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两寸视力；人生的谷底有什么 01

从香港回来，我人还没出机场，宋朝相士的第一个预言就应验了。

事情是这样的。出国前，有个朋友盗版了我们出的书，我念在他有妻小，一时心软没制止他。印度拍档納登知道后很不高兴，我一下机就接到他气冲冲打来的电话。

“我跟你合作这么久，就是欣赏你是非分明，这次你竟黑白不分！”納登很失望。他是个好伙伴，向来对我也很尊敬。这次确实是我妇人之仁，这点又被相士说中了。

“我们拆伙吧！”他的语气已经没有转圜余地。

我自知理亏，不再争论，卖了车，又跟妹妹借钱，买回他的股份。

此后十年，我一直是无车阶级。阿杨跟着我倒霉，车子、摩托车接连被偷，气得他说：“我跟着你真是一无所有。”我不服气，回他：“以后我会让你坐飞机坐到屁股痛。”

也难怪他这么说，自认识我以来，我一直穷得前胸贴后背。

1985年，我在非法木屋失火被雨淋湿那一刻起，那朵乌云便不肯离去。它盘旋在我头顶，跟着我到处去，有事没事就给我下一场雨——广告社受经济风暴打击、行动党的党报代理权没有回应，山穷水尽之时，我的办公室竟淹水了！试想想，五楼的办公室，淹水的机率到底有多高呢？但那次竟然水喉管爆裂，溢出的水积了六寸高！

与此同时，双眼视力正连滚带爬地急速走下坡。一动手术我就得修养好几个月，什么都做不了。客户以为我避而不见，好几次得求医生让我提早出院，包着纱布赴约。即便如此，公司规模还是不断缩小。

我整个人生在苟延残喘。

我开始跟阿杨以及朋友去喝酒。我想借酒消愁，逃避现实。动手术前夕，我大吃大喝大鱼大肉，然后喝更多酒，希望喝醉后不要醒来。这是我做过最傻的事——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个人其实没那么容易醒不来，万一醒过来就更辛苦。喝醉实在太难受了！我现在知道，烦心的时候不如早点睡，第二天至少精神饱满。

我的霉运在1986年十二月女儿出世那天达到巅峰——午餐时我吃了一碗亚参叻沙，结果一整天在家泻了几十次，几乎就要睡在马桶旁，根本没办法出门去看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对人生的困惑也在那天达到饱和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87到1990年，我反反复复动手术，到底动了多少次手术我也说不上来。我已经不去想手术成败，只求两件事：第一，疼痛减到最少；第二，手术半途不会醒来。大手术前通常必须全身麻醉，小手术则是局部麻醉。局部麻醉针会打四针，第一针直接打进眼皮内，什么叫痛彻心扉，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感受的。

手术醒来，就是一堆止痛丸和抗生素。我一度必须吃吗啡来止痛。医生说，再不行，得把整只右眼球挖出来。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白老鼠，我的生命任由医生发配的药物和各种治疗方式来主宰。有一次我吃了新的抗生素起敏感反应，昏倒在嘛嘛档，累得路人七手八脚把我抬到诊所急救。吃错药的结果是我必须吃另一种药。一小颗一百大元，我吃了一个星期才好。

我还是没有绝望的。因为医生每次都说会好的。本地医生这么说，莫斯科爱摇滚的医生也这么说。

既然医生这么说，我就相信。在行动党那五年，这个“会好的”给了我无限希望，给我莫大信心，让我勇往直前地做了很多事。我不觉得自己有缺陷，不认为自己有所局限。只要有肩膀让我搭着，我就把自己当作正常人。

如今回想，能够把一个人打倒的，从来不是失败，而是绝望。就像重症病患，若医生宣判他几天后会死，那么他多半会死；若不告诉他，他还可能高高兴兴地多活一阵。

会好的，是我当时唯一的支撑点。

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会出奇不意发挥它神奇的力量。近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反复，全球出版业面临电子书的冲击……马来西亚出版社一家接一家沉寂了，而我还在。我放慢脚步，调整业务、转型。总是可以再出发的。

会好的，我深信不疑。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