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河

不完美但值得被爱的人,有不完美但足够好的朋友支持着我,正试图爱上这个不完美但还不知道足不足够好的世界

抗争者、行动者、知识分子与叮咬自我的牛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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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现实的反应往往不同。这也体现在他们所习惯使用的防御机制上。作为独生子并在一种处于薛定谔状态的双亲&单亲家庭长大,父母又皆非知识分子,持有非常传统的观念,拥有许多积习与弊病,常年的孤独感已经成为心里的一块久愈不和的伤。我成为内向的敏感者,则是我在那个被流放到农村时期的阶段的事。譬如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困扰大街上为什么有乞丐,无论深圳还是珠海,甚至贵州海南乃至上海,对幼时的我来说乞丐遍布了当时中国的街头。


分裂出一个自我当自己的朋友(就称之为“他”吧),这在多大程度上被自幼经受孤独的人类使用?我没有深入探讨过自己身上的这个课题,因为虽然我能够看到他,但他是模糊的,而且一直不跟随着我,我的意思是,他不会一直跟随着我。


正当我遭遇这一部分人的欺凌时,我面对的仍然是把受害给屈辱化这一个问题。因为在东方的大众舆论中,把受害给政治化,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家丑不可外扬是最常见的论调,这也导致了一大堆家庭关系内部的受害者无法争取到社会支持。然而在西方,至少在精英学术界,撑受害者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正确。所以其实我们谈论的可能还是两个向度的问题,这里面不仅有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有人民性与精英性的差异。


我知道,要想撇开受害的公共性就去谈论受害的全貌,似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尽管东方的意识形态以一种温柔而高压的姿态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却也在缝隙中跟所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样给予了人们一定程度向上流通的自由。只要这条路没有被完全堵死,总会有新的人成为既得利益者。


在下在这里要谈论的又确实是受害隐秘的私人性。经常把自己视为受害者,不仅可能强化自身的无力感,而且可能看到社会不义之面而一叶障目,导致形成一种“我好-我被世界欺负-世界不好”的元世界观。然而情况可能更复杂,因为被欺凌久了,也可能产生“世界好-我不好-我活该被世界欺负”的元认知。因此,同一种情况也可能诞生出两种不同的诠释结果。


至于我,当我处于一种抗争者的人格时,聚光灯正是打在社会公共层面所谓结构性问题上的。而当我作为身心灵的体验者时,聚光灯又会打在自身的低自尊-完美主义上。


但从前一段三五年乃至更久的时间,我已经习惯扮演一个抗争者,将聚光灯打在社会层面。至今我的朋友圈里仍然有许多朋友是这样,非常热衷于公共正义的实现,有时我也会被这种集体的氛围所感染,又扮演起这个角色来。身心灵领域则是今年才加入的。章鱼觉醒给予的安全与信任是重要动因。


尽管我已经体会到了以自我关怀而非自我批评的方式把聚光灯聚焦在自己身上的舒适以及成长,但这里刚好又可以谈论的是:


在抗争者的身份认同里,我又面临着知识分子-行动者角色认同的困惑。一方面,我充足体会到了直接参与一线行动的热忱与激情,另一方面也从知识的层面深刻感受到了行动者的局限。而知识分子作为牛氓,不仅要叮咬所谓的敌人,甚至还要叮咬咱们的同类。这样的逻辑从公共层面贯彻到私人层面,也是严苛的自我要求和无孔不入的自我批评成为了塑造我与自己关系的主体方式。


另一方面,当我完全从抗争者的身份中疏离时,我体察到内心希望成为普通人的那个部分,或者希望跃升精英阶层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或许都是普罗大众皆有的部分。只不过我对精英权力的诠释不只是经济层面的也有知识层面的,对普通人的诠释也不只有物质层面而也有精神心理层面的自我接纳程度。然而这些身份虽然与所谓一线抗争的形象不符,却与某种“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抗争形象是可以融合的。在我的印象里,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是学院,普通人的大本营是在两点一线的日常中。这与我对一线抗争在第一战场上的印象迥异。


