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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帶頭的右翼本土思想對香港的未來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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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西方干預和將香港經濟不景歸咎內地人,是香港右翼本土派的慣常策略。

一名示威者於上水高舉親美標誌。2020年1月5日。圖:Alex Yun/流傘

英文原文見。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作者特別鳴謝JS、yehua、Wilfred Chan、Sophia Chan、Hung X. L. 和LWH幫忙編輯,以及Listen Chen的敏銳評論。作者亦希望答謝R、JN及區龍宇持續對香港運動中右翼派別的批判;他們的洞見為本文提供了很多靈感。


根據香港大學的一項調查,在2000年代初期,有30%的香港居民認同自己的身份是「中國人」;如今,這數字已下降到僅得10%,而逾一半香港居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有許多人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變得鞏固,可以成為凝聚他們爭取解放和自決的力量。同時,拒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上升,也可能反映著針對內地人的仇外心理增長。

也許最極端的反內地人情緒和行為還未在香港成為主流,但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我們仍然看到針對內地人的騷擾甚至暴力襲擊,情況令人擔憂。這些攻擊絕非偶然:它是過去數年,右翼本土派有組織地煽動起來仇外情緒的結果。

本土主義思想本身是集合不同政治流派的意識形態趨勢,強調著本地利益,當中較具對抗性和依賴身份政治的派別,可以歸類為右翼本土派,他們普遍認為香港人本質上比內地人優越。在2014的傘運失敗後,很多香港人對和理非和公民抗命路線失去信心,右翼本土派亦隨之變得越來越普及。

本土派是一個籠統的說法,涵蓋著黃之鋒和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以至香港民族黨(現已被禁止運作)主張的香港獨立。但無可否認,近年一種明顯地排他和右傾的本土主義正在崛起。伴隨著右派的抬頭,就是對香港泛左(包括自由民主派,進步派和激進左派)的妖魔化,指責他們需要為雨傘運動的失敗負責。

隨著香港的經濟問題甫現和香港人的公民自由不斷被侵蝕,右翼本土派便將矛頭指向「入侵」香港的內地人,視他們為香港政治問題的主因。陳雲正是主張此論調的核心人物。

陳雲的反大陸主張造成的影響

陳雲在香港出生,父母是馬來西亞移民。他在德國修讀民族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並曾在民政事務局等政府部門任職,然後於2009年加入香港嶺南大學。2011年,他寫了一本暢銷書《香港城邦論》,成為新一代支持獨立的本土主義者的思想路線圖。

自從他的書問世以來,諸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自治行動、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和熱血公民等仇視內地人的組織開始出現在香港的政治領域。這些組織以陳雲的著作為基礎,公開譴責大陸人是香港經濟不景的根源,並將他們描繪成對香港本土文化的威脅。儘管這些組織的成員不多,他們對內地新移民的妖魔化卻接觸到甚至吸引著許多人。

《香港城邦論》充斥著類近於西方許多右翼運動論述的反移民觀點。其中一個例子是陳雲斥責新移民孕婦「湧港產子」、「挪用」香港的福利制度、佔用了應該預留給「本地」香港人的資源。但社區組織協會的數據顯示,只有百分之五的新移民獲得社會福利,而從事香港人不願擔當的低收入、厭惡性工作的新移民則佔有新移民人口的七成。

陳雲還認為內地人不斷「濫用」屬於香港人的資源,催生出一種防禦他們「侵襲」的香港族群意識,使香港「族群」有一套不同於甚至優於內地人的風俗文化。對陳雲來說,這是「香港人身份」的基礎,而內地人只有在願意融入而不「蠶食」香港的現代價值觀的情況下,才歡迎來到香港。1

不過,陳雲不把這套邏輯應用於從內地移民至港的權貴富,就像特朗普一邊宣揚反移民的排外言論,一邊擴大富人專享的投資移民簽證限額移民一樣。陳雲毫不忌諱地寫道:「我們是一樣歡迎富貴的大陸移民來香港的,香港應該歡迎他們將財產和資金轉來香港的。」 2

陳雲亦批評讓內地人以家庭團聚為由來港定居,每日有150個配額的單程證計劃。他認為要阻止內地人移民來港,香港必須從中央政府收回大陸移民配額的審批權,甚至主張新移民需要經過港府甄選才可取得居留權。單程證計劃的確反映著內地有關人口移徙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但陳雲反對此計劃卻是出於仇外心理和階級歧視,僅提出香港人應有權設定該計劃的細節,卻不處理導致內地人移民來港背後的因素。

陳雲利用香港人對經濟前景惡化的憂慮,指責大陸移民拖累經濟。他主張採取針對內地新移民的排外政策,結果就是轉移我們對香港經濟問題和不公的罪魁禍首的關注,為李嘉誠等富豪和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們開脫。

香港:給富人和菁英的城邦?

