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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代的政治:在喬治·弗洛伊德命案後重塑亞非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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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spf.pdf/流傘

編按:此文原發布於由亞裔美國學者、藝術家、社會運動家和社群組織者等組成的「非邊緣」(Unmargin)網站。作者Yuichiro Onishi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的非裔美國與非洲研究系和亞裔美國研究項目。通過分析美國的種族階層、回憶歷史上亞裔美國政治文化的形成、以及列舉近年來亞非裔社會運動的成果,作者呼籲我們以去軍事化為目標重塑亞非團結(Afro-Asian Solidarity)。


2020年5月25日,全世界在旁觀者紀錄的影像中目睹了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在南明尼阿波利斯被殘忍殺害的經過。兩位被鏡頭捕捉到的警官分別是白人德里克 · 肖萬(Derek Chauvin)和亞裔美國人杜淘 (Tou Thao)。 杜淘是一名苗族裔美國人。

隨後我們得知 J · 亞歷山大 · 金 (J. Alexander Kueng)和托馬斯 · 莱恩 (Thomas Lane) 兩名警官也涉入其中。當肖萬將雙手被銬的喬治·弗洛伊德面朝下按壓在地、跪壓他的脖頸致死時,另外三人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去阻止。肖萬現已被收押並指控謀殺。其餘三人也因協助及唆使謀殺被一併控訴。近年來,我們更爲頻繁地成為這類場景的觀衆──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女在國家批准的殺戮中被免受懲罰的警察槍殺。

亞裔美國人知道亞裔亦有份參與弗洛伊德的被害當中。與許多人一樣,我們感到憤怒。很多人走上街頭,日復一日地與眾人一起為弗洛伊德爭取正義。隨著反亞仇恨情緒的上升以及新冠病毒被冠以「中國病毒」惡名後造成的排外主義,我們在政治上變得主動。在明尼蘇達,亞裔美國人展示出強大的力量,為黑人的生命採取行動。然而,說出像布倫娜 · 泰勒 (Breonna Taylor)、阿默德 · 亞伯瑞 (Ahmaud Arbery),以及現在喬治 · 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這樣的名字,呈現的是另一種維度的挑戰。就國家批准的暴力下形成的生活、生計、生命結果以及政治觀點而言,我們認識到種族經驗的多樣性和差異性。

1992年的洛杉磯起義凸顯了亞裔美國人與國家暴力之間的複雜關係。1992年四月下旬,對羅德尼 · 金 (Rodney King) 施暴的警官被宣告無罪釋放,怒火點燃了整座洛城。暴動由南部開始向北蔓延。韓國城 (Koreatown) 遭到嚴重打擊;店舖和建築被摧毀的時候,警察卻不見蹤影。韓裔美國人只能自我防禦,部分人拿起了武器。媒體報導對黑人與韓裔之間的衝突抓住不放,並套用已有的對亞裔美國人、黑人以及拉美裔的刻板印象。亞裔美國人扮演了無辜成為暴亂和搶劫目標的「模範少數族裔」角色。種族等級制度擅長製造善惡對立的道德劇。正如 Claire Jean Kim所說,亞裔美國人在白人支配黑人的種族制度之中被三角化 (triangulated),成為了徘徊在政治共同體與法律保護之外的永遠的異鄉人。

同時,這種三角化掩蓋了人們日常經歷中的暴力、苦難和悲痛,從而否認這其中的不安和不確定感。需要明確的是,洛杉磯的黑人與韓裔美國人之間的矛盾在一個特殊的契機下激化了。這座城市正處於各種變化交匯的陣痛之中──大規模定罪、被快速侵蝕的國家福利、步向私有化、金融化和放寬管制的全球政治經濟重組,都對已飽受種族制度侵害的少數族裔造成了不均衡的影響。1990年代初,高度化的種族隔離成為了城市生活的常態。伴隨著個人選擇、個人自由、個人責任等話語,白人向郊區的遷移進一步擴大了種族間的財富差距。在1980年代持續上升的亞洲和拉美移民以及東南亞的難民人口,不出意料地讓緊縮政策下的城市成為了種族大戲的舞台。

