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安

記者/譯者

東亞病夫與「中華蹲」:被中國共產黨綁架/綑綁在一起的屈辱意識與復興敘事

去年底,我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的街頭撞見了燈光黯淡、裝修老舊的蘭芳餐館。眼見波哥大入夜後雨勢越來越大,老闆又殷勤攬客,最後我還是決定進門,點了一份綜合雜碎(Chop Suey mixto)。

南美的中國餐館系譜很耐人尋味,背後大概都是不同的離散路徑。

從厄瓜多、秘魯一路往南,一直到玻利維亞和智利,中國餐館一般都被直接叫做「Chifa」,不知道到底字源為何。到了哥倫比亞,「Chifa」這種說法卻很少見,而且菜式名稱還經常帶有美國中式餐館的影子,比如這裡菜單上的 Chop Suey,在美國唐人街的餐館裡也很常見。

老闆問我哪裡來的。「早說你是台灣人嘛,這樣說國語就行了。我以為你是泰國人。」

以一個中國餐館老闆的角色設定來說,他的語氣有點太過高亢熱情,但他濃濃的廣東口音還是讓我稍稍安心了些——廣東人開的店,至少應該不會太差。

沒想到我錯了。炒飯的米粒,嚐起來像放了八年半的儲備軍糧。雜碎本體倒是堪食,該勾的芡也沒有少,但和紐約華埠的餐廳相比,還是天與地的差別。

綜合雜碎(Chop Suey mixto)。

離開哥倫比亞幾個月之後就是農曆新年了,但我卻沒有過年心情,天天只是刷著手機螢幕,看著對岸的肺炎疫情瞠目結舌。

肺炎疫情爆發之後,《華爾街日報》因為使用「東亞病夫」這個歷史辭彙指涉中國,在國際間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東亞病夫」當然是個意象到位的雙關語(畢竟得了肺炎當然是個「病夫」──姑且先不計較「夫」這個字的性別涵義),但終究不太政治正確,也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然而弔詭的是,「東亞病夫」其實本就一直都是一個和中國的「復興敘事」綁在一起的符號:正是那種帝國殞落、從天朝核心變成「半殖民半封建國家」的家道中衰的恥辱感,在推動著中國人的復興想望。

之所以使用「半殖民半封建國家」這個名詞,是因為這個詞彙帶有道道地地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殖民和封建,本就都是共產主義要打倒的敵人。但身為一個台灣人,我其實是在上了大學、讀了中國出版的簡體書之後才知道這個說法,於是也才發現,原來「復興」這個詞,在海峽兩岸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概念。

對於身在「自由中國復興基地」的台灣人來說,我們被灌輸的「復興敘事」裡所要打倒的對立面,其實是共產黨的中國,要恢復的則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體制、「被馬列主義摧殘殆盡的中國文化」,以及國民黨對中國領土的治權。

然而對於新中國的大陸人而言,那個復興敘事的對立面,卻是「被外國勢力割據控制的孱弱的中國」,要恢復的則是更抽象、更宏大的國族概念,以及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位置。

台北的南京復興捷運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過別誤會,這個車站的命名沒有政治意涵,純粹只是剛好因為車站地點位於南京東路和復興北路的交叉口而已。不過這些街道之所以會以中國城市命名,當然還是有特定的時空背景和政治意涵的,但那是另一個主題了。

有趣的是,這種復興敘事不只牽動了中國人的想望,也牽涉了兩岸政權的競合均勢,以及海外華人認同的錨固對象。

去年許多海外中國人/留學生因為反送中事件而在外國街頭抗議、民族意識高漲的時候,我正好在讀 Philip A. Kuhn 的 Chinese Among Others(商務印書館出了中譯本,書名叫《華人在他鄉》)。和時事兩相對照,這本書越讀越有意思。

Kuhn 在書中特別強調海外華人和原鄉的連結,指出過去的華人其實不太有「移民」的概念,始終認為自己有朝一日要落葉歸根,因而只是短暫居留的「僑民」。

我去年也剛譯完一本關於美國華人鐵路工的專書,作者就在書中提到,許多華工當年就算客死異鄉,也要把遺骨運回故鄉,導致美國很多華人會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太平洋上運送華人遺骨,其業務量之大,大概可以乾脆成立一間「太平洋殯儀公司」。

這種和原鄉的強大連結、沒有覺得自己「要永久移民」的現象,和今天很多因為各種原因,想要取得美國護照的華人很不一樣,也和當年美國境內的其他歐裔移民不同。(不過與原鄉連結這點,似乎也可以拿來解釋,為何今天東南亞和韓國的華人這麼討厭台獨XD)

