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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攝影師一枚

東京漂流(之三)

走了有半個鐘頭,救護車停在醫院的急診通道門口,醫護人員引導消防員把我送進門邊的一間診療室。診療室寬敞明亮,三面由落地玻璃圍成,門也是推拉式的,救護設備齊全。身穿防護服的醫生自我介紹后,簡要地詢問基本情況,開始量體溫,測血氧飽和度。工作結束,她進入位於門口的隔間,脫下防護服外的保護套,手套,放進垃圾桶,然後用消毒液噴灑,並進行手部消毒后才出去。

過了幾分鐘,一位男醫士推來一部移動X光機,因為體積比較大,在那位女醫生的幫助下,才通過兩道推拉門進入診療室。他也是客氣地自我介紹后,調整我的姿勢,放好平板探測器,為我拍了胸片。結束后,他進入隔間,先為自己消毒處理后,再用消毒液仔細擦拭了X光機才離開。

又坐了一會兒,來了2位醫生,一男一女,身穿防護服,帶著面罩。在門外觀察片刻,進入了診療室。他們一一自我介紹,而我則茫然地點頭,因為高熱頭暈,沒怎麼沒聽進去。男醫生戴著黑框眼鏡(幾天後才分清楚是主管醫生H,而女醫生是實習醫生L),有點嚴肅,他用翻譯機與我交流,聽診,查喉嚨。這時,外面又進來一位中年男人,聽過兩位醫生報告,然後用相當標準的國語微笑著打招呼:“你好!”我還以為是位懂中文的醫生,也用普通話應答。他忙解釋到:“我只會說一點。”他用聽診器檢查了肺部,跟兩位醫生交代了幾句,就消毒離開。

L醫生拉開診療室的門,H醫生推來一架輪椅,示意我坐上去,推著我大步在走廊里穿行,上電梯,到某層停下,又穿過走廊,推入了門口有隔離間的單人病房。我瞟了一眼裡面的設備,想:“這不是ICU嗎,莫非我的病情嚴重了!”接著又進來幾位醫護,幫我安排床墊被子。當我躺下時,心裡的平靜下來,明白自己安全了。

這時,在樓下隔離診療室用國語打招呼的醫生進來(第二天T告訴我這是主治醫生S),旁邊的一位小夥子擔任翻譯,協助他問診。我告訴他們,除了體溫高,自己沒有咳嗽、胸悶、呼吸困難、疼痛、腹瀉等症狀,也沒有藥物過敏史,T也在一旁補充。同時,護士已接好了監護儀。我看了一眼,除了心跳接近90,稍快,血壓正常,血氧90%,不知算不算正常。S醫生結束問診,交代了幾句,離開ICU。擔任翻譯的小夥子告訴我,現在要抽血化驗,會有點疼,請我忍一忍。我想不就是化驗抽點血嗎,沒什麼嘛。H醫生讓小夥子拿著采血管,自己拆出采血針,當他靠近時,透過口罩和防護罩,我聽到他有些急促的呼吸聲。他找到肘窩,按了幾下,確認下針點,入針,在取采血管的時候,不知怎麼沒銜接好,血一下子從針管另一端湧出來,滴在床單上。兩人緊張處理了一下,算是取完幾隻血樣。H醫生轉身,拿出一支長長的棉簽,擔任翻譯的小夥子告訴我要深入鼻腔取樣,有些不舒服,請我忍耐一下。當細長的棉簽進入鼻子,轉動時真有些說不出的脹痛,好在一下就結束了。H醫生結束工作,拿著樣本離開。病房里,T與翻譯小夥子交流治療程序,小夥子告訴她,醫院的專職翻譯已經下班,自己是日本人,因為家裡長輩來自福建,所以懂中文,是臨時來擔任翻譯工作的。