然而,这样的身份想象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事实呢?除非是直接从事相关岗位的工作,很少人能有机会一直站在第一线的。事实上,大部分人并未把抗争本身当作职业(我指的是谋生方式)。而把抗争本身作为职业同样也非常危险,一方面源于职业抗争的被污名化,另一方面也源于职业抗争的高风险。


在面前,我的人生有这么好几条路可以看见的:普通人和精英在一个安全的界别,而职业抗争在一个危险的界别。所以通常我是会选择安全的一边。然而有时也会希望品尝危险。这与普遍人性与我的性格本身都非常接近:需要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却也会厌倦日复一日的生活无聊,希望一些新奇与刺激。不过,对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也有安全的体验危险方式,比如高空跳伞、蹦极和深海潜水这种已经逐渐被产业化的非职业极限运动。然而对于很多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来说,有时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是一个足够危险的游戏了。


那么,我该如何安抚自身那种倾向危险的光荣的那个部分呢?平凡的光荣在审美的意义上,并没有像危险的光荣一样给我造成十足的冲击。不过这可能也是人之常情,非常人性的:人们喜欢《鱿鱼游戏》胜过看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只不过,《鱿鱼游戏》是把打工人给英雄主义化了,让打工人也置身于一种危险的光荣中。


我也不例外的。但可能也知道方向。其实,人与外界的关系可能是人与自己关系的投影。我与外界的冲突,和我与内心的冲突,在我身上可以找到同一性。譬如如前所述的,知识分子的牛氓不仅叮咬公共意义上的敌人与同胞,也叮咬私人层面的自己。我对某种公共危险的光荣的向往,也与我对某些自我伤害的念头的融合能够产生某种联系。


包括我与原生家庭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也在我自己身上体现。譬如,我的父母是怎么否定和攻击我的,我虽然长大后极度的反感(尽管幼时根本无力抵抗只能顺从)并与之抗争,但在我与内部自我的关系中,我也会用相同的语言攻击自己。那些他们对我不满意的时刻(而他们总是对我不满意)也一直发生在我总是对自己不满这一点上。他们拿我做面子拿我争光拿我在亲朋好友面前闲晃炫耀时(他们也总是这样),我也渐渐在增长的岁月中感受到自身独一无二甚至要压倒众人。所以,如果要去找自我攻击和全能自恋的原型,从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中也可以找到端倪。


然而,我已经成年,至少从精神思想上已经从原生家庭独立。动用这一笔独立的资源,我可以看见这些了。既然能够看见,也就发生了选择。我们可以说,我们未成年的时候不理解自由意志,人生的确很大程度被父母决定。但如今已经能够渐渐明白一些自由意志是什么了,也有了独立的思想资源,于是选择的机会就到来。对待抑郁的观念也是如此。


首先通过看见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与自我的关系的连接,在看见这些关系与我与原生家庭关系的连接,便能明白在复杂系统下是无法做单一的归因的,自我归因只是把系统的责任当作自己的责任罢了。然而很不幸的是,很多年轻人会受《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的召唤,将系统的责任完全降临在自身,这是多大的压迫!


所以,箴言第一句是:这不是我的错。


而第二句则是:我可以做出选择。


这其实就包含了接纳承诺疗法的两个方面:自我接纳与选择的意识。


作为一个非常在乎理论背后的原理,行动背后的理论的在知识上喜欢刨根问底或钻牛角尖的知识青年,找到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同一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在观念层面就会对行动产生一道非常顽强的阻抗。


因此,对于这种复杂知识分子角色,德国式精神分析和美国式认知行为治疗在谈话疗法中的综合运用实在是最好不过的组合拳了。而我们也非常欣喜地注意到,近年来欧美学界的认知行为疗法的发展也渐渐加入了正念甚至舞动治疗的因素,谈话疗法进一步发展,还是忍不住与身体发生了关系。人类在身体和思想层面的同一性也被看见了。





