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celot

商業和社會問題的跨界合作推動者,中文系背景的「野生」人類學研究員。關注科技、藝術以及人的 well-being.

2019年的末尾,說故事和聽故事的必要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為我度過的每一年選一個最能代表我的心情的詞語或短句。這個習慣始於2016年的感恩節,我給和我一起工作的所有夥伴寫了一張卡片,引用了林奕華的《梁祝》裡的一句歌詞:謝謝你來

2017年的時候,剛看完林奕華的另一部戲《心之偵探》的那個夜晚,和一群朋友踏著地鐵已經收工的花城廣場,看著逐漸熄滅的廣州塔和逐漸明亮起來的星星,我忽然想起林奕華在一篇關於《紅樓夢 What is Sex》的文章裡寫下的一個詞:真是難得。如果這一年要有一個我自己的年度關鍵字,難道不就是「真是難得」嗎?在這樣一個每天的頭條都是關於創業、獨角獸和上億投資的年歲,做著一份沒辦法跟身邊的親友解釋清楚(但完全合法)的、創新的工作,身邊竟也有一班和我一樣不想被房子、車子、位子、存摺子標定我們在社會上的位置的人一起堅持這麼數年,真是難得。

從那以後,我每年都會期待,我會遇上什麼樣的關鍵字。不是像每年的年度色那樣由某個權威決定,也不是像報章雜誌那樣徵集評選,而是「遇上」,遇上一個,像一把通向這一年的所有故事和景況的鑰匙那樣的詞語。

而我在2019年的末尾,遇到的詞語正是「故事」。

四月的時候,我在工作中認識了合作方的其中一個成員,是一位曾經在新加坡求學、工作十多年的女孩。我還記得,我們在陝西的一個以旅遊振興起來的小村子裡,剛剛開完會,到辦公室附近的飲料店裡繼續未完的話題。不知道聊到甚麼的時候,她說,「我之前在新加坡唸書」。我說,「噢?那你了解離散華人這個話題嗎?我大學的時候,經過三藩市、洛杉磯和檳城的時候,都會特地到那裡的唐人街去觀察,尤其是到書店裡去。」原本艱難推進的討論,忽然像決堤似的一發不可收拾起來(並且河也改道了,苦笑)。我們一直聊一直聊,從新加坡的華人生活、華文教育,到李光耀的生平和政策,再到在不同時代移民到新加坡的人們和他們的家鄉,再到文學,最後推廣到了今天世界上幾個不同的華人社會⋯⋯我們彷彿是從方向相反的兩個端點出發,在某一個中間點匯合的兩個人。女孩基本上沒讀過和這些有關的書,人類學的書、社會學的書、政治哲學的書、小說、詩歌、筆記⋯⋯幾乎為零,但她有超級豐富的親身經歷,和對事情本質的某種直覺。而我,則是一個幾乎活在二手經驗裡的人,沒有甚麼機會去親身體驗這麼長時間的異國生活,我更多是從小說、電影、詩歌、音樂裡經驗這個世界的。當我們聊開,那種感覺就像是來到第一次來到某個陌生部落的人類學者,遇到了「關係人」,那個能把他/她帶進異質文明的精神世界裡去的人;又像是一直相互印證——她的故事找到了理解,我的二手經驗找到了印證。

女孩給我講了很多很多故事,出現在故事裡的,有中國留學生、土生華人、菲傭和印傭,還有富二代/三代,她用一種談論自己的鄰居的口吻,聊這些在新聞和社交網絡裡或顯赫,或被埋藏,或被放大,或被邊緣化,又或者根本不會出現的人。在她的世界裡,這些人都有一席之地。然而在更多人的世界裡,卻並非如此。

我以前也有提到,從反修例開始演變到今天的逆權運動,不僅揭露了香港社會的撕裂。香港人會被「黃」、「藍」、「和」、「勇」來區分,每個字又帶上各種標籤;美國也有族群、國家、性別、信仰之間的對立,爭奪著「政治正確」的旗號;中國大陸則充斥著大量更個人化的撕裂,諸如「中國人」和「西方那一套」的對立,「鳳凰男」、「媽寶男」和「現代獨立女性」之間的對立,二次元和現充之間的對立,追星女孩和虎撲男孩,「easy girl」和黑人⋯⋯不知幾時開始,所有的議題,無論是社會還是經濟問題,在中國都被壓縮到了個人的場域,我們在談論每個議題之前,都要先創造一堆人設(而不是分解問題本身),把對方套入這些人設裡去做論斷,如果你這個人「惡臭」,那麼不好意思,你說的任何東西我都不會聽的。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其實有著同樣的結構,而我們每天生活的焦慮,有很大一部分源自於隨時有「換位」的可能。

這是一種個人很難抵抗的「殘酷的現實」,但也可以不是唯一的現實。在過去一年,我養成了讀人類學家寫的書來「療傷」的習慣。在麥高登教授的重慶大廈廣州小北裡,體驗離家三千公里的非洲小商販們的生活和愛情;在項飆教授的書裡,看80年代到北京生活的浙江人如何建立起自給自足的非正式社區⋯⋯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人類學家劉斐玟關於「女書」的研究

在湖南江永縣,數百年來有一種只在女性之中流傳的「女書」文字。她們把這些文字,寫在出嫁的絹帛,編成歌曲,將那些無人聆聽的,女性人生中那些無法避免的坎坷和對彼此的支持全部融入其中。在一段訪談裡,劉斐玟說了這樣一個故事:

1993 年,我結束我的第一次江永田野,沒兩年,何豔新的丈夫住院。在醫院,生死只是一瞬,她想到老伴隨時會離世、家裡沒錢供孩子讀書,又再憶起自己一生孤苦,悲從中來,終於拿起紙筆寫女書。她一邊寫一邊掉淚,鄰床的家屬也跟著哭,何豔新說:
「農村婦女就是這樣,別人難過我們就陪她掉淚,讓你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
這就是女書對她們的意義。當人生遇到苦難,她們藉著女書傾訴、悲嘆,說自己的苦,也說別人的苦,互相陪伴度過。能說出來就是好的。那些痛苦經過創作、釋放、被聆聽,會轉化成另一種情感能量。除了苦,還有自己掙扎走過的那份價值感。
女書提供了一個場域,讓這些婦女能在困境中找到生命力量,這是女書很珍貴的價值。

女書的力量,也是講故事和聽故事的力量,是透過故事分享彼此生命,獲得跨越那些依靠武力和權力乃至巧力也無法跨越的,人心的壁壘的力量,重新把那些被標籤和各種話語體系分割的個人連接起來。

我覺得這個2019年揭示給我的,是在下一個十年裡,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至少是同等需要)創作(講)和閱讀(聽)更多好故事。如果我們已經失去了讀小說的能力(沒錯,讀小說是需要能力的),那就去讀民族誌吧,這是讓我們恢復人性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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