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故乡 02

小时候，我总觉得21路很长，长到似乎走不完。

从我们家到街上，得先经过四、五十户人家，才是街市——右边先出现的是咖啡店、药材店、黑胶唱片店、轮胎店、另一家药材店、叶锦记的点心店，再来是菜市场门口，过了菜市场，又有咖啡店、脚车店、轮胎店、咸鱼伯的玩具糖果店、另一家咖啡店，最后是蓝车头。菜市场对面有牙医张洪的诊所、还有洋服店、眼镜店、裁缝店、煤气店。拔牙诊所位于1/21路和2/38路交接处，所以2/38路也叫作拔牙路 (Jalan Dispensary）。

在21路路口，往左会去到本查拉路 (Jalan Penchala) 的工业区，往右有红车头、银行、大华戏院、回教堂、天主教堂等。

1965年，联邦大道启用，成为另一个衔接巴生和吉隆坡的主要干道；1974年，八打灵第一家购物商场再也超级市场 (Jaya Supermarket）开张；也是70年代，菜市场旁的“贪吃街”开张了。那是政府盖的美食中心，我们叫“48档”，其中“荣记杂雪”和“祺记鸡饭”至今还是旧区著名的美食。

我们在21路住到1980年，因为屋主把房子收回去才搬走。父亲以八千块从一个印度人手上买下一间非法屋，就在隔壁街2路。

那条2路（Jalan 1/2）是和火车轨道以及旧巴生路平行的，而旧巴生路和火车轨道，都是沿着巴生河建立的。如果一只小鸟从旧区上空飞过，它大概会看到地面上四条弯曲弧度几乎一模一样的平行线。

如今臭气薰天的巴生河，其实是吉隆坡开埠历史上的关键环节。1857年某一天，雪州皇族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与八十七名惠州矿工，从巴生河口沿着一百二十公里长的河流划船，最后在巴生河与鹅麦河交界处的烂泥滩上岸。这个烂泥滩后来发现锡矿，飞上枝头变成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严格来说，我们并不住在真正的2路，而是位于2路和火车轨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空地。这里没有路名，于是大家就地取材叫2路。我们搬过来的时候，高高低低的土地上，已像补丁一样盖起一间间非法屋。那时人口增加太快了，政府根本来不及建足够的房屋，对于民众随兴所致到处盖房子，他们很大方地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于是，在拥挤的吉隆坡市区找不到地方落脚的马来人、印度人、华人，纷纷退到这里。白天，他们四散于各处挥洒汗水，推动着国家的建设；夜里，他们栖身于这个没水没电的简陋木屋区。虽是非法屋，每家每户却都有门牌。门牌通常是大选前或人口普查时发的，但因为非法屋不断增建，加上木屋区的房子是“一堆堆”，不是一排排的，于是门牌总是不按牌理出牌。

比如，我们家是259号，隔壁却是261号。有时两间屋子中间忽然多塞进了一间，便得硬生生编出个“259A”的牌号。一个外人是不可能依据门牌在这里找到人，邮差也不会进来。马来西亚邮政服务并没有涵括非法木屋区。唯一邮差会送信的地方是我们家右边的包公庙。庙是有登记地址的，我们家大部分邮件都寄到庙里。

我们家在路的尽头倒数第三间，左隔邻是一户印度人，再过去是华人，再来就是旧区垃圾站。由于房子实在太过破烂，父母和群姐在我们搬进去之前，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每天去铺石灰、钉板、油漆、毒白蚁。等我们搬进去时，门牌259甚至成了2路最“文明”的住所——我们是唯一有冲厕系统的家庭，而其他住户只在厕所底下挖个洞。

那时我刚遭遇车祸，眼睛动完手术，只能躺在帆布床上休养。看着父母和群姐天天推着鸡公车来回21路和2路，把家当一件件运过去，自己完全帮不上忙，很是郁闷。搬进去的第一天，一场倾盆大雨，导致屋前大沟渠的脏水倒流进家里。那天，我的心情跟外面飘来的阵阵垃圾酸腐味一样酸。

我们的房子还不是最糟的。火车轨道另一边的木屋区，地势更低，地面像刚刚被下了几百发炮弹，不是坑洞，就是积水，而上面几乎无一例外地盖了房、住了人。

比起来，我们家简直是示范屋。父亲把房子整顿得很好。他请人在屋后挖了一口井，洗衣煮食冲凉都从井里汲水。电源比较复杂，整个木屋区唯一有电的地方是包公庙。最初，我们除了大光灯和火水灯，偶尔也发动屋外那台轰隆巨响的发电机。后来父亲做了包公庙委员，就理所当然地把庙里的电“搭”到家里。从此，每个夜里，都有包大人“照”着我们。

待續