手记:


如果承受抑郁相关的艺术创作,要分裂出一个自我


过分面对生活的沉重,以至于把原本轻松的也加重了。有一台精神分析的仪器,像MRI,它可以促使人恢复一种与自我合群和与社会合群的状态。





后记:


我遭受来自Chinese host family的袭击后,反思“失败”的原因。然而这样的失败建立在一种“他人通过贩卖痛苦来施加影响力”这一点的诠释和判断上。


昨天晚上承受了非常重度惊恐发作的后果,好在后来躲在了雨林的怀里。尽管最近我在愤怒的表达和为捍卫自己的据理力争中寻找力量感,但心中的脆弱一旦找到安全的地方承载,仍然感念这样的退行对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缓冲。我虽然未如八十岁老人一样见世事,却也在广州和北京各搬过两次家,用这样的经验砥勉自己,并进行沙盘推演和自我立场的强化:明确原则和底线,适时的妥协。然而最后走向零和博弈的局面,却有两个视角可以解读。出于对情绪勒索和道德绑架的回击,我必须作为租客的立场去捍卫自身。然而后续复盘的时候意识到了结构性的不平等,即我的主张因为没有签订合同虽然正当却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只能再接受一个妥协方案。这是失败吗?这实际上已经是超越了预期,只是永远也无法达到完美的幻觉罢了。


不过,洗澡,也就是让自己动起来,从身体上自我关怀,的确是多重迷走神经理论中获得启发的方法。我以为惊恐发作是红灯吧,没想到是黄灯呢。JESS能够如此,也是做了大量练习的结果。我凭什么眼高手低,只知原理而不加练习,就指望自己可以瞬间立刻马上好起来呢?


而这篇文章谈论的抗争者中的两个身份认同,以及安全路线与危险路线,还有与自己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原生家庭的关系之间的矛盾与连接,也是我十分关注的题目,却也是第一次写下这样的观察与思考,很值得被鼓励。对知识分子而言,不断的言说的确是疗愈的方式。


流放海伦也在考虑改名字了。昨天突发奇想不如就改成自我关怀日记吧。然而又觉得主题可能会有点脱节。但我想有一天我终于会做出选择,做出一个不完美的选择。有勇气做出不完美的选择,的确是成长的关键一步了。


说到底,现在的我并不愿意脱离这样一个写作的状态。因为在笔尖的流畅中我可以找回对自我的控制感、力量与信心。而回到日常生活中去面对那堆狗屎的事,我又得去经验那一种无力和恐惧了。我需要力量、力量、力量。


不过,事情已经出现了转机,外部的纷争也落幕。一直要应对的,是我们内心的冲突。一方面,在必要社交领域,以搞好关系为目的,从而减少日常的阻碍;另一方面,在友谊的领域,又要勇敢展示真实自己,否则只能收获一堆喜欢你表演而不是你本身的朋友。这样的术与道,使我感觉自己是不是有点阿斯伯格,这样可以心安理得地感受着自身与大众的不同乃至不正常的评判了吧。


关于学业,则又产生了一种高中开始的治乱循环:自尊的不稳定导致被想法困乏。但愿我能以平常和坚强的姿态去面对必要的生活。我们说“必要”而非“不得不”,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做的选择。既然选择活着而不是死去,就要承受这些似乎会被语言认为是不可承受之重的东西。


知识分子的某种顽固尊严就这样与大众之间划开了一道口:日常生活被视作某种内在生活的必要之物后,内在的完善与社会化理想则成为目的,而那些连接三教九流的身体秩序,则是一个方式。如果我们选择要保护和完善丰沛的内在生活,则要承担起肉身活着的责任。如果我们还是不能把身体和物质享受本身当作目的论,那还是可以权宜的。毕竟,不只20岁的人想一步登天与在地失去了连接,连八十岁的老头子连巴菲特都得接受这样规律的约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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