡藝術與資本》(2018)等。近年愛上島嶼研究,近作有《南丫說:》(合著)及《模達今昔──南丫島模達村歷史及社會研究計劃》。

Gum Lin與阿力──人名、狗名與跨文化共融

本篇小品,原擬收錄在拙作《模達今昔──南丫島模達灣歷史及社會研究計劃》中。唯篇幅所限,就此發布分享。

對。題目沒有錯。因為這裡的閒話家常,總是粵英語夾雜幾句粗口。右邊的阿力,與右邊的Gumlin,兩位都是鎮村之寶。雞同鴨講,卻溝通無間。

人類學家華若璧在1970年代曾在元朗廈村進行田野調查,寫成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有名與無名──中國社會的性別與個人〉[i]。原來在不久以前的香港,「有名有姓」不是理所當然。男性從襁褓到終身,可以有名、字、外號、號、諡號等四、五個名字,標示社會化的過程。與之相反,村中女性無論未婚或已婚,從出生到死亡,只會有一個名字,既不會寫在族譜、法律文件甚至墓碑之上。隨着女性進入夫家的內部世界,她的名字根本就不會被提起,而只會按輩分和丈夫或兒子的外號,被稱為例如四嬸(四叔的妻子)或勝媽(阿勝的母親)。這些稱呼,時刻都在提醒在她的生活圈子裡的性別、年齡和輩分的等級關係。女姓從來都是別人的眷屬,並沒有獨立的社會人格。加上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有幾個女性識字,因此女性亦不會為自己或別人命名。

不過,新界的急速轉變早已有跡可尋,華氏在文章備註:「文中所述的命名原則,可能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區,包括香港市區的婦女身上。本研究完成後,新界的命名模式已有改變。」而我在離島鄉村耳聞目睹的,卻是一套多軌並行的原則。這些夾雜着廣東話和英文、雅稱和俗語的名字和稱謂,顯示出不同族群在生活層面的交疊之中如何把異己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顯示出「後新界」的社會構成[ii]

小姐

我在2001年透過住在新村的朋友幫我「搵屋」(與在市區「搵樓」有別)。此前我曾在新界幾條鄉村居住,接觸過不計其數的鄧太。但這次模達的朋友卻着我去找周小姐。周小姐其實已婚,但因為幾名弟弟遠在重洋,所以便靠她守護家園。克勤克儉的她,即使是百年老屋,仍然打理得井井有條。她在娘家的身份是小姐,並且也把我這位已婚的朋友也稱作小姐。這裡老一輩的業主上對華人租客保持先生、小姐、太太等稱謂,但也不是一成不變。例如有一回老業主的新抱回來,好奇問為何不稱我為太太,老業主道:「叫慣咗」。因為我婚前已在村裡居住,丈夫是從別處「嫁入黎」[iii]。小姐之稱既是習慣成自然,也較為摩登。而對另一位比我年紀大的單身女租客,老業主則尊稱她為「姑娘」。偶爾遇到租客的高齡母親,則以老太稱之,絕不會與嬸、婆親族混淆。除了在租約或天后誕題榜上,雙方基本上不會呼喚對方全名。

女性身份社會化

華氏認為從多名到無名,是一個社會連續體──正方的終端,是具多重社會身份的男性;負方的終端,則是已婚農婦。然而在今日的島上,單姓宗族雖為原型,卻非村民的唯一身份。訪問期間,不少老人均提到1950年代曾有政府人員到島上為他/她們補領出世紙和身份証。不論男女,原居民的名字和身份由此均被法律固定下來。殖民地的人口管理措施,給予了女性居民獨立的法律地位。特別是1960年代出生,外出求學和就業的一代。即使是嫁入來的女性,亦隨經濟轉型投入就勞動市場。戰後殖民地政府加強鄉郊市區服務,同時藉此為村民提供少量就業基會。村中不少老人家,便曾擔任掃街、清潔廁所及到蓄水池放臭粉等等雜役,晉身成「公務員」。又或到索罟灣漁港為酒樓食市洗碗、到商戶打工。離開了自己的鄉村,婦女因為工作身份獲得了另一套稱謂,例如萍姐、蘭嬸、月嫂等,在小名之後加上長輩的尊稱。這一輩的女性年青時丈夫多在外行船,既要照顧家中老少、又要搵食。在還沒有「政府水」和電力供應,從家務到農務都全人手操作的年代,在她們的記憶(甚至身體)仍然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至今仍常稱這裡是「窮鄉七埗」(窮鄉僻壤)。這些「婆仔」年青時含辛茹苦,看着幾代人成長,與她們走在索罟灣大街上,不時會有舊時的主顧主動問好。近年的新轉變,還有中港婚姻所帶來的新稱謂方式。幾位從內地嫁到島上較為年青的婦女,甚至不再在小名後配上嫂、嬸的稱呼,大家直呼小某其名。

