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张桌子开始创业 03

到了1982年，我的公司已扩充到六个员工，我在SS2租了五楼一整层办公室。这年，我遇上一个难得的机缘。

当时，亚洲及西太平洋承建商国际联合会协会(IFAWPCA)年度会议将在泰国举办。这个协会旨在促进国际合作，成员国来自亚太区域，而每年的IFAWPCA 会议则如一年一度的华山论剑，各成员国将赴会交流商议业界大事，马来西亚建筑商公会也不例外。

这个建筑商盛事，跟我原本八竿子打不着，但公会相熟的人员告诉我，IFAWPCA 会议来年的东道主将是马来西亚。我一听精神就来了，若这次能去观摩，说不定下届能接到这个案子，不仅是一笔大生意，势必也将大大提升广告社的名气！

“如果你想去泰国观摩，到时可以来睡我房间。”对方知道我没余钱，肯助我一把。既然这样，我便欣然跟去了。到了泰国，借宿是有的，却不是睡在床上，而是地板。既来之，则安之，最重要是张大眼，好好观摩。

这国际会议当真隆重其事，从机场的迎宾海报、会场设计、开幕仪式、到会议服饰、背包、名牌、邀请函、纪念品、纪念册，一百多种周边物品，看得我眼花缭乱，大大开了眼界。足足十多天，我在会议厅来来去去不知多少遍，拍照、做笔记，一刻也不松懈，即使最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几乎连地毯都要翻过来看了。

来到最后一晚，闭幕的压轴晚宴上，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必须上台献唱。好巧不巧，马来西亚团原来的指挥兼主唱竟失声，我临危受命上台。虽然我玩过乐团，不过那可是在家里后院，而眼下要面对的是几千名观众，坐在前排的还是泰国皇室成员！

那天，我也不知哪来的胆，领着一众发展商大佬站在台上，镇定地指挥大家唱出一曲《Rasa Sayang》。演出顺利完成，台上台下气氛热烈。这次“以歌会友”让那些大老板很有面子，不少人因此知道了我。

1983年，轮到马来西亚承办IFAWPCA 会议。我很幸运得到这个案子，负责设计制作整个会议所需物品。我从未接过那么大的生意，马上打起精神，认真工作。光是一件巴迪衣，我便翻了不少时尚杂志，仔细研究花样设计、布料选择、尺寸剪裁，做衣服我是门外汉，一切由头学起，只觉得既新鲜又充满挑战。

然而，我的资历毕竟太浅了，眼看会议近在眉睫，东西却一件接一件出错。先是文件夹尺寸太小，接着是衣服颜色不对，我还故意等天黑才敢交货，凭光线昏暗过了一关。正想喘口气，要为领带绣上标志的澳洲工厂突然倒闭……总之状况接二连三。最后东西是赶出来了，但毕竟未能尽善尽美。

我必须承认，种种出错并非因为我的视力，确实是自己经验不足。事实上，大部分人并没有看出我的眼睛有问题，他们只知道我行动比较缓慢，但别人不问，我便不主动说。说到底，外面是个真枪实弹的战场，我虽未盲，却是瞎子过河，一路走，一路跌，一路跌，还是一路摸索着往前走。

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次国际会议完成后，一家知名发展商要我设计贺年卡。我很快做好样品，拿到办公室让大老板看。他接过卡片，只看一眼，就冷冷地把卡片撕烂，一把丢在我脸上。

“你拿什么垃圾给我？你以为我给不起钱吗！”纸碎从我身上落下，散落一地。

“对不起对不起，请老板再给我机会。”我低下头，不住赔罪。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走出办公室时，全身的重量好像都消失了。

我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怪不得别人。我见识不广，又没做足功课，创意自然有限。对方是本地建筑业数一数二的大佬，这贺卡寄出去自然不能丢脸。回去以后，我翻了很多参考书，仔细研究每个细节，重做了样品，这才过关。

自此，我知道创意不是天生的，不是坐在深山灵感就会来的。只有当你见识越广，看东西越多角度，创意才源源不绝。见识若还不足，就多做功课，没有其他捷径。我现在双眼盲了，但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比没盲的时候好！

广告业讲求速度，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赶。没有手机的年代，我们讲求信用，不能临时爽约，下雨打雷照样赴约。当时传呼机已面市，但我用不惯，去到哪里，大老板秘书的夺命追魂call 就打到那里的室内电话。1985年很多人开始背着“水壶大哥大”，我也不用。直至今天，我仍不爱用手机，我不喜欢讲电话。

那几年，很忙，很赶，却学到最多东西。我是那时知道，要学东西，只能自己创业，打工学不到什么。

80年代，马来西亚广告业异常蓬勃。国内硬体设备逐渐增设，南北大道如火如荼地动工，马来西亚中产阶级正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越来越多家庭买了电视，国际广告公司纷纷进驻，广告预算进入百万交易的昌盛时代。

那是互联网普及前的最后一个十年。我的竞标对象依然是大广告社，依然还是有身材、有口才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的作品，依然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1983年，我把办公室搬到白沙罗再也(Damansara Jaya)，事业渐上轨道。

1984年，我接到 KL Plaza 和谷中城（Mid Valley）的案子。那时Mid Valley 还叫作Grand Valley。

1985年，马来西亚经济风暴，原产品价格暴跌。许多公司被迫清盘、裁员。

1986年，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率依然处于负成长。市场一片萧条，我公司所在的白沙罗再也原是很旺的商区，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来不及拆去的招牌掉到地上，整个商区安静得像个鬼城。很多人失业，连大老板、大律师、大会计师都被迫转行改当小贩、开计程车。公司就算不倒，也发不出薪水，很多员工大半年没有支薪。

我也伤得很重。广告社根基还没扎稳，风暴一来，好几个客户还不出钱，我一下遭拖欠了数十万债务。位于市中心的某购物商城欠得最多，管理层本来要以股份来抵，我不敢要，不然现在应该是百万富翁了。

当然，人生是没有如果的。

我一咬牙，还是给员工发了全薪。自此，我的办公室越搬越小，员工越来越少。熬到1985年，广告社剩下两个人，一个我，一个是二姐，而我的办公室，只有半张桌子。

创业五年，我从一张桌子，做到剩半张桌子。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