為了讓「真正的中國性」得以復興,陳雲在《香港城邦論II──光復本土》中定性香港為概念模糊的「華夏遺民」文化遺產的繼承者。3 得此結論,是因為香港「保存了中華風俗、正體漢字和粵語漢音」,與傳統中國價值觀更加契合。

但對陳雲來說,但靠華夏文化遺產不足以讓香港成為城邦。相反,他認為香港文化和經濟上的成功是歸功於華夏和英國文化價值的獨特結合,這種結合正體現在英屬香港時期的龍獅旗上。

陳雲認為香港可以參考古典和近現代的歐洲的一些政制,自立為「城邦」。這意味著香港必須是「自治體」,但同時依附通常是帝國的「主權體制」以獲取軍事保護,外交領導和商貿安排,體現出華夏和英國價值的融合。 4

陳雲認為城邦的市民「必須精於協議,與外地結盟,服膺誠信及法治,始可以取信於天下」。5 根據陳雲的敘述,英殖政府為了建立香港成為一個穩定的商埠,扶植本地買辦勢力及鄉村紳士管治香港,令香港成為有「現代化動力」,能夠長存不息的強大城邦。但隨著英國撤出香港,陳雲認為香港有必要依附美帝,以獲得抵禦中國侵略的能力。他甚至認為香港城邦可以帶領華夏民族「安邦、定國、平天下」:前提是香港必須捍衛自己免受大陸的「落後」封建價值觀侵害。

然而,對於城邦絕非保障所有人的權利的民主社會這個歷史事實,陳雲卻避而不談。歷史上,城邦能夠運作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統治者和參政的商人受軍國力量保護,得以大幅剝削的廉價勞動力或奴隸。只有貼近權力的貴族階級才被賦予民主權利和允許參加公民討論。換句話說,這些有權利的公民能夠存在,是建基於一個非公民的低下層級的存在。

同樣,陳雲沒有解釋英國殖民香港時,如何透過重組香港的經濟來創造出一小撮由白人和華人組成的精英階層,同時又保留了龐大的工人階級基礎。他的分析不僅掩蓋了這些精英階層如何積極參與加劇香港社會不平等的進程,更嘗試說服新一代面對就業不穩、經濟不景的年青人相信他們也可以享有同樣的經濟特權。換句話說,陳雲這種論述形塑著香港許多中下階示威者信奉的本土派說法:因為「香港人身份」,與內地同胞和勞動階層相比,他們與李嘉誠這樣的大亨有更多的共通點。

與陳雲的看法相反,香港許多重要的社會保障政策並非來自「西方文明價值觀」。相反,它們是工人階級與殖民統治者堅決爭去出來的成果。1951年東頭大火後,學生和租戶群起抗議殖民地政府拒絕為華人提供的災後援助便是一例;東頭大火是1950年代多次徙置區火災之一,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1953年石硤尾大火。6 這些工人階級的鬥爭,包括後來的1967年騷亂,最終迫使殖民政府實施一系列安撫居民的政策,例如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目標是在十年內建在足夠的公共房屋單位給一百八十萬居民。廉政公署的成立也是有賴行動者就皇家香港警察總警司葛柏貪污受賄而發動的抗議才能促成。

陳雲專注談及民族主義而忽略階級分析,使內地人成了香港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的代罪羔羊。事實上,隨著香港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越來越多人在零散、不穩定的工作之間徘徊,亦難以置業安居。陳雲的論述正好吸引了這一群人,而他們剛好就是他的本地派支持者的主要來源。7 這群人不把香港的社會矛盾歸咎有錢人,而是擁護陳雲筆下,擁有社會優勢的「香港人身份」,儘管根據物質現實來說,真正擁有這些優勢的人少之又少──他們的具體處境甚至更接近於被陳雲排斥和妖魔化的內地人。

當然,也有一些抗爭者認識到香港的問題不止於中共對公民自由的侵犯。某 Telegram 頻道上最近流行的一則匿名帖子正好說明這一點:

「[香港]五分一的人口,生活在三餐不繼的生活,有些靠領綜援維生,有些住在劏房,有些是無業遊民生命沒有目標……香港堅尼系數全球最高,貧富懸殊最嚴重,全球樓價最高……香港的確是天堂,是有錢人的天堂,是其他人的地獄。」