跨文化共融



隨着行船和外籍人仕定居,小島與世界的雙向交流,亦形成了有趣的跨文化現象。例如有移居美國的耆老,被村人稱為「茶煲」。「Trouble」被音譯成茶煲,說明了他的出洋經歷。在這「窮鄉僻壤」上,我只聽過一次村民提及自己在結婚時起了號。然而繪形繪聲的外號──「灰鎚」、「爛足梅」、「蝦頭」、「茶果佬」和「大眼」等,則仍夾雜在家常便話之中。因為髮型獨特,我早年亦有幸從金蓮婆婆口中獲賜「鮑魚妹」美名,標誌着正式進入社區。對於會直稱父母名字的西方人來說,直呼Gumlin並無失敬。不過處身華人圈子,至今我仍不敢有樣學樣直稱呼其名,而只借用細路口脗稱「金蓮婆婆」。至於在村裡居住了超過十五年的Nick,因為與金蓮一家朝夕相對,老人家為他起名「阿力」。阿力的廣東話在所有「鬼佬」之中最為流利,偶爾還加入幾句粗口。每逢大時大節,金蓮覺得任他一個人過節不好,總會把他請叫來一起吃飯。

除了人類,跨文化的名命方式,亦體現了動物從蓄力與食物,躍升為寵物的過程。1960年代以前,島上廣稙水稻,蓄力以黃牛為主。在沒有機器的年代,牛是重要的生產工具。老人有云:「冬季頭,賣咗綁被置黃牛」。八十歲以上的老耆偶會分享兒時趕牛趣談,例如月姐八、九歲時因為戰後生活艱難,到了北段榕樹塱看牛,試過要把黃牛趕到老遠的南段蘆鬚城,幫主人的外嫁女蒔田。母牛發情,則要帶往公牛配種。當時母牛生了小牛,各家除了自用,還會有來自大灣的牛佬收走小牛賣作食用。至於模達一帶稻田雖廣,但全村只有四、五只牛,沒牛的便得輪流借用。1960年代棄耕,牛被牛佬收走,是故南丫島沒有流浪牛。至於豬和雞,也是沒有名子的。牛哥小時父親着他看守着正在禾堂曬乾的穀,卻跑了去玩。回來穀物給雞吃光,被打了一身。我在2001年遷入,見證過散養家禽的最後風光。老業主通常在中秋後携同雞籃遠道從元朗買來約50至80只雞苗,放在屋後飼養,只供款客自用。南丫島土質粗劣,禽蓄除了供作食用,糞便也是絕佳肥料。洗豬欄後的「肥水」流入田中、雞舍地面屎便「撈肥」──連同人類屎便,均絕不會浪費。「鴨稻共生」其實並不是有機耕作的新玩意。可惜1980年代中實施「禽畜廢物管理」加上北豬供港、2006年連散養家禽也被禁絕。農蓄不能共存,連帶影響蔬果收成。此外,因為缺乏天敵,每逢夏季,村內蜈蚣橫行。

窮鄉僻壤,舊時禽蓄都是產品,少有自用。島民補身便要向其他動物埋手。於是流浪野狗便成為島民大快朵頤的對像,有云:「夏至狗,無地走。」不過時至今日,家犬現在水鬼升城隍,正是萬千寵愛。除了正式主人,作為鄰居亦有帶備零食侍候。身細最為離奇的,要算是「靚模」。這頭曾被一名獨居老翁收養的野犬,最初被賜名「靚模」。其後老翁移居到老人院,癡情的牠不僅在屋簷底下露宿風餐、更定時到碼頭等船。新遷來的鄰居見其可憐,遂以燒豬骨誘之,正式登堂入室成為家犬。可惜好景不常,鄰居其後別遷,「靚模」被遷進同一單位的外國鄰居連屋帶犬一同接收,改稱Limo。後來老伯的孫女回來,力辯祖父因為行船所以懂得英文,雄犬的真確名稱應該是「Rainbow」。一狗兩名的,還有沙灘餐廳The Bay的「米路」,外籍島民則叫牠Milo,一樣一呼百應。鄉村不同城市,村狗平時並不上鎖,各有自己的地盤,是村裡重要的成員。誰家的狗被野犬咬傷、那一隻近來不思飲食,都是村裡的大新聞。走進鄉村,你到底是不是「自己人」,聽聽有沒有狗吠便知到!

「靚模」其實是一頭雄犬......

[i] [中譯本]華若璧,〈有名與無名:中國社會的性別 與個人〉,載《鄉土香港︰新界的政治,性別 及禮儀》,華琛、華若璧著;張婉麗、盛思維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163-180頁。

[ii] CHEUNG, SIDNEY. “TRADITIONAL DWELLINGS,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A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SAI KUNG,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3 (2003): 1–14. http://www.jstor.org/stable/23890333.

[iii] 詳見《模達今昔──南丫島模達灣歷史及社會研究計劃》,香港:藝術到家有限公司,2021年,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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