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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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故乡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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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沧海桑田、瞬息万变,永远不要以今天的成败论英雄。”

过了这么多年,我仍清楚记得那里的每一处风景。我记得那里有好多树,我记得那里午后的微风,我记得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我再也看不到它了,但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地方,那是我心中永远的故乡——八打灵旧区 (Petaling Jaya Old Town)。

我出生于1955年,旧区开埠后第三年。1952年,英政府为了应付吉隆坡市的人口膨胀,让人们在吉隆坡以西的艾菲翰橡胶园丘(Ef_ngham Estate) ,开辟一处一千二百英亩的空地。听老一辈人说,只要申请通过,政府就会发给一块46x100 平方英尺的地。

1953年,橡胶园里盖起了八百间廉价板房。这便是旧区的雏形。

开埠初期,一位叫杰拉德邓普勒 (Sir Gerald Templer) 的驻马英国高级专员,主张把它打造成隔绝共产党的卫星城市,以杜绝民间接济正在橡胶园和锡矿场蔓延的马来亚共产势力。于是,新城镇其中一项最早的“设施”,是团团围着民宅筑起来的围篱。政府煞费苦心把卫星城市命名为八打灵再也 (Petaling Jaya), 寓意成功市镇,而最早铺好的两条黄泥路,却只随意地命名为1路和2路。

交叉成十字形的1路和2路,后来分别易名为邓普勒(Jalan Templer) 和奥曼路(Jalan Othman)。邓普勒正是那位英国高级专员的姓氏,他后来当上八打灵市议会主席。如今天天塞在邓普勒路上的马来西亚子民,或许并不晓得,这位英国中将与马来亚的历史和命运,有着重大关系。

二战结束后,重新接手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即面临马来亚共产党武装斗争的严峻考验。1948年,英国人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此后,英联邦军队与马来亚人民解放军打了整整十二年的游击战。

邓普勒在双方胶着不下的1952年任命来到马来亚。

这位成长于军事之家的资深中将擅长收集情报,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解决游击队的方式,不在于把更多部队浇灌到丛林里,而在于攻陷群众的内心和思想。”他支持政府把华人集体迁入新村,一方面在新村采取强硬的宵禁和粮食补给计划,防止居民接济共产党,并在游击队出没地区喷洒后来在越南战争爆红的剧毒落叶剂,逼出游击队成员;另一方面祭出温情牌,大方为百万华人争取公民权,又设立奖励计划利诱敌人投降。

邓普勒的攻心计大获全胜。1954年,当他离开马来亚时,整个局势已经扭转。六年后,紧急状态宣告结束。

八打灵旧区在邓普勒和游击队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开埠了。开埠初期,不少居民是从比邻市区的15碑 (Brickfield) 或安邦搬过来的。安邦是最早的采矿区之一,客家人特别多,于是旧区也渐渐形成另一个客家人聚落。二姐依稀记得,父母当时住在15碑一个叫“Kandang Kerbau”的地方,说是要拆除,只得搬走。和大部旧区的第一批居民一样,父母亲以为那是权宜之计,很快可以搬回市区。

可是人们年复一年住了下来,在这个他们口中的“山芭地” 。

当时的旧区,确实环绕在一片莽莽丛林中。那年代,家家户户又爱在门前门后栽种果树,红毛丹、香蕉、木瓜、石榴、甘蔗、荔枝、人生果都有,于是又引来无以计数的蝴蝶、蜜蜂、蜻蜓、蝙蝠、小鸟……,以及许多只闻其声不见其身的不知名昆虫。我童年玩乐的门庭后院,也常有松鼠和变色龙等野生动物,鬼鬼祟祟地在树干或杂草间探头探脑。在这里,人和动物各得其所,勾勒出一幅悠然和谐的乡野风景。

父母在21路(Jalan 1/21) 租下倒数第三间房子,门牌41号,房东是安邦人。在我们租的二十七年间,租金从六十块涨到一百三十块。我们一家共七口人——父母加上我们四姐弟,还有一个堂姐。堂姐是二伯的孩子,自小父母双亡,父母把她接来领养,母亲叫她群女,我们则唤她群姐。群姐比我大整整二十多岁,就像我们四姐弟的大姐。

其时人人没钱,房子是亚答叶、木板、锌片搭建而成,到60年代才出现半砖屋。而住在这间豪华半砖屋的“旧区首富”,就是我们左边邻居叶锦记先生。叶先生在街上开点心店,卖包、糯米鸡、炒米粉等小吃,是个热心助人的大好人,我们家受过他两次相助。点滴恩情,我至今铭记于心。

随着人口渐增,八打灵的版图上陆续增加了一个个行政区,依序标示为1区(Section 1)、2区(Section 2) 等。在我懂事时,旧区已是相当健全的社区,除了好几条街道组成的街区,还有了菜市场、天主教堂、回教堂、丽华银行、大华戏院(现址为珍珠大楼Mutiara)、八打灵学校 (Petaling Jaya School,后来更名为Sekolah Kebangsaan (2) Petaling Jaya)、精武小学、亚顺大医院等,一派热闹繁华,连巴士站都有两个。

一个“蓝车头”(车头为方言,意即巴士站),一个“红车头”,以巴士颜色区分。蓝车头的巴士由斯里再也(Sri Jaya) 公司经营,在21路街上,开往吉隆坡;斜对面是红车头(现在的旧区巴士站),Kee Hup 公司经营,通往巴生。这些巴士天天在1908年竣工的旧巴生路上来回往返。那时,道路几乎都还是泥路,一有巴士经过,就一阵尘土飞扬。路上很少私家车,居民出入不是搭巴士,就是骑脚踏车。

隔着两个巴士站的,是个椭圆形的大型环岛。这里是旧区的中心,也是旧区的地标。环岛的中央是个公园,设置了简单的儿童游乐设施,还种满了高高的木麻黄树,一片绿意盎然,是路人街坊歇脚纳凉、闲话家常的好地方。

我上了中学以后,公园不知何故渐渐荒废。随着发展需求,环岛后来改换成奧曼路十字路口,巴士站也大概每十年就装修一次,我见证它从最早的亚答叶木板房,到60年代的锌片,最后在70年代换上了砖瓦。

巴士站人来人往,聚集了不少小贩。蓝车头的甘蔗汁最有名,也有补鞋匠、印度人的鹦鹉算命档,还有最早的“嘛嘛档”: 一个印裔穆斯林在带轮子的柜子后方,销售香烟、糖果、零食、巧克力、香口胶和蒸鹰嘴豆(kacang putih);红车头则有远近驰名的豆腐花和豆奶。

在我很小的时候,蓝车头还看得到三三两两的三轮车,等客人上门。这是一项需要大量劳力的工作,据说早期的车夫都靠吸食鸦片提神。如今想来,我在巴士站看到的那几个身材精瘦的福建人,极有可能是这时代最后一批吸食鸦片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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