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媒體工作

道德和倫理的回歸(政治機器的倫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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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杨照《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一书的推薦序)

《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這個書名嚇人一跳,因為它似乎太過煞有介事,道德說教的意味太濃,保守、傳統而且古老,幾乎不像是任何一個現代評論家會喜歡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楊照著作的書名。畢竟,他是一個生活在當代社會裡的知識分子,而且受過完整的高等學術訓練,他應該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這個時代都會遭到無情的懷疑甚至嘲諷;他也應該曉得我們已經不再相信有誰能夠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別是道德上的真理,從而大膽指導別人立身處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楊照還敢寫下這一大堆文字去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呢?雖然他曾經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評論集,名字一樣宏大而駭人;可是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還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這本書活似一部指南。

沒錯,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種什麼樣的人,述說他的構成條件與周遭環境;那麼《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就是來到更具體的實踐層面,宣講一種應該怎樣做人的道理了。勉強地區分,前者屬於「實然」的論說,後者則屬「應然」的探討。

這讓我聯想起近代哲學史中一度存在過的一對極其相關但又明顯不同的概念區分, 那就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和「倫理學」(Ethics)了。表面上看,這兩種關於人類實踐生活的哲學探究是沒有多大差異的,反正它們講的都是倫理道德,所以現代大學的哲學課也經常混用這兩個名詞。同樣的理論,一會兒說是「倫理學」,一會兒又說它是「道德哲學」。

可是對於許多先哲而言,這兩個名詞卻有著微妙的差別。粗糙並簡單地講, 「道德哲學」關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問題,比方說「什麼是『善』?」,「道德律則應當如何證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虛幻的,人類還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至於「倫理學」,它的對象範圍就比較微觀比較具體了,例如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Baumgarten)的《哲學倫理學》(Ethica Philosophica

),裡面談到的幾乎全是「如何控制我們的低級慾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樣對付沉悶」等非常實際細碎的課題,和我們今天熟悉的倫理學很不一樣。

我假借這個區分,用來聯想《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的性質,把它界定為一部教人在這個政治秩序及社會環境急速變動的時代裡,應當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靜思考以及如何穩定心性的「倫理故事集」。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再多說兩句有關政治與道德之關係的問題。首先,我們知道學術界曾經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純以實證的科學態度去研究人類的政治生活,並以之為政治學正宗。根據這種主張,我們不應該研究一個政黨的路線轉變算不算背叛,因為這是個無法得出客觀結論的價值問題;同樣地,我們也不必追問一個社會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為它是個價值問題,不能用事實的調查與數據的分析去說明。根據這種主張,我們應該研究的是一個政黨的路線轉向的抉擇是否理性,它和其他政黨在下一盤怎麼樣的策略棋局;根據這種主張,我們不用比較君主制與代議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們的特色,分析它們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認為,這個戰後以來的主流主張是要到了上個世紀的七○年代才開始轉變。在那十年,以羅爾斯(JohnRawls)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把政治帶回到了哲學裡面,也把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帶回到了政治研究。於是大家重新開始質問一個怎麼樣的社會才算得上是正義的社會,一個怎麼樣的制度才能叫做正當的制度。

然而,身為一個評論家,楊照的主要關懷不在於這些政治哲學上的大哉問,起碼不是在這本書裡去談這些問題;他試圖在另一個層面上將價值注入到政治機器之中,使運轉得過於流暢乃至於太過油滑的政治遊戲稍微頓滯,讓充滿算計因而變得太過冷酷的頭腦稍微溫潤。

台灣是全球華人社會之中第一個真正成功轉型為現代代議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會讓我們這些住在其他地區的華人如此關注,以之為參照,視之為樣本。可是在觀察它的過程裡頭,我們卻又發現了許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充分的言論自由了嗎?為什麼它的言論自由沒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談,反而惡質化為一場又一場的名嘴口水仗?台灣不是已經擁有很獨立的司法體制了嗎?為什麼它的司法問題還會搞得這麼嚴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爭議甚至醜聞?

於是有些人就開始把台灣這個模範生打成壞榜樣了,他們說: 「你看,這就是民主的後果!」「你看,這就是開放的代價!」「看你們還有誰敢說要學台灣」。然後又有人出來幫台灣說話,告訴我們台灣其實不是這樣的,其實它很好,其實我們都只是被媒體誤導了……。

閱讀楊照評論多年,我發現他的目的不是懷疑,更不是從根本上否定,台灣政治社會轉型的大方向,進而讚賞甚至肯定其他的代替方案,比方說近年甚囂塵上的「中國模式」;更不是為台灣辯護,以動人的言詞述說「台灣真好」的小故事,這不是一個台灣評論者該做的事。

楊照不是一個「道德哲學」意義上的思考者,潛心探究自由的價值與證成民主之必要;因為他實在沒有這個需要,這早已經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識了。在肯定這些共識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們了解的是光有這些共識還不夠,光有這些大方向還不行;我們需要的是使得這些共識得以落實,使得一艘輪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標順利航行的實際條件。

換句話說,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是對的,但是你不能在這些理想和名嘴肆虐的現實之間劃上單純的因果連線,這中間還要補上其他零件。尊重也是對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法條可以毫無中介不經詮釋地擴大到這個社會上去,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講,楊照是希望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理想與實況之間尋回那失落的鏈條,在政治遊戲和種種社會機制裡頭添補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鏈條與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說的「倫理學」了。相比起宏大,高遠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實現理念與原理的方式。它是一連串具體規範,就和鮑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問題一樣具體;比方說「結社如何孕育創意?」、「議題為什麼是選舉的核心?」、「政治人物應該怎麼迎接下台?」……。

楊照之所以持續不懈地執著於這些問題,是因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來今日台灣以至於其他華人社會最最要緊的關鍵了:不是沒有正確的理念,而是沒有使之具體成形的方法與策略。這裡所講的方法與策略,絕非冰冷功利殘酷的權謀計算,而是蘊含價值的踐行性規範。

楊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話不是說給當權者聽的。他就像一個在民間晃蕩的吟遊詩人,又像一個上古時代荒原部落的預言者,他用接連不斷的傳聞和故事代替精密的論述,對著他的同胞,說明世間種種的運行法則。儘管他總會在這些故事之後給出聯繫到當下處境的「故事教訓」。然而,他說故事的技巧及語調卻足以使聽眾明瞭那句古訓: 「單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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