另一方面,在韓裔女店主斗順子 (Soon Ja Du) 殺死15歲的黑人女孩拉塔莎 · 哈林斯 (Latasha Harlins)後,群體認同變得異常僵化。1991年3月16日,哈林斯在店內被斗順子射中後腦,當場死亡。這一案件與警察毆打羅德尼·金發生在同一時期,而兩者都被影像紀錄並廣泛傳播。兩場案件密不可分,也無疑構成了媒體對韓裔和非裔衝突的論述。最終,斗順子免於牢獄的刑罰。主審法官喬伊斯 · 卡林(Joyce Karlin)的最終判決是沈重的一擊:五年緩刑、400小時社區服務以及500美金的罰款。這一判決發生在羅德尼·金案中的四名警官被無罪釋放的一週前。與此同時,在暴亂之後,韓裔美國人走上街頭聲討警方對公民保護的不力。他們的行動回溯着黑人要求賠款的歷史鬥爭傳統。在美國,對正義的訴求從來都是沿着種族斷層線 (racial fault line) 來呈現的。

另一複雜且備受爭議的事件距離現在更近。受到高度關注的紐約布魯克林警方暴力事件中,阿凱 · 格里 (Akai Gurley) 於2014年11月24日被華裔警官梁彼德 (Peter Liang) 殺害。梁隨後被起訴並定罪。許多大城市的華裔美國人在2015年至16年為梁遊行示威。他們將他看作又一個替罪羊,並聲稱在以往所有警方殺人案件中,白人警官都被豁免。他們認為梁應該獲得與白人同等的待遇,而不是被差別對待。與其他人一起為格里聲討正義的亞裔,亦因此與梁的支持者產生了衝突。

種族等級在這裡同樣至關重要。這樣的分裂清晰地展現了亞裔美國人種族經驗的兩種主要模式:一些人擁護不看膚色的功績主義(colorblind meritocracy)並慶賀物質上的成功。換言之,他們堅信美國夢。然而,也有人與結構性以及制度性的種族主義做抗爭。他們清楚了解把亞裔美國人當作「模範少數族裔」的認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被種族化的窮人會被視爲「不良少數族裔」而受到指責、管教、治安管轄,以及警政 (policing) 。亞裔面對的如貧困、教育差距以及日常遭受的種族歧視和犯罪化等殘酷現實,也會因此被掩藏。

在現有的等級和剝削關係之中,亞裔美國人與對黑人男女造成極大影響的國家暴力以複雜的方式連結在一起。基於這樣的現實,我們需要更好地打磨屬於我們時代的政治。

一如既往,歷史是我們的指引。在1968年,即越南戰爭的高峰期,亞裔社會運動家徹底地領會到構建新政治的迫切需要。他們的政治運動圍繞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軍事主義展開。為運動構建「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 這樣的術語本身就是一種抗爭手段。通過政治性的組織動員、行動及教育,他們有意識地反擊了「東方人」(Oriental) 這一種族主義的稱謂。這是範式的轉移。

值得記住的是,河內山百合(Yuri Kochiyama) 與陳玉平 (Grace Lee Boggs) 這兩位在亞裔運動史──尤其是亞非團結運動(她們都積極參與了黑人解放運動)──中標誌性的人物也逐漸向「亞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轉移。而他們絕不是出於對身份或傳統的興趣而這麼做。通過进入「亞裔美國人行動」(紐約的Asian Americans for Action)和「亞洲政治聯盟」(底特律的Asian Political Alliance)這樣的組織所創建的運動空間,她們從反帝國主義和反戰的抵抗潮流中,發展出了亞裔美國人所特有的政治理念。

