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提出的一些概念

秦晖。中国农民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较早关注和研究南非现代化改革的中国学者。长期关注当代农民问题，是取消农业税的重要倡导者，其关于“黄宗羲定律”的总结引起了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注意，是促使胡温政府取消农业税的缘起之一。在九十年代私有化国企改革时，较早反对以“权抢钱，钱买权”“掌勺者私管大锅饭”的官僚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

1、“低人权优势”

低人权、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低人权的发展模式要想取得成效，条件之一就是对外开放。全球化的内涵很丰富，通常说的只是市场全球化，而不是人权全球化。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常见发展模式，就是资本从高人权（发达国家）向低人权之地（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商品的转移方向反之。

“昂纳克寓言”。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0805.html

用东德（社会主义）和西德（资本主义）寓言改开后的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西德按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来，很可能避免被东德吞并的结局。

“如果出现上述状况，那确实是东德吞掉西德，可这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把自由资本主义给打败了，当然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把自由主义打败了，而是血汗工厂把福利国家打败了，野蛮资本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给打败了。”

2、“尺蠖效应”

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派”的扩权和“右派”的卸责都是偏向于政府，就如同尺蠖的“伸长”和“缩短”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伸长的方向）前进。

3、“共同的底线”：既要增加福利（左派），也要增加自由（右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主义之争

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对今天的中国并不重要。对两者的选择，实质上在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这两种主义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仅在于其体现了人类道德的美感，更在于它们迎合了人性的不完美。依赖保护而愿意交出一部分自由的人，成了左派（社会主义）的选民，重视自由而愿意少一些保护的人，成了右派（自由主义）的选民。“主义的终结”不在理论中，而在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之中。

4、不相信任何决定论

“研究历史多年的一个心得，就是不再相信任何决定论。既不相信普世性的决定论（任何民族都必然会走向民主），也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仍然相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但那就是个价值判断，就是相对比较好的和不好的。”

5、“权责对应”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权责对应”

左派的主张：反对自由放任，支持政府掌握一定权力，主张对政府问责，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提供服务。（共产党是一个左派政党，强调大共同体，把人们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其中就包括解放女性-妇女平权）

右派的主张：反对福利国家，支持公民享有更多自由和权利，主张对政府限权。（个体）

全权国家：权力不受限→自由少；责任不可追→福利少（医疗、住房、教育问题）

“负福利国家”：指中国。福利保障的顺序是从权力大的保障到权力小的，“福利”本身增加了基尼系数。名为“福利”，实则是强势者的特权，结果上增加了不平等。

6、“黄宗羲定律”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为减轻、规范农民的赋税而推出的合并赋税类新政策，仅在初期起一定作用，因为市场平衡机制被扰动，随后便无法抑止层出不绝的各类新税；而后代王朝，往往因为某些时候缺钱，在前代的基础上再度合并赋税，导致不同名目的赋税被反复叠加征收，最终反而变本加厉地加重农民负担。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田制》将此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7、“关中模式”与“太湖模式”

问题意识：国企把想甩锅的产业让民企来做，民企虽然短期内可以靠政策赚钱，但政策一变，又成为牺牲品。实质上，还是靠权势赚钱。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是脆弱的“小农”。因此，改开后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前近代社会模式。（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

参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没有权势不可能成为地主,反过来,有了权势未必要成为地主,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盘剥、欺压平民来获得利益,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土地经营。关中地主少且小,恶势力多且大,半数的恶势力又不是地主,这是导致关中无地主、无租佃,是一个自耕农为主体的原因,其真相距离田园诗何其远也!

由于恶势力的存在,普通民众的财产缺乏合法、有效的保护,因此无权者无法进行积累,有权者因随时可以剥夺平民的财产也不需要进行积累,秦晖写道:“这就使得关中地区弥漫着一种积累欲贫乏而消费欲高涨,竞争意识淡漠而身份意识强烈,人人都在等级壁垒中混日子的文化氛围”。

个人对于共同体的依附才是马克思封建社会观的核心。而“关中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者(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扩而大之，中国封建社会就家国一体的大共同体，无论“关中模式”还是“太湖模式”，盛行的都是“权力剥削”。如果不能遏制住“权力强制”这匹野马的肆虐，如果不在消除人身依附和共同体束缚上下工夫，则反封建的任务显然无法完成。因此，当今改革的根本目标或曰正确方向，就是从马克思所说的破除自然经济下“人的依赖关系”入手，经由发达商品经济下“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之独立性这个环节，最后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大、小共同体本位”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0968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8、“问题殖民”等

首先，秦教授首先区分了“文化殖民”与“问题殖民”。在他看来，由于文化的差异只能从某种给予价值偏好的公共选择的结果中看出来（比如一人投一票的情况下，瑞典人投出了一个福利国家，美国人投出了一个自由国家，偏爱小政府；而中国人是没有公平的投票权的，不能揣测民意，不然就是强奸民意了），一味呼唤“文化殖民”会遮蔽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当下中国最紧迫其实是“问题殖民”，即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其次，他提出了“今日中国人是否比今日美国人更能理解杰弗逊”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在他看来，当下中国与杰弗逊时代之美国的相似性可以让我们避免出现美国学术界的尴尬：左右派为争论杰弗逊究竟是“左派之父”还是“右派之父”而争论不休。在政治领域，今日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实现权责对应，而今日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权责对应的前提下选择大政府抑或是小政府。他运用“左公右婆”和“左佣右佃”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不同社会结构当中存在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素上的相似性不能遮蔽问题前提的差异性。

再次，秦教授分析了我国经济学界左右两翼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他认为，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其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最后，他又以“中产阶级”为例对中国学界的“问题误置”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按照欧洲历史进程而言，middle class指的是相对于欧洲过去中世纪两大阶层（农奴和农奴主）而言的一种中间等级；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央集权，存在着“上是皇帝、下是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讲，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

9、“实践自由”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038-2.html。特别是p4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自由主义需要圣徒

10、“宗法农民”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04.html

11、“秦制”与“周制”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4256.html

12、“雅典（罗马）式道路”与“马其顿式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