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

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香港法學人,研究法治(the Rule of Law)、法律與政治 (law and politics)、法律社會學 (socio-legal studies)、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法治的政治之四十四] 時局巨變 要重溫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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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徐賁最近出版的《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比較中西古今帝王將相的集權治術,反省過去的「暴政」,對今日有何警世意義。《暴政史》其中一個亮點,是作者以春秋筆法,檢視20世紀中後期極權領袖個人崇拜的歷史──領袖崇拜的政治社會肌理、民眾何以盲從領袖崇拜、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如何面對親近權力的誘惑而屈服,甚至為虎作倀等等(註1)。

個人崇拜是政治領袖維持管治權威和正當性的操作,而要操作成功,它需要以更多的權力去控制輿論、社會精英為其背書,或者是動用更多經濟資源去「收買人心」。然而,如果以分享權力來爭取人民支持,就會削弱政治領袖的個人權威。故此,人心回歸的工作,就只能透過思想教育和物質供應,令人心不思進取,停在膜拜領袖、祈為明君的層次。但反過來,權力愈集中,社會走向臻善或崩壞,最大的始作俑者,就會是萬人之上、坐擁大權的政治領袖。領袖當然可以動用權力影響輿論,諉過於人;但前提是政治領袖並未眾叛親離;只要身邊仍然有一大群善於揣摩上意、在體制內游走的「政治精英」作伴,統治者就可以繼續洋洋得意,認為自己能「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

《暴政史》另一個精彩之處,是揭示精英墮落,如何滋長暴政。作者反省古羅馬由共和走到專制社會,政治精英面對暴君提比略,選擇同流合污的方法來「安身立命」,比唯唯諾諾求生的平民百姓,會帶來更大的社會禍害。如果放在今日的處境,就是因為這些精英的所作所為,不單為專政者塗脂抹粉,更加是移風易俗,令不隨波逐流的人,對公共事務更加敬而遠之;只懂諂媚奉承的平庸之士,就會在權力圈中「力爭上游」,「劣幣驅逐良幣」;一般人甚至會變得犬儒,事事懷疑,但在謊言成風之下又不敢求真,最終只會更加令人無力,甚至放棄信守的價值信念,社會就會擁抱「暮氣沉沉」的氛圍。

中國王朝歷史,總大力鞭撻通匪奸臣,如把弄朝政的魏忠賢、和珅;又樂於褒獎賢明的忠臣,如岳飛、張廷玉、曾國藩。但這些習慣性的歷史敘事,往往忽略專制王朝的暴力本質:它們的權威和權力是靠暴力得來、以專制維持的。所謂忠臣奸臣,前提是要先爭取成為皇帝的寵臣,才能夠有「牙力」做「帝師」,包裝皇帝是以民為本的「仁慈的獨裁者」。在個人專政的制度下,社會精英和民眾要不圍着獨裁者「團團轉」,就只能選擇辭官歸里、無道則隱;對於敢於挑戰皇室權威的知識分子,就要面對文字獄和各種刑求,甚至抄家滅族。

沒有民主的國家,不一定完全等同獨裁暴政,但總會為個人崇拜與獨裁鋪路。看看台灣戒嚴年代,蔣介石和蔣經國一邊搞恐怖統治,一邊就搞個人崇拜。蔣介石每年生日,他雖然會表示各界不要舉辦祝壽活動,但國民黨仍然會擬定慶祝「總裁華誕」的指示,民眾又會「自發」在總統府廣場搞大規模祝壽活動,不同單位又會有簽名簿讓民眾聯署祝壽。後來蔣介石又提議用民眾為他「提出建言」的方式來取代祝壽活動,但當時評雜誌《自由中國》出版「祝壽專號」評論蔣介石的管治時,卻受到蔣經國勢力和國民黨軍隊批鬥,《自由中國》就成為蔣介石的眼中釘,最終被一舉清算,可見政權推動個人崇拜的虛偽(註2)。

有民主的國家,雖然也可能會出現鼓吹集權的個人崇拜,但民主制度也可以發揮制約作用。美國特朗普奉行個人色彩濃烈的管治風格,不時以總統權力展現他大膽和能幹的形象,不少支持共和黨和支持特朗普者的選舉文宣都展現了對特朗普有某程度的精神膜拜。但今次總統大選,正好為美國民主制度作壓力測試。官方公布的投票結果,多數民眾仍會選擇另一位候選人,事後分析認為結果反映民眾對特朗普的不信任。當然,支持特朗普的人仍然會指選舉有舞弊、特朗普仍然可以透過司法行動爭取連任。但民主制度的確能夠阻止個人領導毫無節制地以權力樹立權威,而制約的基礎,就是來自主權在民的實踐。

《暴政史》的貢獻,除了是鑑往知來,讓人民警惕昔日獨裁者的恐怖治術和個人崇拜,重視制度的建設,亦提醒人民要擦亮眼睛,尤其時局巨變,不少政治投機之人乘勢出道,更要分辨出表面自居中道,實則是要親近權力、同流合污的所謂「精英」。

這些人士口講「不走政治極端」,其實是要建立另類的建制品牌,追逐加入建制的權力、以為爭寵成功,就能「改革社會」、「爭取公平正義」。他們首先要跟隨統治者的樂章起舞,並努力配合專政者的治術來約束民眾的生活空間。舉例來說,這些精英分子用各種修辭試圖蒙騙社會大眾,要社會重回正軌,只需要以「好的政策」來改善民生,社會就會和諧穩定;他們會鼓勵社會大眾透過「表達意見」,作為參與治理的途徑;但他們也會提醒民眾,得到這些改革果實的前提,就是要接受現實,一起對政治領袖歌功頌德,或者齊齊隱惡揚善;他們口中的「公平正義」,只是以慈善的心態施捨物質資源,卻不會考慮與民眾分享實質的政治權利和權力;面對大是大非的問題,他們便會用相對主義的語言「各打五十大板」,從而包裝自己是超越兩極分化的能人策士,值得明君禮聘。他們的目標,和早已「西瓜靠大邊」的權力精英一樣,終究是為了成為建制權力圈的寵兒或「造王者」。

香港政府最近提出要改革通識科,其實今時今日,年輕學子最需要讀的反而是中國歷史,尤其是了解專制王朝和忠臣奸臣如何互相滋養、製造更多骨子裏都是熟寫八股文章,忘記孟子的教訓,願意向暴君為奴稱臣的人。

註1:徐賁,《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年

註2:吳乃德,《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二 自由的挫敗》,台灣:衛城出版,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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