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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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两寸视力;人生的谷底有什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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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V型的,而每个人都是一颗球,跌到谷底必然会反弹,至于弹多高,则取决于你的弹性有多大。

从香港回来,我人还没出机场,宋朝相士的第一个预言就应验了。

事情是这样的。出国前,有个朋友盗版了我们出的书,我念在他有妻小,一时心软没制止他。印度拍档納登知道后很不高兴,我一下机就接到他气冲冲打来的电话。

“我跟你合作这么久,就是欣赏你是非分明,这次你竟黑白不分!”納登很失望。他是个好伙伴,向来对我也很尊敬。这次确实是我妇人之仁,这点又被相士说中了。

“我们拆伙吧!”他的语气已经没有转圜余地。

我自知理亏,不再争论,卖了车,又跟妹妹借钱,买回他的股份。

此后十年,我一直是无车阶级。阿杨跟着我倒霉,车子、摩托车接连被偷,气得他说:“我跟着你真是一无所有。”我不服气,回他:“以后我会让你坐飞机坐到屁股痛。”

也难怪他这么说,自认识我以来,我一直穷得前胸贴后背。

1985年,我在非法木屋失火被雨淋湿那一刻起,那朵乌云便不肯离去。它盘旋在我头顶,跟着我到处去,有事没事就给我下一场雨——广告社受经济风暴打击、行动党的党报代理权没有回应,山穷水尽之时,我的办公室竟淹水了!试想想,五楼的办公室,淹水的机率到底有多高呢?但那次竟然水喉管爆裂,溢出的水积了六寸高!

与此同时,双眼视力正连滚带爬地急速走下坡。一动手术我就得修养好几个月,什么都做不了。客户以为我避而不见,好几次得求医生让我提早出院,包着纱布赴约。即便如此,公司规模还是不断缩小。

我整个人生在苟延残喘。

我开始跟阿杨以及朋友去喝酒。我想借酒消愁,逃避现实。动手术前夕,我大吃大喝大鱼大肉,然后喝更多酒,希望喝醉后不要醒来。这是我做过最傻的事——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个人其实没那么容易醒不来,万一醒过来就更辛苦。喝醉实在太难受了!我现在知道,烦心的时候不如早点睡,第二天至少精神饱满。

我的霉运在1986年十二月女儿出世那天达到巅峰——午餐时我吃了一碗亚参叻沙,结果一整天在家泻了几十次,几乎就要睡在马桶旁,根本没办法出门去看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对人生的困惑也在那天达到饱和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87到1990年,我反反复复动手术,到底动了多少次手术我也说不上来。我已经不去想手术成败,只求两件事:第一,疼痛减到最少;第二,手术半途不会醒来。大手术前通常必须全身麻醉,小手术则是局部麻醉。局部麻醉针会打四针,第一针直接打进眼皮内,什么叫痛彻心扉,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感受的。

手术醒来,就是一堆止痛丸和抗生素。我一度必须吃吗啡来止痛。医生说,再不行,得把整只右眼球挖出来。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白老鼠,我的生命任由医生发配的药物和各种治疗方式来主宰。有一次我吃了新的抗生素起敏感反应,昏倒在嘛嘛档,累得路人七手八脚把我抬到诊所急救。吃错药的结果是我必须吃另一种药。一小颗一百大元,我吃了一个星期才好。

我还是没有绝望的。因为医生每次都说会好的。本地医生这么说,莫斯科爱摇滚的医生也这么说。

既然医生这么说,我就相信。在行动党那五年,这个“会好的”给了我无限希望,给我莫大信心,让我勇往直前地做了很多事。我不觉得自己有缺陷,不认为自己有所局限。只要有肩膀让我搭着,我就把自己当作正常人。

如今回想,能够把一个人打倒的,从来不是失败,而是绝望。就像重症病患,若医生宣判他几天后会死,那么他多半会死;若不告诉他,他还可能高高兴兴地多活一阵。

会好的,是我当时唯一的支撑点。

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会出奇不意发挥它神奇的力量。近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反复,全球出版业面临电子书的冲击……马来西亚出版社一家接一家沉寂了,而我还在。我放慢脚步,调整业务、转型。总是可以再出发的。

会好的,我深信不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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