對他們來說,政治不是靜止的,而是充滿对抗性和具體情境的,在危機的時刻會動態燃爆。「亞裔美國人」這一政治類別的誕生很好地展示了政治是如何運作的。

在當下警政危機導致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生命攸關)運動脈絡中,我們可以開拓怎樣的政治?2014年麥克爾 · 布朗 (Mike Brown) 在弗格森被槍殺後,示威的浪潮蔓延全國,無數亞裔美國人與「黑人生命攸關」聯合。我們指出了自己社群和家庭中的反黑種族主義以及對警力和枷鎖國度 (carceral state) 的服從。我們也明確地反抗了「模範少數族裔」的話語。然而,有一些努力是笨拙的,尤其是「為黑人生命致信」(Letters for Black Lives),一個致以「爸爸媽媽、叔叔阿姨、爺爺奶奶、公公婆婆、家人們」的多語言公開信運動。這樣的努力遺憾地與亞美研究,尤其是創建了這一領域的運動文化背道而馳,而將「亞裔美國人」的概念固定在了現有的種族等級之中。

然而,遠在「舉起手來,不要開槍」(Hands up, Don’t Shoot) 以及「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 成為當代與警政國家抗爭的試金石之前,便已參與抵抗國家暴力的亞裔社會運動家,其政治立場卻被大大地忽視。這些運動家的行動一貫遵循兩點認識:(1)警政是國家權力懲罰與恐嚇作用的一部份,並常規地運用在被標記為威脅和敵人的群體身上。(2)批判性的干預需將曝光軍事化作為中心問題。這就是我們時代的政治的出發點。

從更深層的哲學角度來說,警力製造出Charles W. Mills所說的「分化社會本體論」(partitioned social ontology),即將人類生命基於價值劃分為人格與次人格。被支配的群體得不到作為人所必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警政正是生產種族秩序的典範。這一權力經由歷史而發展純熟──掠奪原住民、奴隸制、吉姆克勞 (Jim Crow) 種族隔離法、剝削和驅逐墨西哥與亞洲勞工,以及無數在美國內陸及海外為了保護財產(盜取的土地和種族暴力帶來的財富)而發動的帝國戰爭。這就是Nikhil Pal Singh所說的「警力的白人性」(the whiteness of police) 的意味。據他解釋,白人性「由對財產的治理及與無產群體的關係中產生,而後者沒有可計算的利益,也因此被想像為藐視財產秩序的潛在罪犯」。

舉例來說,「東方佬」(gook)一詞就是寄存在「警力的白人性」之中的。正如David Roediger所展現,這個詞聯繫到越南戰爭中的屠殺的同時也被作為敵人的同義詞使用,與美國上世紀歷史中的種族製造、帝國的傲慢,以及軍事主義密切交織。每當美國展開戰事、掠奪資源並建立軍事據點(無論是菲律賓、海地、中美洲、夏威夷,還是韓國)、管理並警政全球廣袤地域的市場、土地和人民,這一抹殺靈魂的醜惡字眼都會就地生長。

正在進行中的反恐戰爭也助長了全球範圍內的警政勢力。對敵方作戰人員的虐待及無限期囚禁備受關注,空中戰事(尤其是無人機轟炸)也擴大化了。無數國內的反恐計畫在美國和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生根,將種族歸納(profiling,又譯種族貌相判定)和監視制度化。穆斯林、锡克教徒、阿拉伯裔,以及南亞裔被質疑,「伊斯蘭是威脅」和「穆斯林是恐怖份子」這樣的觀念也被常態化而成為主流。在排外主義的影響下,政治及社會生活的環境變得極度惡劣。

