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

文化研究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活在後極權的香港

「白皮書」從天而降,「反佔中」來勢洶洶。香港正經歷一場深刻而重大的改變。如何命名這種轉變?我會稱之為「虛擬自由主義的正式終結」。問題只是,習慣了生活在虛擬自由的香港人,迎來的會是怎樣的一種社會?

當下發生在香港的事,令人困惑的不單是員警濫捕示威者,受歡迎的傳媒一夜消失,公然的混淆黑白,在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內依仗上下層級的壓力,逼令人人效忠表態,而是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街道一樣擠滿購物的人群,人們過著「正常」的生活,「正常」地在一個顯然由龐大國家力量操縱的動員計劃中,表示順從效忠的態度,放棄了思考甚麼才是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

這種景象,令我回想起廿多年前翻譯哈維爾的幾篇文章時讀到的一些說話。在七五年《給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哈維爾描述了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被蘇軍鎮壓而失敗後,捷克社會快速回復「正常化」生活的面貌:

「人們不只是上班、逛街購物和過著他們的生活,他們還做其他更多的事情。......他們一同投票一致支持那些別人建議給他們的候選人,他們活躍於各種政治組織,他們參與會議和示威,他們支持任何他們被認為應該支持東西。政府所作的任何事,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有人持異議的跡象。」

為甚麼人們會構成一個完全團結的社會,完全地支持政府的駭人圖象?哈維爾認為是「恐懼」。但是,這並不來自酷刑、流放、處決的威嚇,而是一種「倫理的恐懼」,亦即一種多多少少是自覺地涉於一種持久、普遍危險而引起的焦慮。這種焦慮一方面憂思甚麼事會受威脅,一方面也逐漸將這些威脅視為現實世界的一部分而習慣了它們,甚至愈來愈靈巧地以適應它們以作為保護自己的惟一有效方法。

也就是說,不一定是明顯的「威逼」或「利誘」,使人們不敢提出不同意見,而是一種內化在每個人心目中的恐懼和焦慮,讓人們互相監察和自我監察。「學校教師在教他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他害怕失去他的職業;學生重複著教師教給他的東西,因為害怕影響他的前途;年輕人加入共青團並參與任何必需的活動,因為他害怕將不獲批准繼續讀書......。」

在布拉格之春失敗之後的捷克,社會秩序之所以如此快速地回復「正常」,其實不在於人們重建了對社會和國家的信任,而是大家都放棄了追求正義和真理的熱情。而「恐懼」就成為合模和順服的生活態度的支柱,因為它成功的使每個人都以冷漠和犬儒作為必要的生存技巧。

「凡事漠不關心,對沒有切身關係的價值表現得滿不在乎,對同胞的不幸無動於衷,精神上顯得被動消極,情緒低落、萎靡不振。誰要是不肯俯首貼耳,比如誰要是還不肯為生存而惺惺作態,還不肯相信要完成自我就得用自我疏離作為代價──這樣的人在日益淡漠的鄰人眼中,便成了怪人、傻瓜、唐吉訶德,最後必然會惹人討厭,因為大凡與眾不同的人物,都會像不留情面的鏡子般,令其他人醜態畢露。」

正因為冷漠和犬儒成為主導的生存哲學,使得人人都參與到一個使人人都受到壓迫的體制當中,成為體制暴力的勾結者或合謀者。由於人人都具有「倫理性恐懼」,也使得體制暴力滲入了社會,重新組織社會的各種關係,終至消滅了社會本身。而這種讓權力體制淹沒了個體和社會的狀態,正就是一種「極權主義」的狀態。極權主義並不是一般的所謂專制或者獨裁,而是一種國家把社會任何會產生自發性、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可能都會剷除的制度,把社會都編進黨國一體的極權體制。

過去一段時期,人們主要把史達林時期的共產主義政體和法西斯主義政體視為極權主義的典範,說明它們並不等同於過去的君主專制和強人獨裁。極權狀態不單把社會自發組織摧毀,思想定於一專,也把經濟納入為國家計劃和控制的對象。可是,當七十年代東歐的政治改革運動一一被鎮壓之後,經典的極權主義模式已經不能維持。東歐社會採納了一定程度的市場改革,鼓吹了消費主義,但政治體制仍然是一黨專政。哈維爾察覺到,這種新的社會形態,既不是原來的極權主義,也不是離開了極權主義,而是一種「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

七七年,哈維爾和捷克一群知識分子目睹捷克人迅速退出公共事務,埋首追逐私人眼前利益,犬儒氣氛橫行,表面盡忠職守,心底裡甚麼都不相信,過著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他們覺察到捷克社會不單面臨一種政治危機,更是一種道德危機。於是,透過非政治和不帶任何意識形態綱領的訴求,起草一份「七七憲章」,徵求聯署,以求打破政治和文化上的悶局,提振社會上崩壞的道德意識。

憲章運動後的第二年,哈維爾寫就了另一篇名為《無權勢者的力量》的文章,詳細闡述了他對「後極權主義」的思考。在文章中,他以看見一個蔬果店的老闆,毫不經意地在一堆胡蘿白和洋蔥中間,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額的事例,深刻地反思這一種「後極權」世界的存在模態。

賣菜大叔漫不經心地把這塊本應具有強烈政治訊息的橫額掛起來,究竟意味甚麼?