香港人其實已經生活在陳雲夢想的「華夏/西方完美結合」的慘淡現實中:一個充滿矛盾的城市,對西方價值的嚮往掩蓋了其自身經濟的持續衰退。

削弱國際連結的可能

陳雲相信香港需要西方的救世主,這種取態已經深入反送中運動的不少派別之中。譬如說,有不少右傾的本土派抗爭者多次揮舞著美國旗參與示威活動,呼籲西方干預,(不過中外媒體均過分強調這種現象的普及程度)。這不是世界各地的許多行動者樂見的情況;他們認為因為美國魯莽而自私的外交政策而受害的人民已經不計其數,香港向美國求助只會令世界各地其他群眾運動對支持香港的抗爭卻步,窒礙相互團結的發生。

右翼本土派主張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鼓吹民族主義、遊說美國制裁──其實在香港與其他地方的抗爭之間造成了隔閡。譬如說,香港自治行動等右傾組織領導著一些抗爭者尋求像 Marco Rubio 這種政客襄助,在許多行動者的眼中,與找一個趨炎附勢、鼓動軍事衝突、支持沙特阿拉伯政權侵略也門和伊拉克戰爭,導致無數平民喪生的人幫忙無異。實際上,美國侵犯人權,在別國支持軍事政變、扶植專制政權,破壞民主發展早有前科,而這些行為都是搖著「自由」的旗幟進行的。

這就是不少行動者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抱有保留的原因。《人權法》通過也許象徵著美國表面上支持香港,但美國的政治精英並非真正關心香港人的利益。就像以前的英國一樣,美國干預他國政治的歷史充分顯出美國的善變、背叛和對人權的蔑視。美國去年撤銷對西庫德斯坦(Rojava)對抗敘利亞極權的民主自治政府的支持,以及在1960年代協助印尼的蘇哈圖政府謀殺了超過一百萬個政敵便可見一斑。

此外,右傾本土派反華和親美的立場,將抗爭簡化成中共威權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之間的二元較量,並將香港的民主運動浪漫化成公民社會對抗中共的最後橋頭堡。

最受陳雲的論述影響的,也許就是香港人與內地的工人階級的連結。長期參與勞工運動的區龍宇早期曾如此批評陳雲:「我們不僅在爭取香港人的民主權利,也在支持大陸人民的民主權利。要與中國工人階級建立聯盟並不容易,但是這種策略比把他們當成敵人要聰明得多。」

像香港的抗爭者一樣,內地的工人也在組織群眾反對地方政府和無數工廠的殘酷工作條件方面富有經驗。僅在2018年,《中國勞工通訊》就記錄了超過1700次與勞工有關的抗議行動。當陳雲和他那些揮舞著美國國旗的粉絲在社交媒體上崇拜香港的白人殖民者時,中國文樓鎮的人民正在向警察投射爆竹,以抗議當地的一項火葬場建築項目。

沒有人比中共更清楚,香港若與大陸工人團結起來,有改變一切的潛力。如果香港的抗爭能與內地勞工運動連結在一起,它可以像野火一樣蔓延,威脅中共政權。這恰好解釋為何北京那麼在意要在內地透過官媒醜化香港的示威活動。

重思本土主義中的「本土」

陳雲的著作在這場運動中引發出危險的右翼傾向。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仇視內地人的情緒變得越來越嚴重,陳雲的排他主張得以醞釀,甚至被主流採納。但要建立一個可持續且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運動,香港人必須挑戰陳雲那種依賴排斥他者的身份政治。

其中一種切入的方法就是連結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和他們的運動,譬如是「師奶」和移民家庭傭工抗衡性別分工制度和爭取無障礙社會的運動。印尼移工Yuli Riswati因為以公民記者身份紀錄反送中運動而被驅逐出境後,引發的一連串聲援邊緣化社群的行動就是一例。

運動近月嘗試從組織勞工和租成工會凝聚力量,是另一個強調超越種族界限的團結的例子。在民主派的職工盟和勞工組等較小的左翼團體的協助下,來自多於70多個不同行業的工人組成了新工會,標誌著香港近年規模最大的工人組織嘗試。

如果香港的抗爭者希望從根本上變革社會,使其更加公平和民主,他們必須構想出一個不只讓那些合乎「香港人」這個狹窄身份的人得益,而是讓香港社會上每個人的利益也被照顧的制度。也許這樣,我們便可以重新定義「本土」為確保香港裡所有的人均享有政治和經濟權利這個概念,令陳雲那套排他的論述再無立足之地。

文/ Promise Li
譯/ 宁镇九 (Ning Zhenjiu)

註腳

[1] 陳雲,《香港城邦論》 (香港: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150

[2] Ibid., 158.

[3] 「華夏」是一個歷史術語,指漢族人的民族文化根源,亦指真正的中華文化。

[4] Ibid., 67.

[5] Ibid.

[6] 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76-77.

[7] 這點必須歸功於Listen Chen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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