但種族主義暴力的歷史以及當下的軍事化沒有被亞裔美國運動家們所遺忘,而是他們的首要政治意識。2006至2009年,他們為回應在明尼阿波利斯北部被傑森·安德森(Jason Andersen)警官殺害的19歲苗族裔美國人李方(Fong Lee,音譯)而凝聚在一起。事實上在過去的四十年中,警政變得愈加致命。很多文件記載了國內的警政與在海外(如越南)的低強度戰事以及綏靖政策之間的關聯。在《石英之城》(City of Quartz)中,麥克 · 戴維斯(Mike Davis)討論了軍事化的洛杉磯警局文化的出現,及其如何被市官員和本身是退伍軍人的高級警官所成功塑造。通過將「此地的越南」和海外的越南連結,他明確地指出美國在東南亞的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大屠殺和恐怖統治,在80年代的反黑幫戰爭中找到了新的表達。

為紀念李方和他的家人以及「為李方求正義」(Justice for Fong Lee)委員會,丕寶(Bao Phi)創作的詩《8(9)》有力地捕捉了在種族秩序生產、軍事主義、國家暴力,和結構性支配的歷史中誕生的美國警政。詩的標題意指安德森警官射出的九發子彈,其中八發穿入了被標記為「黑幫成員」的李方的身體,還有一發射偏。

詩的第八節──即最後一發擊中他的子彈──尤其令人回想起苗族裔逃離迫害並被捲入多個戰事的歷史。例如,他們因參與中央情報局在越戰中組織的秘密軍事行動,而被越南和老撾的士兵視為仇敵。1975年4月美國戰敗後,巴特寮(Pathet Lao)勢力迅速展開對苗族人的種族清洗活動。「帶槍的男人」(men with guns) 這一疊句突出了他們定居美國之前和之後的生活中都面臨的軍事化 (其中許多人成爲了明尼蘇達的難民)。通過這樣的框架,丕寶賦予這首詩在「為李方求正義」運動中的去軍事化的精神。從很多方面來看,這一運動文化預演了當代最鋒銳的亞裔美國激進主義。

在喬治·弗洛伊德命案後,明尼阿波利斯如今成為了解散警察運動的領軍者。亞非團結在這其中起到了作用,而加固亞非團結也和從前一樣重要且急迫。然而這一政治計畫不能重複過去,也不能僅僅始於並止於對反黑種族主義的批判。為了重塑亞裔美國人對黑人抗爭的認同,我們需要喚起自己的經歷和記憶──戰爭、軍事主義、侵略、(美國或他國)對亞洲和東南亞的佔領。抑或是在美國與世界別處的被排斥、關押、邊境審問的經歷,以及以往至今的強制驅逐、遷移、監控和監禁記憶。

亞非團結一定會被重新塑造。李方的母親汪友娃(Youa Vang,音譯)在聖保羅(明尼蘇達州府)為喬治·弗洛伊德求正義集會上講話時向我們展示了如何記住李方的名字。回憶起李方被國家暴力奪取生命後為他爭取正義的日子,她用苗語對人們說:「這是我和方一起看到的。黑人一直和我們在一起,從早到晚。無論何時我們有什麼需要,他們都在。不管是白天,晚上,甚至是凌晨一點鐘。」這是一段對亞裔與非裔共同組織防禦運動的描述,而不是一種亞非團結的表達。她的發言體現了人們願意盡一切努力去捍衛烈士、以至囚犯及所有在警政國家和軍事化文化中的受難者的生命和人權。她的發言同時也體現了將犧牲者的生命和人權視為與自身一體來對抗暴力的集體迫切性。詹姆斯·鮑德溫 (James Baldwin) 在著名的「致我的姐妹安吉拉·戴维斯 (Angela Davis)的公開信」結尾寫道:「如果早上他們帶走了你,晚上就會輪到我們」。這是為了所有註定被國家掠奪性的武力所鎮壓的人,而集結在一起共同抗爭的集體防禦。

我們正處在一個至關緊要的新興時刻。我們時代的政治是以去軍事化為目標而重塑亞非團結。其重要性體現在種種爲軍事化的城市和亞太地區美軍的「基地帝國」爭取和平、正義和真正的安全而進行的抗爭。為喬治·弗洛伊德求正義的思考,正是連結過去與現在的曲線抗爭。

文/ Yuichiro Onishi
譯/ FL, 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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