哈維爾察覺到,賣菜大叔透過掛起這一張上頭發下來的橫額,表達的並不是他自己的信念,而僅僅是一種人云亦云的順從態度。他對橫額的內容是漠不關心的。作為一個小人物,展示這一種順從態度,實在要比真誠地展示他內心所想,坦露他內心的恐懼(恐懼被其他人標籤為有「異見」思想的人,或者坦誠自己是因為恐懼而服從)更為重要。於是,他為了逃避這種尷尬,他也對橫額上刻鑄的意識形態投射了一種冷淡的信念:「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是件壞事啊!」

在這裡,哈維爾所作的現象學分析展現出一種關於意識形態的深刻秘密,也就是說:意識形態並不是人們真心信服的,而是作為一組看起來更高更偉大的東西,以便人們用來掩蓋存在焦慮的工具。它能提供一種關於身份、尊嚴、道德等的幻覺,但又使人和這些東西遠離。它把人連結起來,同時又讓人可以互相欺騙而又欺騙自己。在極權制度下,人既是制度的犧牲者,卻又是制度的同謀者。而意識形態卻縫合了當中的分裂,以幻想來讓人覺得這制度和人性秩序與宇宙秩序者和諧一致。意識形態亦使政權和人民可以互相靠近。最終,制度並不是外在的壓迫人們,而是人們透過意識形態在制度下找到自己的位置、身份、甚至尊嚴。

哈維爾這裡的分析,很能啓發我們瞭解有些人,一旦舞動起一些意識形態術語或信條,就特別展現出一種對權力的亢奮的現象。這種以意識形態作為維繫體制必要工具的需要,令意識形態一再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複,成為儀式,不斷展演。而因為意識形態在極權體制下,只用於為權力辯護,失去了公眾的監察,意識形態就會兌變出一個愈來愈天馬行空的假像世界,意識形態變成了純粹的儀式,以至一套與現實脫節的謊言。

以意識形態包裝起來的謊言,慢慢成為維繫體系的支柱,甚至是體系自身。掌握說謊言的技巧,亦即我們所說的「語言偽術」,成為在體制下的生存之道。好像賣菜大叔掛橫額的例子說明,無論你權位高低,都多少是參與在這個謊言體制之中,這也就是哈維爾所說的「活在謊言之中」(living in lies)的狀態。

香港在最近見證著很多活在謊言中的語言偽術,也讓人看到明目張膽的意識形態灌輸,目的都是取代自發的社會組織,多元的獨立思考,以期以一套國家意識態令「人心回歸」。在這方面,軟硬兼施的各種手段都是期望可以消除產生異見的溫床,這是一種邁向極權主義的趨勢。可是,沒有人們長久以來,在英殖前後積累下來的那種冷漠、犬儒,對真理和正義的輕忽、鬆懈,是不會那麼容易就迎來今天意識形態黑潮湧至的局面。因為這種冷漠與犬儒,是香港本來就不缺乏的,只待極權勢力去把它們大規模動員起來。

在這個骨節眼上,哈維爾對處於「正常化」時期捷克的觀察,並沒有使他的批判目光限制在批評東歐共產體制。相反地,在哈維爾的思想當中,「後極權主義」既能滋生於消費主義加獨裁的共產黨體制,也可以在西方社會發生。而西方的議會民主,也不能提供根本的反抗保證,因為東西方社會都在科技秩序下,面臨同一的關於人的存在危機。而在很多方面,香港「虛擬自由主義」瓦解後所經歷的,既是一種極權主義的壓力,也同時是一種後極權主義的壓力。

今天,大抵共產黨也不會像當年捷共下令人人貼上「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但是空洞的「保普選」、「反暴力」、「維護國家安全」......等等意識形態口號,大國崛起的「愛國主義」,卻快速地成為遮閉我們無能力亦無勇氣去面對存在意義貧缺的意識形態謊言。不幸的是,我們大都要虛與委蛇地活在其中。

哈維爾的反抗不是狹義的政治上的,而是呼召生活在真誠磊落當中(living in truth),也即是一個把異見活出的普通人。我想這也是失去虛擬自由之後的香港人,最艱難的政治戰役。


原載于字花第五十一期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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