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九]法律何所為？香港何所為？

香港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至今，意見分殊，爭持激烈，甚至演變成議會肢體衝突，以及大國之間的權力政治。

國際社會紛紛高調反對修例：上周，歐盟正式向香港政府發出「外交照會」，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亦向特首發出國會聯署信，要求修訂逃犯條例。至於中港領導，繼續將民間抗議和國際關注升級歸咎於泛民人士到外國唱衰香港，引來外部勢力介入；又向各界曉以民族大義，視修訂為維護管治權、抵抗外國勢力的對決；自視為愛國愛港的陣營旋即配合成立大聯盟支持修例，爭取民意。

其實，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豈會如斯受到國際社會注視？正因香港司法制度不是中國政法制度，兩者差異，造就香港的經濟優勢，否則榮登律政司的國際仲裁專家，就會鼓勵內資外資信任國內政法制度，留在國內處理相關的商業爭議。

修訂爭議有兩個關鍵問題，始終需要疏理。第一是「法律何所為」。中央和香港政府大員的言行，愈來愈令人感覺到，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為政治需要服務。她們支持修例的理由，已經上升到特區—或者是特首—管治威信的問題。儘管特首重申修例是為了台灣殺人案，但台方多番表明修訂只會令當局更抗拒引渡殺人案疑犯；加上中聯辦和中央官員多番力挺，給社會大眾的印象，就遠超尋求殺人案件的司法公義。官員和親中陣營強調外部勢力介入導致要中央出手的說法，就更偏離主旨，特區政府的官威，似乎比台灣殺人案家屬更重要。

官府修訂法律講權力不講理性，甚至破壞程序，意圖突顯管治威權—留意，是「威權」而非「權威」。威權政治樂於創造有利政府維持統治的秩序，視法律為鞏固權力的武器，法律權利、公民權利以至財產權是否獲得保障，並非關乎制度，端視乎當權者的政治需要。政府的權威來自其正當性與認受性，兩者在民主社會，自然透過民眾以選票授權，建立官民社會契約。但如今政府並非民主社會產生，首長要爭取信任和支持的，相信不是社會大眾和各界精英，而是能夠為她/他爭取選委會選票，甚至在離任後更上層樓、擠身國家領導人的中央政府。政府推法修法，在立法會缺力制衡之下，自然不怕民眾孤立，敢於「迎難而上」。

面對法律界、學者、傳媒以及普羅大眾的質疑，特首擺出強權姿態，認為通通都是廢話；她一方面以委婉辭令，指法案直上大會二讀是「艱難決定」，另一方面卻從不解說，何以社會各界要求撤回草案是「不切實際」。一種聲音認為,香港即使沒有民主，只要司法獨立、健全，香港仍然有險可守。但修例之役，足見缺乏民主制約，政權只會以法達治。

修訂爭議另一個核心問題是「香港何所為」，即香港的定位。對中央和特區來說，它們往往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從法理、政治上而言，香港特區的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自上任特首當政以來，香港一國兩制的特殊性逐漸被邊緣化，甚至矮化：政治打壓逐步走向「中國化」；經貿視野愈來愈「向內看」，對外態度也漸以民族主義掛帥。加上中美貿易戰未結，特區政府只能出於政治忠誠而歸隊。對國際社會來說，從它們對修例態度可見，仍然期望香港當「國際的香港」，讓外資企業和人才繼續有信心和安全地在港發展，甚至繼續當中國的窗口,互惠互利；至於美國早前在官方論述中突出香港是「印太的香港」，反映香港國際地位仍然重要，民主派早前積極外訪游說，出於為香港在國際社會「保值」，自然可以理解。

執筆至此，讀者也許會問：「說了半篇大國爭奪香港，干香港人底事？」無論是「中國的香港」抑或「國際的香港」，香港人終歸缺席。這亦是筆者目前對民間反對修例運動的觀察，套路基本上還是強調修法之惡，上街的市民，大多是出於對政權粗暴的憤怒和修訂內容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整個運動都是以負面宣傳為主。當然，反修例的理由和情感具有事實基礎，毋庸置疑。但抗爭的出發點，如何打動群眾參與，未必只能依仗恐懼、憂慮、憤怒。恐懼和憂慮，甚至有機會成為反動員的藥引：既難鬥法，不如移民？對群眾——尤其是對這片土地有熱誠、身份認同的青年人來說——參與社會運動和抗爭，可能更多是源於對香港的愛，要守護「香港人的香港」。

尚在獄中的兩位教授陳健民、戴耀廷在發表和平佔中信念書時，開首明言佔中運動的起點是對香港的關愛；只有公義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抗爭運動需要遠象和信念支撐，才有機會爭取更多厭惡「負能量」、「吵吵鬧鬧」的中間市民支持。價值認同講理，身份認同重情，兩者對社會動員同樣重要。反觀支持修例的大聯盟，宣傳強調「保公義」、「護香港」，儘管內容空洞，但這種挪用概念、包裝正向的辭令，會否對少理政治的中間市民帶來沖淡修訂複雜性和種種隱憂的效果？

猶記得十年前反高鐵運動，參與者強調快樂抗爭，儘管社會對興建高鐵的意見壁壘分明，但反對者強調立場基於對土地、村民情懷和香港的愛，以及對盲目發展經濟的批判態度，令不少市民耳目一新。即使是較近期反對「明日大嶼」的遊行，動員時短，但仍有過萬人上街，口號和標語強調守護家園和下一代，盛載對未來的憂慮，同時包含對香港和香港一代的關懷與愛。

民間運動可以思考的，是強調對中國內地政法制度的恐懼、對政府和立法會建制破壞常規以外，如何令更多市民體會到，與其是反對修訂之惡，不如是守護真正的公義和下一代的家園。

(本文原刊於《明報》觀點版，201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