正說著話,H醫生進來了,他招呼翻譯小夥子商量,小夥子轉頭對我說:“實在不好意思,剛才的血樣有點問題,能不能再採集一次。”我點頭稱是。H醫生重新操作,這次順利多了。時間已是晚上10點多,我催促T趕快回去照看孩子,不要在病室久留,以免傳染。這時護士拿著點滴針劑進來。看來今晚就要開始注射藥物了,病情有些急啊。護士自我介紹后,口頭核實了我的名字,開始靜脈注射,並安置了鼻導管。看著我開始治療,T的情緒放鬆了點,叮囑一番回去了。大家離開后,我四下打量著陌生的環境,想著旅程開始就進了醫院,要是能夠盡快治愈按時回國就好了,左思右想,難以入睡。到半夜,注射結束,護士處理完,拿來一個小便壺,告訴我小便完不能隨便倒入水池,只能留在便壺中;如果是大號,務必在房內的坐便器中完成,然後告訴護士處理。我點頭應承,她道了晚安離開。躺下后,感覺稍輕鬆了些,恍惚著睡著了。

早上醒來,也不知道幾點。起身整理床單,發現病房的一面墻邊有盥洗盆和水池,墻上裝了抽紙盒和一次性口罩盒。沒找到杯子,就用手捧著水漱口、洗臉,可惜沒有熱水,水還是挺涼。躺在床上,盤算著自己的治療時間,兩位護士走進來,一位整理設備,另一位端來早餐,微笑著告訴我是今天負責照顧的XXXX,問是否需要協助進餐。我說自己來就行。她又問還有沒有其它需要,我謝過說等會兒T會帶用品來,不用了。她們拉好布帘,離開。看看早餐,有米飯、魚、蔬菜和湯。嘗了嘗,實在沒胃口,就放在一邊。

門開了,當值護士進來,告訴我要測量體溫,血壓,取化驗血樣,還要放留置針。她拿開餐具,熟練地開始工作。這次在肘窩采血可輕巧多了,就像被螞蟻蟄了一下。

不多會兒,S醫生進來,还跟著幾位年輕的醫生。他們都穿著一次性防護服,戴著口罩、面罩和手套。S醫生又以國語打招呼:“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嗎?”我真是有點吃驚了。旁邊一位女醫生自我介紹:“我是國際部的J,接下來的治療由我擔任翻譯。S醫生曾經在台灣工作過幾年,所以會說一些中文。”“台灣?”我重複道。S醫生點頭說:“台灣。”他開始診療,同樣是聽診,按壓胸部,問有沒有疼痛感。然後跟身邊的年輕醫生交流,似乎在教授知識。雖然聽不懂說什麼,但從語氣來看,S醫生講話簡短清晰。

這時,T也來了。帶來了衣服、生活用品、橘子和手機充電器,她告訴我武漢已經封城。一同進來的還有幾位醫生。S醫生帶著先來的醫生退出病房,只留下擔任翻譯的J醫生。T介紹說:“這幾位是保健所的醫生,負責我和孩子的健康和生活方面的事。”這時,J醫生向我說明,健康所是日本政府負責國民衛生健康的機構,他們會跟醫院一起幫助你們。“大概就相當於我們的衛健委吧。”我心裡想。保健所的醫生在J協助下了解我們的行程,確認乘坐的航班,入住的酒店,抵達后曾去過的地點,停留的時間等等。等回答完問題,我都感到疲憊了,還好有T在一旁補充。

當護士推著治療車進來,他們都離開了。T還要到S醫生那裡咨詢檢測結果。今天注射藥物增加了分量,按昨晚的點滴速度,估計得到下午了。過了一會兒,T回來了。她告訴我檢測還沒有結果,S醫生說你的情況不太好,不過一定有信心治好;至於費用問題,他們還沒有說,但昨天晚上問了擔任翻譯的小夥子,他說不會很多。“那昨天在J醫院用了多少錢?”我問。“3萬多元。”T說。“還好,稍比國內多些,那麼完全治好的話,差不多就是2萬元人民幣吧。”我一邊在心裡想,一邊催促T早點走,不要在ICU逗留,沒事少來醫院,跟孩子出去逛逛。

T走後,H醫生還來做了一次鼻腔取樣。午飯送來了。依舊沒什麼胃口,搪塞幾口就放下。下午打完點滴,體溫恢復。手機已充足了電,搜索新聞,武漢封城的消息已經傳遍網絡。“封城?怎麼封?從來沒聽說過啊,不會比2003年非典的時候更厲害吧。”我不禁想。晚飯的時候,我告誡自己要多吃一點,這樣才會快點好,但是事與願違,也只多吃了幾勺。

晚上,護士又補充了針劑,點滴直到深夜。儘管ICU的病床不適合睡覺,但注射藥物后,身體狀況好轉明顯,我很快就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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