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

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法治(the Rule of Law)、法律與政治 (law and politics)、法律社會學 (socio-legal studies)、選舉公正 (electoral integrity)。

[法治的政治之三十七] 反修例運動、左翼失語與公民社會初探

再讀了一遍許寶強在台灣發表的一篇論文(註)。他嘗試回應反送中(反修例)運動「左翼失語」的疑問。他的結語,點出了左翼運動的危與機:

//「失語」的說法,只是反映了「左翼」過於固守其過去的語言,一種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下所建立的語言,因而無法或不願發展出既能符合「左翼」的終極關懷、又能於新時局中回應民眾的情感與訴求的論述。除非,我們假設了在任何的歷史時空,都只有一種自有永有、恆久不變的語言,能夠表述「左翼」的終極關懷,但卻必然與受「主流統識」滲透的民眾的聲音相左。否則,對所有願意嘗試「建構多數」的社會運動組織者來說,從來都不存在「失語」的問題。 循這角度思考,倘若社運「組織者」,暫時未能找到合適語言,可以有效地扣連「左翼」的終極關懷與民眾的情感和認知,那麼可考慮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下,以社會運動作為方法,再次回到根本,叩問甚麼是「左翼」的終極關懷,釐清社會運動的願景,尊重(準)抗爭者的能動主體(agency),認真聆聽民眾的情感與想法,於理論傳統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尋找新的語言,思考和尋找「左翼」社運目標與民眾訴求的可能交集,以扣連兩者、「建構多數」,開拓一種不再陷進「失語」或「憂鬱」的左翼政治。」 //

讀畢的直覺是,左翼是否失語,真的不重要。民眾樸實的正義感、在日常生活回應政權的直率,比宏大的批判語言來得本真。 反送中運動,的確折射了幾種左翼論述的局限。

第一種是針對全球霸權的「左翼論述」,認為反送中運動本質是世界霸權的角力,故此高舉普世價值的反送中運動,不應偏親任何一方霸權。我也不喜歡特朗普,但這套論述放大脈絡,其說服力也被國際大時勢削弱。 

第二種是「群眾鬥群眾」式的「左翼論述」,針對運動內部忽略性別平等和種族平等的印象,描繪運動非常父權和排外,例如光榮冰室爭議,成為「離地批判運動」的標誌性事件。 

第三種是沒有言明的「左翼論述」。撐黃店背後的良心消費、支持小店的價值觀,其實幾「左膠」:對抗中資霸權,推動以政治價值或身份為主軸的經濟圈。儘管這抗爭形式有左翼的色彩,卻鮮有人強調。 

第四種是「神女有心」的「左翼論述」,篤信工會運動是左翼運動的根本,但反送中帶來的新工會運動,有別傳統工會運動的型態,帶有去中心化、身份政治主導、以奪取建制權力為目標(功能團體、選委會)的特徵。 

換言之,這幾套論述要不離地,就是太貼地,反而模糊了左翼意識形態,可以說是左翼失語的一種解讀。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在反送中運動強調「左翼」?這問題是一位圈中人向筆者提出的。 

香港民主運動由民間精英主導至政黨政治掘起,到現在演變成無大台的全民運動。無大台,就無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能夠成為主流價值的,就是主流抗爭者的思想反照。正如許文點出,反送中運動其實少有以左右意識形態作身份認同、定位和行動思想指導。抗爭者的義氣、質樸、務實和遠象,比左翼或右翼理論更激發人心。 

當然,政治領袖和組織必有固定的意識形態和理論作團結支持者的基礎。然而,反送中運動得以持續的關鍵因素,不單是和勇不分,更是暫卻左右之爭所帶來的凝聚力。 

香港民主運動未來短中期的走向,相信是維持去中心化、甚至地下化的格局。社會各條支柱——商業、宗教、教育、傳媒、文化、專業、大學等等,面對國安法的新範式,只會更加走向保守的道路。公民社會如何掙扎求存,是海內外關心香港人士的課題。 傳統智慧認為,成熟的民主政治,政黨是不可或缺的單位。然而,今時今日強人威權領導、無大台運動和素人政治掘起,正在將傳統型態的政黨由政治角力的中心走向邊陲。份屬威權政體的香港,這趨勢就愈來愈明顯。 

香港的政黨政治,是依靠中港關係設定的政治空間來存活;當這政治空間將成泡影,政黨政治只能作出兩個選擇,一或甘作議會(區議會和立會如是)花瓶,一或負隅頑抗,至死方休。中間路線或會留存,但玩家只會是建制派。 筆者過去一直篤信政黨運動和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結合是最理想的抗爭模式。但多年的個人經驗和觀察,始終認為強大的公民社會比政黨發展來得緊要,海內海外亦然。尤其面對極權主義、國族主義和本土主義對民主運動和法治的震盪,我們需要更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公民社會和更多知識工作者(intellectual worker)。

註: <左翼失語,還是被消聲的抗爭主體?>,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一五期(2020年4月),第237-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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