真要說起來,在美國的移民之中,還有在和「原鄉」保持強烈連結意念的,或許就只剩下猶太裔的移民了(雖然他們連結的可能更多是以色列這個想像中的「原鄉」)。

此外,Kuhn 似乎也同意,過去的海外華人並不是帝國擴張的工具,和因為殖民事業而散佈各地的西方移民不一樣,只是一群「沒有帝國的商人」,因此不論到哪裡,都是當地政權喜歡合作利用的對象。

這種「移民無害」、「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論點,也經常被現在的中國政府挪用,拿來安撫西方人對於「中國人隨處可見」的焦慮。

然而矛盾的是,華人移民在今日的國際角力之中,的確也經常在為中國政府扮演中介角色,比如去年中國和索羅門群島建交之前,當地的華商便是穿針引線、資源挹注的窗口,而中國官方也曾明確宣示,海外華人就是推行一帶一路的重要資源,可以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

斐濟街頭,一個歇業中的中國餐館窗上貼滿了當地的中文報紙。

不過綜合 Kuhn 的這兩點觀察,以及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我聯想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不論是在韓國做田野,或是在其他地方旅遊時,我遇過不少在海外定居的中國人,雖然他們的居留身份不一,有些合法、有些非法,但大多都有個共通點:非常支持中國政府和習近平。

記得有次我在埃及同時認識兩個中國背包客,一個來自湖南長沙,一個長住杜拜。聊天時我問起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看法,結果長沙人不斷搖頭嘆氣,認為國內的政經狀況很糟,也不看好中國的未來;在杜拜定居的那位恰好相反,不但支持中國政府,也看好中國未來國勢。

這種「海外樂觀、國內悲觀」的現象,似乎呼應很多人觀察到的現象: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好像往往更加「愛國」、更支持中國政府。

我也不只一次聽到華人餐館的老闆和我說,「現在中國有錢了」、「現在中國人受尊重了」,彷彿是毛澤東當年在天安門上大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巧合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也在高唱「起來」,大概也是中國人習於想像自己「被壓迫、被迫蹲低」的來源之一。(西方有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Asian Squat」這個說法,但中國或許也有自己的東方主義和復興敘事——「Chinese Squat」。)

於是我總想,海外華人的愛國情緒,或許也和華人移民內蘊的屈辱意識有關(不論來源是從小被教育的史觀、或是在海外生活被歧視虧待的遭遇),而過去往往在客居社會從事底層職業的華人,似乎也更容易將個人處境和自己的國族身份扣連在一起,將自己在社會階層中攀爬的想望,投射在國族地位的「晉升」之上,似乎也算從另外一個角度呼應了孔恩的觀點。

再說,海外華人遠離原鄉,幾乎不用承擔中國政府的高壓統治與負面影響,卻恰好也是最能直接因為中國崛起而感到「地位提升」、分享崛起紅利的一群人——如果他們不愛國,還有誰更適合愛國呢?

照這個邏輯來看,如果想要解決海外華人的國族主義衍生的問題,貶低中國體制、嘲笑中共專制都是沒用的,因為那種被「看低」的感覺,或許正是這種國族主義的源頭之一。

蘭芳餐館的老闆與他的父親。

於是我想起蘭芳餐館的老闆。

當天晚上,我是餐館打烊前的最後一個客人,於是他自己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和我交代身世。

原來老闆的老家是廣東中山,一九八一年離開中國時,只帶了五十美元,一句西班牙語都不會。他一開始因為簽證問題,只能在加勒比海岸的巴蘭基亞落腳,先是在雜貨店打了三年工,然後又被中山的老鄉介紹到委內瑞拉的馬拉卡波打工。

當年委內瑞拉人有錢,瞧不起中國人,經常用「Chinito」(小中國人)這種蔑稱叫他。

「後來委內瑞拉不行了,總統想搞共產主義,搞得經濟亂七八糟,現在還得靠中國援助。現在你說自己是中國來的,都很受尊重。」說著,他比了比廚房裡的白人員工,說他現在雇用的都是從委內瑞拉逃來的「經濟難民」。

到了九〇年代,他積攢了一些資本,決定離開委內瑞拉、回到哥倫比亞,最後在波哥大頂下了這間歷史悠久的蘭芳餐館。到現在,他都還在使用前任店主留下的收銀機,據說至少已有七十年的歷史。

老闆在店門口還掛著毛主席的頭像;每當有人問起,他都會說毛主席就是「他的父親」。「哥倫比亞人都認識他,對中國人也都很敬重。再說,中國菜好吃嘛,本地人都愛來,不像日本菜,價格貴、份量小,又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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